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首先，安德鲁的方案是在一种完全不透明的情况下选出的，早已谈不上什么竞标，纯粹成了某种交易的结果。其实，把近五十年当中世界各国各种类型的建筑都算在一起，这个方案可以说是最令人惊愕的作品之一，就像彼尔法库利在象牙海岸盖的亚蒙索克大教堂，就像被称作“排污站”的巴黎郊区布衣格总部大楼。后者是由美国人凯文罗斯和约翰克郎设计的一头巨型多脚机械动物。他们俩本是非常优秀的，在63年设计过壮丽的纽约福特基金会大楼。这也是一个例子，说明曾经辉煌的人也有可能蜕变，沾染上铜臭。
安德鲁如今是否也中了同一个邪了呢？他是不是拼命想从他那飞机场的过道里走出来，给自己添加一个纯文化的标签呢？是的，就是这样。从方案那可怜的灵感就可以看得出来。想法是很简单的：一个覆盖着钛的巨型斜圆透镜(自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艺术博物馆开始的一种时髦)，四周环绕着水，与戴高乐1号机场大楼被一圈降落跑道围在中央同出一辙，然后通过底下走廊与城市连接，仍像戴高乐机场一样。
为什么偏要做这么一个容纳四个剧场外加杂七杂八功能，建设面积达十多万平方米的巨型海蜇？是出于建筑和功能上的考虑吗？不是，这是一座独立的外壳，与里面要建的厅堂没有结构上的关系，也没有造型上的关系，人们尽可以在当中任意地盖一堆房间？况且，要把它们做成什么样，图纸在哪里等等至今还是一个谜。要一定说这层钛制硬壳下面会奇迹般地出现某一种美德，也有可能，否则为什么要准备破开一个有“阴”无“阳”的巨大缺口，让过路人可以大概地瞅一眼内部的风光呢？
安德鲁的笔就这样从天空走向了奶酪，之后呢？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至少从建筑角度再没的可说了。剩下就是工程师的事情了，还得是那些闭着眼干活不爱管闲事的工程师。再就是有关的企业，为了实现法国人的大面包，不知要为自己的技术捏多少把汗。难道还非得需要了解北京或者上过巴黎美术学院以后才能意识到这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大废物吗？
误会
另外，还有这么一种说法，贝聿铭送的礼物，那个卢浮宫金字塔，当初受到那么激烈的抨击，如今不是也赢得普通称赞了吗？然而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任何一个参观过卢浮宫的人都可以体会到，“金字塔”利用自然光照明的独到之处和其入口处的妙用，尤其是它相对卢浮宫所占的很小的比例，以及为卢浮宫所提供的功能。
因此，这是一个从这座所谓的建筑物上招引出来的误会。但还有比这个误会更严重的问题。安德鲁完全了解中国建筑界的状况，他知道中国许多卓越的建筑师在今天是多么难以实现一件优秀的作品。
现在，他希望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他最初的竞争对手之一)能成为日后的合作伙伴。可是清华的建筑师们内心里却一定知道，自己将不得已跟着一起走向灾难。这种机会其实是任何一个有正确判断力的人都不会愿意利用的。
安德鲁应该清楚：中国如此大规模地摧毁旧有城市街道网络，将给无数普通的知书识字的中国人带来多么巨大的痛苦。他也知道不少中国建筑师虽努力在拆旧和保护更新之间寻找平衡，却遭到很大阻力，以至连紫禁城附近如今都受到威胁！而这也正是不少中国专家和知识分子质疑国家大剧院任务书的原因之一。况且一旦建成，那样子给人的感觉也无非是与人民大会堂毗连的另一座大会堂而已。而此时此刻，正由于安德鲁的方案，有多少民居又要被拆毁？也许他看到过却已忘记了那些写在墙上的“悲”字(译注：指隐在“拆”字后面的悲伤)。
9月7日是星期二，前来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中国文化周”的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的吴良镛主任把两个模型赠送给了法国：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一个是孔子研究院，保罗安德鲁需要花时间去认真思考一下其中的含义了。
当然，一般中国人不可能读到爱德曼的文章。中国人可能要迟到2000年1月1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才第一次得到了有关安氏方案已经在“国际竞赛”中“中选”或“现在已经算是定了”的消息。读者通过周刊记者对安德鲁的访谈，还有幸知道了安德鲁之所以提出这个方案，是因为他想起了他老师的一句话“有时，你只好不服从！”。这也就是说，他已经把国际竞赛的“竞赛文件”及其附件规定的要求完全弃之不顾了。但为之辩护的某教授在回答周刊记者时却仍然硬说“一看就是个中国的大剧院”的原则并没有错，似乎安德鲁仍然遵守了这个原则。
2000年3月8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我以扬波为笔名的《一个鸡蛋的故事 ——安氏国家大剧院方案百姓谈》，是中国报刊首次发表的一篇猛烈抨击安德鲁方案的文章。文章的立论在于追究国际竞赛规定的“三看”原则，到底还算数不算数？
说起来，一开始，我并没有关注到这件大事。从1993起年我就开始忙于由我主编的国家重点课题《中国建筑艺术史》的编撰和出版工作，1998年开始又担任了“当代中国建筑艺术展”秘书长，忙于展览工作，还是迟到2000年3月6日，只因为睡前读一点东西的习惯，随便翻翻刚好就放在枕边的《中国新闻周刊》，读到上面刊登的《世纪之蛋》以后，才第一次比较具体地知道这件大事的。其实从1998年初开始到安德鲁拿到设计权并即将开工，这件事已经进行两年多了。一旦读完这篇《世纪之蛋》，由不得就引起了我一肚子想法，睡不着，干脆爬起来，只花了一个钟头，一股作气写完了这篇文章，当晚就通过电邮，冒然寄给了中华读书报。这其实也很偶然，只因为前两天中华读书报记者曾向我约稿，因为没找到题目，当时没能答应。没想到这篇即兴之作发出以后只过了两天竟登出来了。其时我根本不知道任何“内情”，也不知道别人对安德鲁方案有什么看法，包括爱德曼的文章，也没有读过，只是就事说事，直接说出自己的感觉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