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元号里制弓人

    作为运动项目，人们通常见到的是比赛用的弓箭，但中国的传统弓箭，能见识的机会就极少了，更别说传统弓箭的制作了，如今在国内，依然严格按照传统工艺制作中国弓箭的，据我所知恐怕就只有1个人了。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海霞老师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位于水务局宿舍内的“聚元号弓箭铺”，见到了“聚元号”今天的掌门人杨福喜。

　　在他不大的工作室兼卧室里，满满当当都是弓箭的天地。架子上摆着弓和箭，墙上挂着弩、这边堆满工具的工作台、那边是烤弓用的煤气灶，有些材料实在放不下，就只能塞在后面那一个人勉强能睡觉的“卧室”里。

　　关于弓箭的历史，在常秉义编著的《中国古代发明》中这样论述：“根据考古发掘的实物证明，我国早在2万年前就出现了弓箭。在山西的原平峙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发现有加工精致的石箭镞，是用很薄的长石片制成，尖端锋利，器身的两端也十分锋利。”

　　今天的东四十字路口西南角，历史上是一座弓箭大院。弓箭大院至少在明朝就已建立，而明朝时这里已有40多家制作、经营弓箭的店铺，生意也十分兴隆。随着火药的发明、枪炮的使用，弓箭等冷兵器的地位逐渐缩小。到了清朝，弓箭大院的弓箭铺还剩17家。当年这里是皇家御地，禁止任何闲杂人员入内。大院设有两个大门，一个在东四南大街清真寺边上，称南大门。一个在猪市大街上，称北大门，两个大门各有更房及护卫。弓箭大院内部由横3条、竖3条胡同构成，形成棋盘式建筑格局。这“张”大“棋盘”将“聚元”、“天元”、“广生”、“隆生”、“全顺斋”、“天顺成”、“德纪兴”等弓箭铺分成17家。这17家弓箭铺又是皇家御用兵工厂，隶属朝廷造币处管理，做出的弓箭均上缴兵部、礼部、户部等，不得外卖。生活上由宫中定时按人数发放钱粮，所以从业者地位虽不很高，但其待遇却极丰厚，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杨福喜的祖父杨瑞林是镶蓝旗人，祖辈生活在弓箭大院。由于从事弓箭手艺的父亲去世太早，他18岁时就在堂兄的“全顺斋弓箭铺”里学手艺。由于生活的需要，再加上聪明好学，很快成了堂兄的得力助手。后来离开了堂兄的铺子，一直喜爱弓箭手艺的杨瑞林，产生了建立自己弓箭铺的想法，他相信，凭自己的手艺，再能有个铺子，不出几年，肯定能把买卖做得像模像样的。

　　就在杨瑞林在东安市场摆水果摊子时，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来临了，弓箭大院“聚元号”的一个老伙计来到杨瑞林面前。这个多年的老朋友，带来了一个喜讯：由于“聚元号”经营不善，现已无法维持，店掌柜决定将铺面变卖。

　　弓箭大院的“聚元号”是个历史悠久的老铺面，到今天已是第7代传人。由于朝廷的供养，店掌柜小王夫妇一直过着富裕的生活。平时衣食无忧，所以精力就都集中在吃、喝、玩、乐上，最后竟到了卖掉铺面的地步，并开出了40块大洋的价钱。40块大洋对于卖果品的杨瑞林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数目。最后，妻子想到了让哥哥、杨瑞林的大舅子冯瑞祥帮忙。

　　冯瑞祥从小就给肃亲王当书童，不但学到了很多东西，还熟读了兵书战册。离开王府，凭着本事在军队里提升很快。收到求助信，冯瑞祥对这件事特重视，不仅从东北派副官亲自把钱送了过来，而且还帮助杨瑞林夫妻，把交接铺面的一系列事情全部处理完毕。

