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8年秋天安德鲁的方案通过以后，反对的声音一直存在，主要是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建一个国家大剧院是不是一定要有中国特色，还是主要是……突破——概念上的突破。因为像安德鲁的方案是很突破的，他是一个很新的概念……还是应该在中国的首都建一个有地标性的建筑，需要遵循中国的传统，中国的特色。”
——凤凰卫视
院士上书以后，领衔签名的院士何祚庥接受了记者蔡卫民的访谈，补充了他对安氏方案的意见。
何祚庥称国家大剧院设计存在四大缺陷
（《长江日报》2000年7月14日）
……何祚庥院士告诉记者，“安德鲁的设计……本质上存在很大缺陷，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与周围人文环境不协调。
天安门一带，政治气氛十分浓厚，建筑不仅大气磅礴，而且传统文化气息很浓。如今，一个所谓的带有明显浪漫和反叛色彩、造型新颖前卫、构思独特、四面水池环绕、中心为透明椭球体的建筑插进来，一下子就把原来的文化氛围破坏了，显得过轻过浮。更重要的是，这个典型的西方玩意儿，对中国人来说可能会觉得新颖特别，而在外国人看来则是过时的。
伟大的建筑应该不露痕迹地融入于周围环境，既能让人眼前一亮，又不觉得孤立突兀，这是建筑方案的起码要求。
二、设计本身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何祚庥说：“安德鲁的设计方案过于看重形式上的奇突，恰恰疏忽了安全要素。在这个延伸到地下有七八层楼深的剧院里，一旦发生问题，人员极难疏散。而其设计中，地面上压着重重的水，一旦发生渗漏或坍塌，后果不堪设想。”
三、设计没有考虑到北京的气候环境。
有媒体曾评价中国大剧院的地面部分是一颗晶莹剔透的巨大珍珠，而北京是一个多沙地区，安德鲁设计的“珍珠”，直径达218米，被蒙上一层灰沙后，遇雨势必会成一个大花脸。218米直径的“珍珠”如何清扫？很可能后面的还没擦掉，前面的花脸又出现了。
四、造成财力和资源的巨大浪费。
何祚庥告诉记者，国家大剧院原来的资金预算只有20多亿，而根据安德鲁的设计，最后的投资要达到50个亿。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数目可谓是巨大的。6000个座位的大剧院，将50亿分摊到每一个座位上，平均每个座位造价高达80多万元人民币。
何祚庥还说，任何一个剧院都是尽可能地方便剧团搬运道具，而安德鲁设计的迷宫一样的大剧院，恰恰做不到这一点。到时候，道具的搬运肯定又会带来大量人力财力的浪费。”
长江日报透露，在李岚清副总理来到两院院士会上看望大家的那天，才把上书文本分别交给了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和工程院院长宋健，两位院长当即表态：一定送到。
何祚庥表示：“我们联名上书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引起中央的重视，重新审定设计方案，并将方案公开让全国的建筑专家进一步论证。”
何祚庥还说，现在建国家大剧院，管理、经营的问题没法解决。解决其效益最好的办法是按市场法则运行，如果不搞补贴，票价会太高。现在地铁补贴、大白菜补贴都在取消之列，凭什么看戏要补贴呢？假如实行半补贴，国家的投入不回收，只回收日常管理费用，其票价仍然低不了，实际上半补贴就是补给了少数有钱的人，这补贴就更不妥了。外国的大剧院完全按市场运作，因为他们的经济富裕。所以，我不是反对建国家大剧院，只是希望推迟建设。
对于这些上书，安德鲁在香港《南华早报》上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回答，声称中国建筑师对他的方案的批评是“基于一种对变化的盲目抵制，或者出于嫉妒心理……出于恶意或人性的弱点”、“仇外情绪”、“建筑家们担忧失去……修建项目的控制权”、“故意地要挑起争端”；声言“今天每个人都同意，没有艾菲尔铁塔和卢浮宫的金字塔，巴黎就不能称之为巴黎了”，其潜台词就是“没有我的大鸡蛋，北京将来就不能再称之为北京了”。安德鲁还说“不让一个城市及其居民享有新的纪念碑式的建筑是没有一个国家做过的事情，除非是处于极度的萧条时期。”意思就是：若不盖我的大鸡蛋就算是你们承认自己是穷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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