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专家舌战国家大剧院
（《南方日报》2000年8月17日）
100多位专家联名上书有关部门要求重新论证的国家大剧院方案，于8月10日进入了为期五天的可行性评估阶段。评估会由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主持，40多位专家参与讨论，其中有建筑专家12人（据说同意和反对安德鲁方案的各占一半），会议围绕着建筑、工程、声学、舞台等各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提出了各类修改意见，预计将会在一个多月后作出总的评估意见递交有关部门。这次评估结束后，记者采访了一些相关的专家。
有专家对国家大剧院进行了全新的设想，比如国家大剧院方案评委会主席吴良镛先生提出，在现在的平面内建筑四个小剧院，中间有走廊连接。也就是说，根本否定了安德鲁原有的方案。舞台艺术专家李畅先生认为，盖一个国家大剧院不容易，一定要盖个一流的，弄个二三流的就没意思了。对于这次参加再次审议，李畅先生非常谦虚地表示，作为一个舞台艺术家，对建筑的外观是没有过多的发言权的，现有的方案，他认为，经过修改后，应该是可以安装合格的舞台机械的。
第一任北京建筑设计院院长、被称为国家级专家的沈勃老先生，鲜明地向记者表明他的反对意见：首先，这次审议的人员组成，舞蹈、戏剧、音乐方面的专家和建筑学家成五五开（编注：实际不是五五开，建筑专家只占很小的比例），前者是建筑学的外行，从可以理解的角度出发，他们当然是希望尽快多个表演的舞台，他们的赞成票从建筑科学的角度出发的因素较少。沈先生认为，这样得出的结论是不科学的。据参加审议的人员透露，最后由主办方做的结论性发言有这样的话语：我个人是赞同安德鲁的方案的，搞了这么长的时间，费了很多精力，就这样吧！沈先生对这样的因果关系表示更不可理解。
据悉，这次为期五天的审议，邀请的专家仅限于内地，外国及港、台地区的专家不在此列。
与会场上激烈的争论相比，会外的激辩也是相当热烈，各种观点针锋相对。（下略）
争论已经白热化了，甚至安德鲁的辩护方有人竟喊出了“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大有将一场纯粹的学术争论引向政治争论之势。评估会最后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再次肯定了安氏方案。凡参加会议者，不管你只是一位歌星，还是影星、舞星，或者只是一名某一具体领域比如上下水道设计的技术专家，投票权皆人人有份，好象每个人都有资格对这个纯属建筑专业的大问题拥有决策的资格。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前院长沈勃老先生当场就对这种决策方式提出了异议，但未被置理。这次建筑师的投票（尽管人们对这份由这家咨询公司确定的建筑师名单到底是如何选定的，仍存在疑问），无独有偶，仍然是一半对一半。
似乎是对批评的公开答覆，燥狂成性的安德鲁很快在《南方周末》发表了《我不会“让”它被修改》的文章。
安德鲁：我不会“让”它被修改
（《南方周末》2000年8月17日）
鉴于近日有一百多位专家联名上书有关部门，对安德鲁的方案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要求重新论证国家大剧院一事，记者于上周通过电子邮件，请安德鲁先生回答了人们所关心的几个问题。
问：你是否了解对你的设计的批评？是否现在感到压力很大？
答：我相信我很了解针对这些设计的反对意见，特别是通过媒介。我当然非常重视这些反对意见。它们中间有一些是出于善意，可能会有助于工程的完善，其他的一些除了更坚定我的想法以外，就不会有什么别的影响。没有任何一个意见对我的压力能够超过我对自己的压力，这个压力也超过了其他任何的压力。一个建筑设计师，如果同时是一个艺术家的话，对他自己的工作应当是最挑剔的。
问：对你的批评很重要的一点集中在造价上。据报道说造价高达47亿元人民币，超过原报价三倍以上。有批评指责你故意压低报价以赢得方案招标，你如何回应这种指责？
答：我并没有低估造价以赢得合同。请仔细查看最近在北京出版的有关方案竞赛的文件，你会发现所有进入决赛圈的方案都有着相同的面积和大致相同的体量。如果我没搞错的话，他们都作出了大致相同的估价。
我们的确曾经在初步设计过程中，与我们的委托人一起，增加了一些额外的设施，导致面积和建设费用增加了20％。但是这个改动未被认可，所以我们被要求设法控制在原方案的数字以内。我们通过合理协调所有的辅助空间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没有改动主要设施。