　　接过了“聚元号”，多年的梦想实现了，这回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大干一番了。另外，杨瑞林盘下铺面后，他接到的是朝廷发下的最后一次银子，今后的生活，就全凭自己的本事闯练了。凭着多年在弓箭行的经验，又经过反复思考，杨瑞林决定增加经营品种，在原来只卖弓箭的基础上，再增加弩弓、旦弩、袖箭、匣箭、箭枪等品种，使经营面扩大、将买卖做活。杨瑞林还找来原“聚元号”留下来的两个老伙计。两个伙计中，一个是前清的老秀才，名叫沈六，手底下白活（做弓）是出类拔萃。另一个老伙计名叫周纪攀，他的画活（为弓做装饰）在弓箭大院里也是数一数二。仨人齐心合力，“聚元号”的名声也从此越叫越响。

　　渡过了创业初期的难关，“聚元号”开始了平稳的发展。可就在他们准备把买卖做得更大的时候，日本军队占领了北京。国家被侵略、人民受摧残，在日军的铁蹄下，老百姓的生活根本没有保证，这时期，“聚元号”也是入不敷出，几乎到了不能维持的地步。就在杨瑞林为生活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又得到了一个好心人的帮助。在北京，他有一个朋友，在贵族女子学校当老师。可巧，这位老师在学校组织了一支射箭队，射箭队使用的弓箭，全部由老师介绍到“聚元号”购买。这一笔不小的买卖，当时可给杨瑞林解了燃眉之急。之后，每当杨瑞林生活出现困难，这位老师都会伸出援助之手，这回送来2袋面、下回送来3袋米。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聚元号”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杨瑞林夫妇生有2子1女，女儿英年早逝，长子很早就成了父亲的得力助手，家中的大事小情都参与；次子杨文通一直跟随在父母身边，小时候因没钱上学，就一直在父亲身边学习弓箭手艺，心灵手巧的他，干出活儿来特别漂亮。

　　解放后，“聚元号”经营达到了鼎盛。

　　1951年，一个英国客户在“聚元号”订购一批弓箭。做好后按行内规矩，将未上弦的弓和弦，一同寄到了英国。谁也没想到，就在弓箭寄出一段时间后，天津海关给“聚元号”发来传票。原来，英国客户诉“聚元号”寄去的弓没有上弦，无法使用。接到传票，大家对对方的无知感到可笑。年轻气盛的杨文通自告奋勇要前去理论一番。他当即带上家伙，坐车直奔天津。为了民族的利益和自尊，杨文通在法庭上毫无畏惧、据理力争。他当着各方人员，用了一个漂亮的“回头望月”，眨眼之间，弦便被上到了弓上，经过试射，性能非常好。而他变魔术一般的动作，得到在场人员的一阵掌声。那几个英国人，也急忙站起身来，向杨文通鞠躬表示歉意。

　　1958年北京搞起了“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为了打麻雀，不少人拥到“聚元号”买弩弓。现成的弩弓卖完了，没买着的都着急地等在门口不愿走，这边刚下料，那边就交钱，刷漆和装饰一概来不急了。为了把活儿赶出去，全家老少齐上阵，连喝水、吃饭都顾不上了。

　　国家实行公私合营，“聚元号”并入了一个几十人的“体育用品合作联社”，不久杨瑞林便退了休。此后，杨文通带领着家人，将“聚元号”关于弓箭的技术、材料、销路，一同带入合作联社。

　　有一天，已是厂里顶梁柱的杨文通正在车间里忙，厂长急匆匆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为“上级领导”制作一张弓。杨先生从家里拿来上好的材料，精心做出弓胎，然后选出弹力最大的牛角片，勒在弓上，铺筋、烤弯儿时，热得汗流浃背，也全然不顾，还是一遍遍加工、一遍遍测量，直到自己感觉挺“地道”时，才停下来歇一歇。白活做完了，又在弓的正反两面画上了蝙蝠、粘上了花朵，并用传统画法画上了祝福的文字。历时40天，饱含心血的弓做完了。后来厂长告诉他：“你做的弓已经交到毛主席手里了，毛主席非常喜欢。”听到厂长的话，杨先生激动地望着厂长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过后，毛主席送来的钱杨先生没要，而是买了糖让全厂工人一同分享这幸福与光荣。

　　“文革”开始弓箭不能做了，厂子里杨家的8口都改了行，做起了乒乓球拍子、象棋、羽毛球。看到这种情况，杨先生非常失望，毅然离开了体育用品厂，另找个单位做起了木工。辗转了几处后，进了市水利局，多年后从这里退了休。

