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15日，国家大剧院可行性研究报告被批准。但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停息，而且向着更深层更理性的方向发展，深入的分析式文章越来越多。2001年5月，《城市规划》第5期刊发了“建筑历史、文物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者关于国家大剧院的上书”，是有关国家大剧院的第三封上书，再次将关于国家大剧院的辩论推向高潮。
真理越辩越明
在“可行性评估”的会上和会下，争论已经白热化了，甚至安德鲁的辩护方有人竟大有将一场纯粹的学术争论引向政治争论之势。评估会最后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再次肯定了安氏方案，凡参加会议者，投票权人人有份，好象每个人都有资格对这个纯属建筑专业的大问题拥有决定的资格。但建筑专家组的表决，安氏方案仍然没有获得多数通过。
我所说的这次舌战，是从2000年8月10日至14日在北京展开的一次由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总公司主持的会议，有人将其称为“可行性评估”。据说邀请了四十多人参加，名单都是这家公司确定的，其中建筑界十二位，其他各界包括演艺界和技术界占绝大多数。
《生活时报》在会议开始的当天发表了记者的文章，某种程度上展现了正反双方的观点，虽然对反方观点陈述得并不充分也不完全确切。
各路专家昨聚京城 舌战国家大剧院
记者单三娅、杨光
（《生活时报》2000年8月10日）
……据悉，安德鲁方案出台之后，在建筑学、美学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直至现在，仍有两种意见各不相让。分歧的主要之处在于，赞成者认为，这个设计很有新意，表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胸怀；它的形体不张扬，与天安门广场其他建筑可以和谐地并存。反对者认为，这个设计耗资巨大，清洁保养难度大，与周围建筑不协调，应由中国建筑师来设计。
记者今天采访了几位持正反两种意见的专家学者。
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吴焕加说：“我投安德鲁的设计方案一票。他的设计第一个突出之点是创新而非袭旧，与世界建筑史上所有定型的建筑样式没有任何瓜葛，在天安门广场一带是新建筑，在全世界同类建筑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个设计从外面看像椭圆形的大壳体，表层是玻璃和钛金属，光滑闪亮，浑然一体，这个形体和这种材质，像是科幻影片中的宇宙飞船，令人想到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它向世人传达了一个信息，我们没有在历史成就面前止步，我们面向未来，这正是中国人今天的时代精神。”吴教授说，“有人认为把这样一个建筑物放在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近旁太扎眼。我以为不会。因为它从长安街的路边向后撤退了120米，周围是大片水池，‘宛在水中央’。入口广场的两边靠长安街的地方是广阔的绿地，树木长成以后，将成为剧院与长安街之间的隔离带。剧院本身相当大的部分放到地下，降低了建筑物的高度，又没有雄伟惹眼的大门，它的入口在地平线下，如此这般，这个剧院不会很显眼，要走到它的面前，才会从树隙中依稀看到它的身影。隐退、掩映、藏而不露，本是中国传统造园艺术的手法，现在被用到这个二十一世纪的建筑上来了，加上形体的简洁和低姿态，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天安门前新老建筑之间的冲突感。另外，它采用了容易与别的形体配合的简朴紧凑的圆弧形体和中性的建筑样式。多棱多角、伸胳膊伸腿的建筑体形难于同左邻右舍共处，而圆形、椭圆形比较圆通，容易加入到别的形体之中去。将要建造的国家大剧院属于所谓高技派，是当代建筑中的一种国际现象。有人认为新的国家大剧院与天安门广场上的原有建筑在样式和风格上不和谐。我认为和谐分单纯齐一的和谐与多样统一的和谐。单纯齐一是形式美的初级法则，多样统一是高级的也是更普遍的美的法则。天安门城楼是明朝传下来的，人民大会堂是1959年落成的，国家大剧院是二十一世纪的建筑，时间间隔这么远，功能和性质差别那么大，它们之间不可能出现单纯齐一的和谐，只能寻求变化统一的效果。安德鲁显然知道这一点，为使新建大剧院成为天安门广场建筑群整体中一个有组织性的分子，他下了不少功夫。”