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黄寺来历

    出德胜门沿德外大街往北走，马路右侧有一条由西向东延伸的宽阔街道，在这条街道的北侧，至今保存着一座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的寺院，这就是为北京人所熟知的黄寺（1979年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所在地），而这条街道因建有这座寺院也被称之为“黄寺大街”。

　　这座黄寺修建于1723年（雍正元年），当时称之为西黄寺。因为在西黄寺之东，早在清顺治年间就建有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称之为东黄寺，因此清人常常把这两座寺院叫做“双黄寺”。

　　据清代《日下旧闻考》记载，东黄寺是顺治八年（1651年）在安定门外镶黄旗教场北普静禅林的旧址“奉敕”兴建的。四十多年后，康熙帝曾巡视到这里，见寺院年久失修，“栋宇倾颓”，遂发内帑，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加以重修。据说康熙帝为这座寺庙的正殿题写了“大乘宝殿”的匾额，还为殿内题写了一副对联：“梵香馥郁吉云凝，象教西传净业；宝相庄严华月印，雁堂北护黄圆。”正殿之前有东、西两座碑亭，东面的碑文是顺治八年一位大学士写的；西面的碑文是康熙亲撰的《圣祖皇帝重修东黄寺碑记》，碑的背面还刻有康熙帝的“御制诗”。

　　东黄寺解放后仍然保留，据说在“十年浩劫”中才被拆毁，所以昔日的“双黄寺”现在只有西黄寺保存下来。

　　提起东黄寺的修建，人们自然会联想起西藏黄教领袖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措来京朝觐的一段史话，因为东黄寺这座喇嘛教寺院，就是顺治帝专门为接待达赖五世来京朝觐时所准备的“驻锡之所”。

　　清朝统治者与西藏喇嘛教的联系并非始自顺治年间。早在清朝入关以前，皇太极于1639年（清崇德四年）便派出专使前往西藏“延致高僧”来清朝传播佛教，差不多与清朝派使前往西藏的同时，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与当时西藏黄教领袖达赖五世、班禅四世共同商定派出以伊拉古克三为首的代表团前往盛京（今沈阳），与清朝联系。伊拉古克三代表团于1642年（崇德七年）到达盛京，受到清朝的隆重接待，皇太极“亲率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之”。在盛京期间，代表团受到优厚的待遇，皇太极“赐宴于崇政殿，乃命八旗诸王、贝勒各具宴，每五日一宴之，凡八阅月”。皇太极为进一步拉拢在青藏地区具有雄厚实力的顾实汗，并想借助达赖五世与班禅四世在蒙藏地区的宗教影响在伊拉古克三代表团返回西藏时，派出了察干格隆等随同赴藏，以加强清朝与西藏地方的联系。1644年清朝入关定都北京后，这时西藏黄教集团在顾实汗的支持下，击败了反对黄教的各派势力而取得优势。清政府为进一步利用黄

　　教集团在蒙藏地区的影响，自1644年（顺治元年）至1651年（顺治八年）间，几乎每年都派遣使者前往西藏，召达赖喇嘛来京朝见。东黄寺正是在1651年（顺治八年）达赖五世来京前兴建的。

　　达赖五世于1652年（顺治九年）初在清朝官员陪同下前来北京，路上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1653年1月14日（顺治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南苑，与正在那里“狩猎”的顺治帝会见。顺治帝在接见时对达赖五世以殊礼相待，“赐坐，赐宴”。同年2月8日和13日（顺治十年正月十一日、十六日）顺治帝又两次在太和殿设宴款待达赖五世，并“赐金器、锦缎、鞍马等物”。达赖五世在京期间，一直居住在早为他建造的东黄寺里。

　　达赖五世在东黄寺住了两个多月之后，便以“此地水土不宜，身既病，从人亦病”为由“请告归”。顺治帝同意了他返归西藏的请求，在太和殿设宴给他饯行，并赐以“鞍马、金银、珠玉、缎匹等物”，临行前，郑亲王济尔哈朗、礼部尚书觉罗郎球又在清河设宴为他饯行，然后由和硕承亲王硬塞等官员护送达赖五世一行启程返藏。

　　达赖五世归藏途中暂住代噶地方时，顺治帝派出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携带满、蒙、藏、汉四种文字的金册、金印赶到代噶，封达赖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赤喇坦达赖喇嘛”。从此，清朝中央政府正式确认了达赖喇嘛在蒙藏地区的宗教领袖地位。1653年6月5日（顺治十年五月初十）达赖五世一行由代噶启程返藏。至此，达赖五世作为藏传佛教的领袖完成了他对清朝政府朝觐的全部过程。

　　清政府在册封达赖五世的同时，还派使臣去西藏，给当时统治西藏的顾实汗送去以汉、满、蒙三种文字写成的金册、金印，册封他“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正式承认他在西藏的实际统治权力。

　　东黄寺的兴建与达赖五世来京，对清初早已皈依黄教的蒙、藏民族来说，产生了极大的政治与宗教的吸引力。此后，来京朝觐的蒙族贵族与僧俗群众不断增多，且多居于东黄寺中。正如乾隆帝在后来重修西黄寺碑文中所说：“达赖喇嘛（指达赖五世）在国初导诸藩倾心归命，其功最巨。至顺治九年来朝京师，特颁册印，综理黄教，并肇建斯寺（指东黄寺），为驻锡之所。嗣是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间岁奉贡遣使，而蒙古喀尔喀各部之以番觐至者，靡不知所向方，和南皈仰。”后来随着来京的蒙藏民族人数的增多，在东黄寺之东，又兴建了“蒙古包馆”，供其居住，因而使这里形成了一条“市廛栉比、屋瓦鳞次”的少数民族居住的繁华街道，现在的安定门外“外馆斜街”就是这一街道的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