　　在杨文通夫妇几十年坎坷生活中，引以自豪与欣慰的是3个儿子已在磨练中长大成人，并已各自成家、生活安稳。更让他们满足的，是那小儿子杨福喜从小到大，就好那弓箭。

　　杨福喜最小，也最聪明。聪明淘气的小福喜很爱玩儿，六七岁时就拿着爷爷给的小弓箭，和伙伴们来到邻家的后门，你拉弓、我射箭，玩儿起了射靶子的游戏。要说你不服也不行，让小家伙儿们佩服的是，每次“射箭比赛”，福喜哥总是得第一。

　　上中学后，杨福喜射箭玩儿的少了，帮家里干活多了。几年下来，就提前“出师”啦。没过几年，全家搬到南池子大街。在一次大扫除的时候，父亲从床下拽出一个工具箱，从里面找出雕翎、牛角等材料，并指着2个锛子对杨福喜说：“这2个锛子做弓时很好用。一个是你大爷的、一个是我的，这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父亲的话杨福喜深深记在心里，并且有了自己的打算：锛子和弓箭都是传家宝，长大以后我也要学会做弓箭，把这些宝贝留下来。长大后杨福喜进了化工二厂。

　　进入90年代末，父亲就快退休了，出于怀念精心修复了2张弓，并把杨福喜叫到面前，一步不落地向杨福喜讲述了制弓工艺。此时，杨福喜不仅更加热爱传统弓箭，而且想得更多更远。因为除“聚元号”外，16家弓箭铺的手艺均已失传，而“聚元号”第9代传人，也只有父亲一位了。

　　杨福喜在工厂的第13个年头，厂内实行改革、人员进行调整。此时，杨福喜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工厂。对他来说，实在不愿离开工作岗位，但现在，传统弓箭手艺的继承已经比任何事都重要了，他下了决心，一定要把家族的手艺继承下来，将“聚元号”重新振兴。

　　1998年初，《北京晚报》刊登一条消息，说的是西山有一射箭场在活动。看到这条消息，杨福喜便和父亲及两个堂兄赶到八大处。几人来到射箭场，与这里的体委干部见了面。这位干部听说他们是传统弓箭世家，格外重视，使杨家一行备受鼓舞，下定了恢复“聚元号”的决心。于是杨福喜借来了房子、补充了材料，经过一番准备，6月6日这天与父亲一起，把摘下来40年的“聚元号”牌匾，重新挂了起来。

　　几经周折，杨福喜开始了新一轮的艰苦创业。做弓箭需要材料，其中雕翎、牛角等已经很难找到了。就拿竹子来说，听说刘家窑有卖的，杨福喜就骑上自行车跑了过去，可转了3圈又转到了马驹桥。从马驹桥又骑上车，先到旧宫、再到廊坊，又往通州扎了下去。最后甭说竹子，就连竹劈儿都没找着。在家歇了两天，他出了永定门直接奔了南苑，路过南苑机场时，路边的大爷告诉他，卖竹子的地方在西红门。当他紧蹬慢蹬来到西红门路口时，跳下车来还问哪儿卖竹子呢，人家笑着说，你对面不就是卖竹子的吗。

　　父亲手中的弓箭接过来了，家族的手艺继承下来了，随着时间的推进，做出的弓箭越来越多。可就是因为信息不畅、无人知晓，一件件工艺品躺在屋里睡大觉。就在杨福喜苦恼时，他认识了中国射箭队总教练徐开才，而徐老师又把香港的谢肃方带到了“聚元号”。两位研究弓箭的专家，不仅与杨福喜探讨了传统弓箭的各方面问题，而且还购买了弓箭，为杨福喜解决了大问题，并成了最好的朋友。另外，一位高校研究生将杨福喜及家族的事发在网上，也为他带来了很多朋友。这样，不仅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弓箭的初衷达到了，那些睡觉的弓箭也都被爱好者们一抢而空了。大家对杨先生精湛的手艺佩服不已，同时盼望他做出更多的弓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