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 默（笔名扬波）
（《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8日）
全世界的篮球规则都载明，必须以手投篮才能算数。一日，某高手忽然要打破传统，想起了他老师的一句话：“有时，你只好不服从”，于是起脚来了一个漂亮的远射，球儿应声落网。球是实在踢得太漂亮了，引起了满堂采声，使得裁判组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协商是否可以判分，结果多达65％的裁判组成员决定判为有效，并且为他们的聪明裁定说了一些同样聪明的话。比如：规则是人定的，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对同一件事的理解会很不一样，所以固守规则实在是意义不大，也不太能说服谁。还有的说：是规定了要用手投，但那只是对一般人而言的，天才本不是一般人，怎么可以为了一般人就扼杀天才？又有人说：手是人体器官，脚也是人体器官，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始终并没有破坏规则！还有更妙不可言的理论：手和脚，不过只是一个“符号”，所谓符号也是在发展的，不能说手就应该永远是篮球的符号，如果我们不以发展的眼光看，就会把符号当作一个古老的东西。我们甚至现在也可以说，没准儿从此以后，脚也可能会成为篮球的一个符号的。
有人问过一位哲学家，最伟大的生活法则是什么？哲学家回答说：第一是赞成，第二是反对，但最伟大也最难做到的是第三，就是能够知道什么时候赞成，什么时候反对，而且敢于说出来。
我不是哲学家，但现在却也陷入了这种困境，对于法国人安德鲁先生做的国家大剧院方案（据称“现在已经算是定了”，已获得了业主委员会65％的赞成），到底是应该赞成还是应该反对。当然我不是业主委员会委员，人家也不需要我的赞成或反对，但既然是国家大剧院，作为这个国家的普通国民，总还有没事儿偷着赞成或偷着反对的自由，尽管或许谁（尤其是“专家”）也不会听，多半只能是“私下的”。
国家大剧院国际性设计招标竞赛一开始，招标评审委员会就定出过一些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即设计方案应该表达出：一看就是个剧院，而不是别的；第二，一看就是个中国的剧院，而不是外国的；第三，一看就是天安门旁边的剧院，而不是别处的。游戏规则定下，各国建筑师纷纷按照它献上自己的才智。倒也蹊跷，偏偏“现在已经算是定了”的方案却是那个“只好不服从”、“想打破中国的传统”的安德鲁送来的“世纪之蛋”。
这是一个置放在大水池中，犹如一个横卧着的露出一半的鸡蛋或半滴水珠似的巨大建筑，人们通过一条长长的水下透明通廊可以进到内部，里面有大小好几个剧场和音乐厅，总容纳人数可达6000多人。“水滴”的表面覆盖着玻璃和钛钢，据说日夜将闪烁着光芒（北京风大沙土多，没准儿这颗大“水滴”最后会成为一个干粪蛋）。从效果图和模型看，方案的确也是这样，光闪闪地，似乎相当新颖而充满诗意。安德鲁说：“当你要去剧院，你要进入一个梦的境地，这是我要让他们感觉得到的。你必须要为这精彩的世界有所改变。”
随后，人们得到了一大堆说法。安德鲁自己说，他虽然要打破中国传统，却仍然得到了传统的启发，如颐和园及故宫屋顶的曲线等。还说这滴水珠与人民大会堂等周围环境存在着一种什么“相异的关联”。与之合作的清华大学某先生则说：“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他对一个建筑的理解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评建筑的意义不大。因为不同的人审美角度不同，也不太能说服谁。”一下子就把一个原则问题“简化”成了一个个人好恶问题，而个人好恶是“意义不大”的。但他却又认定“一看就是个中国的大剧院”的提法并没有错，“不过它指的只是一个中国符号的问题。所谓符号也是发展的，不能说明清时代或是唐宋时代就是它的符号。如果不以发展的眼光看，就会把符号当作一个古老的东西。我们甚至现在也可以说，国家大剧院做好了，也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中国将来的符号了。所以不能以一个固定的眼光来看所谓的中国的民族形式。”他的话，与我们前面讲的关于篮球的故事简直是异曲同工。还有人认为：在天安门广场旁边出现一个“与周围根本不协调的建筑”，反而能体现北京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多元化。
我确实是被这些专家们搞糊涂了，究竟设计招标之前定下来的游戏规则是对还是错，还算不算数？这个“世纪之蛋”符合了这些规则没有，在它那里，到底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精神没有，是怎么体现的？它与环境到底是协调的，还是什么“相异的关联”，还是“根本不协调的”？对这些，象我这样虽然普通但至少也受过高等教育的国民，怎么就越听越不明白了。对我们的专家，我只要求一点，就是别来弯弯绕，该是什么就是什么，来几句实话就行了。要么你们认为“一看就是中国的，一看就是天安门旁边的”这些原则本来就不对，那就说清楚，不对在哪里，让我们也长长见识。要么你们认为这些原则没错儿，那就给我们来一个真正符合这些要求的真货。中国的就是唐宋的、明清的，我们可没那么说过。我们要的中国的国家大剧院就是中国的现代的体现出中国文化精神的国家的大剧院，这不算过分吧？你们做得出做不出是你们的事，现在做不出过几年再做也可以，但千万别给我们下套，什么“不以发展的眼光看”、“以一个固定的眼光来看”等等，加不到我们老百姓的头上。文化当真只不过是一种符号？您错了，它是一种感情，一种精神，是一颗不甘人后自强不息的高昂的头颅。反正，从这个大个儿世纪鸡蛋里，我怎么也看不出它是中国的、国家的、体现新世纪中国文化精神的，足以夸示我们子孙后代的作品。还是乔羽说得对：“有时专家最误事，太专了。”
某君谢顶，终日忧烦，一日见报载治秃秘方广告，大喜，即汇款邮购。不久收得回信：“请问您是要假发还是帽子。”据小民之见，秃顶并不可怕，不治也可，涂些药，调整内分泌，头发或许还可再生，可千万别戴上假发或帽子（尽管它们是舶来的，或许还特别可爱），就说自己不秃，反怪别人不识“符号”。
不过发这一通议论又有何用，君不见又有一位业主委员登场了，云：“整个方案还在完善过程中。因为方案还没有成熟，所以我们还不准备往外宣传。”什么时候宣传（注意，只是宣传，并不是要听听老百姓的意见），要待方案成熟；什么时候成熟，对不起，无可奉告，可以告诉人们的只是：2000年4月1日开工。
然后，媒体就不断传出安氏方案在国际竞赛中“中标”、“中选”、“胜出”的报道，安德鲁和业主委员会则或者默认，或者自己也这么说，或者用诸如第二轮方案竞赛的“修改”这样的语言，把安氏方案与国际竞赛活动硬拉到了一起。
以后的争论证明，焦点在于安氏方案的大穹顶。2000年3月，在美国哈佛大学举办的亚洲二十一世纪现代建筑研讨会上，安德鲁在回答大穹顶的妙用时说：“北京要下雨嘛！”。问到为什么一定要把四个剧院用一个大顶盖住，他说：“是他们（指中国领导人）要这样的，他们喜欢这样。”
2000年4月1日预定举行隆重的开工典礼，事先进行了大量宣传，但却未加解释地被临时取消了。网上则出现了一篇可能是某报记者写的贴子《今天国家大剧院和大家开了一个愚人节玩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