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认为：“持反对意见的一个主要理由是这个设计与古都风貌特别是与天安门周围‘不协调’。不协调其实可以是一种更具特殊意味的美。君不见北京北海白塔和阜内大街妙应寺白塔，都是南亚的舶来品，与中国传统古塔大异其趣，但是他们成了当时中国统治者的一种追求(妙应寺白塔还特请尼泊尔匠师阿尼哥来设计)，而且历来成为古都北京一道绝妙的点缀。巴黎城内那极为协调的建筑群中硬是嵌进了一座极不协调的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柏林市中心有名的纪念教堂被炸残躯旁边竖起一座直筒式的新教堂……这些人类智慧的产物，如今都被认为是为所在城市锦上添花，而没有成为‘害城之马’。‘协调’，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迁就已有的周边环境，在形式、风格、体量、色调等方面与之接近；另一种是尊重周边现有建筑的存在，自立门户，与它们不争、不比、不挤，和睦相处。现在安德鲁这个造型，没有任何棱角，不与任何建筑物试比高低而可以相容，是个平和的存在。而且它躲在一个园林里，甚至足不出户(四周都是水！)，真个是与世无争。这样它就与长安街和天安门的整体美学风格——疏朗——取得了和谐。”
持不同意见的加拿大籍华裔建筑师彭培根认为：“安德鲁的设计是绝对的形式主义。最美的建筑有三项先决条件：功能实际、紧凑、好用，交通动线分工明确、流畅，基本结构和装饰的建筑造价符合项目的身份而得体。如果我们以这三个条件来检验安德鲁设计方案，那就一条都不适合。此方案有一个无用的大圆穹，浪费了大量的建材和空间，交通动线更是糟透了。”他说，在我们的行为记忆中，进入一个大型公共建筑物马上向下走只有四种情况：第一是到地铁站；第二是到人防；第三是到陵墓；第四是去夜总会和酒吧。而且从水中的玻璃通道进入一个建筑物只有水族馆的记忆，所以安德鲁最得意的入口，从行为学的逻辑看，没有一条和歌剧院的功能行为记忆相称。而且，观众厅在地下7—10米，相当于3、4层楼，有紧急情况时尽管也有逃生之路，但要比从地面直接逃生多好几倍时间。”他说：“这个设计方案与我国国情不符。目前我国只有世界8％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美国的1／4，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比美国林肯中心还要贵4倍的世界最贵的大剧院？”
彭教授认为，迷信西方“未来派”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自己的认识和信心不够。……我们为什么要迷信外国建筑师？让有三四十年经验的中国建筑师，去替从来没有做过歌剧院设计的桥梁工程师当下手，这就好比少林寺来的武林高手为西方拳击师当跟班一样，本末倒置，丢尽民族尊严。
一份综合了百余名专家意见的文件表明，他们认为，安德鲁初步设计的建筑面积已从设计任务书规定的12万平方米膨胀到了25万平方米，土建造价据估算达35亿，如加上舞台设备等，费用将达45亿以上，这是严重的超面积、超预算。巨型壳体的顶端已高达45米，仍然不能满足舞台上部高度的需要，设计者就把舞台和观众厅往地下压，造成舞台台面的高程为地下7米，基础深达24.5米。这样就必须挖一个很深的大坑；由于没有余地可以放坡，必须构筑厚度为1.5米、深达40米的钢筋混凝土连续墙，这是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耗费。不仅如此，在功能上也造成种种困难。例如，按现在出入通道的布局，观众需先往地下走，再往上走，再往下走，才能进入剧场。
另外，长218米、宽146米、高46米、厚3米的大圆壳，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十分昂贵。这样高大的屋顶，如果发生损坏、裂缝，修理和维护也是很大的困难。北京风沙尘土大，刮风则尘土覆盖，下雨下雪则水渍泥痕满身，大圆弧建筑又难于清扫。冬天为防止结冰，池水要放掉，剧场四周的湖面将成为无水的“水池”。这样，这个大圆壳的建筑就成不了法国报刊所赞扬的湖中心的“晶莹剔透的建筑物”。
次日，法国人华新民以赵蓉为笔名在新浪网贴出文章，针对《光明日报》2000年5月19日发表的《安德鲁：我为什么这样设计中国国家大剧院——专访法国国家建筑师保罗?安德鲁》一文提出了反对意见。
散文作家华新民（凯瑟琳娜）女士有着四分之三的法国血统和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虽拥有法国国籍，却一直在北京长大，热爱中国文化并一直把中国当作祖国。她的直言不讳，更令人印象深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