工程的预计成本现在又回到了30亿元，包括了所有的支出和费用。有过大型工程经验的人都知道，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在很多时候，人们一开始会投入过多的热情与梦想，接下来再进行测算和修正。
问：有人指责你的带未来色彩的方案是对中国建筑艺术的侮辱，说你的设计与大剧院周围的环境极不协调，你如何看待这一点？
答：我认为恰好相反。这些指责也曾多次被用来猛烈攻击任何一座新的重要建筑：悉尼歌剧院、蓬皮杜文化中心、卢浮宫的金字塔型入口，等等。创新从来就意味着打破传统秩序，直面未来和变化。总会有些人喜欢回到过去而忽略变革的需要。我不赞同这种观点，但我愿意尊重并讨论它。关于大剧院与周围建筑的关系的问题，为了能使其与周围的环境更加和谐，我是竞赛中唯一一个冒风险在竞赛的某一阶段提议改变大剧院位置的人。目的在于使其与人民大会堂具备一种古典的和谐，同时留出更多的园林给常来留连的公众。在我之后，另外两个参赛者也这样作了。我将其看作是我对城区结构所作贡献的一个证据。我想没有人会反对这些园林，以及将来通过增加植被来扩大它的可能性，也没人会反对将来某一天在天安门东侧将这个对称性的位置更大范围地开放给公众。
从建筑学意义上讲，我觉得大剧院将和人民大会堂形成一种古典的抒情性的对应结构，即反向的冲突。一座具有醒目的完全由直线构成的、新古典主义的正面（Facade），另一座则没有，而仅有一座几乎完全由曲线构成的穹顶。它们之间会有一个对话，并且各自表述其时间和功能。大剧院将表露一种宁静和神秘，一种“非紫禁”的神秘，因为它将开放给公众，给他们提供一个新的社交场所，一种新的城市观。不和谐？不。它是新的，就像建筑之外的其他领域一样。
但最终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建筑品质的问题。建筑品质与风格毫无关系。风格仅仅是一种排序或者对以往成就分类的方式，它们不会告诉你关于未来和创造的任何东西。建筑的品质如同所有艺术的品质一样，可能很难用文字表述。它是一个公众与建筑之间的空间及情感关系的问题。它如此深植于我们内心，当提到它时，我们仅能极其谦虚和谨慎。作为一个创作者，我只能说：我相信它将达成它的目的，给中国建筑艺术带来一些积极的东西。
问：还有的批评者谈到安全问题，他们指出大剧院的半地下式结构和环绕圆顶的人工湖将使其容易受到恐怖分子炸弹的袭击，你觉得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
答：安全问题已经与中国方面的专家讨论过并得到他们的同意。大剧院将和中国的法国的任何建筑一样安全。
问：有报道说你的方案将经过重大修改，你是否接受？如果是，你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修改？
答：正如我在第二个问题中解释的，我已经作了修改，我完全赞同它。我将一直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我的性格不允许我“让”它被修改。我不会“让”它被修改。
问：《建筑评论》1999年1月号刊登了一篇文章（《建筑评论》是一份英国专业刊物，曾登过一篇《无法无天》批评安德鲁的文章——编注），批评你用设计机场的方式来对待大剧院设计，你对此有何评论？
答：就我所知，这篇文章仅仅是建筑评论家常有的一种愤怒罢了，对我来说是一种侮辱。什么叫设计机场的方式？我觉得这种学术思考方式应该被完全忘掉。没意思！
问：如果你的设计最终被舍弃？
答：我并不认为我的方案会被舍弃，我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我现在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这一工程上了。这是一项巨大的工作，同时也是对那些信任我和反对我的人的巨大的责任。我要调动我的全部精力。
同一期《南方周末》也发表了对彭培根的访谈文章：“城市需要民族的灵魂——访彭培根教授”。彭先生认为，从大的空间组合功能上看，安德鲁的设计是绝对的形式主义。他将这四个剧院用一个大圆穹顶罩起来，这是所有错误的起源，一步错，步步错。
彭培根又在网上写了一篇措词鲜明的文章：“为什么还不炒了安德鲁的鱿鱼？”（新浪网2000年8月）。文中认为，安德鲁的大穹顶绝对不能“代表人类先进的生产力”。文中提到：国内国外加上两岸三地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界人士都反对安德鲁的方案，难道还不够炒安德鲁的鱿鱼吗？难道安德鲁在回答多次记者的采访中说到的：“我的性格不允许我的设计‘让’它被修改”，我们就得乖乖地听他摆布吗？这是中国纳税人的钱，大剧院也不是他们家的后院，人民和专家要你改，你就得改！！炒你的鱿鱼，你就得走人，由不得你“允许”不“允许”。
文中引述了吴良镛教授最近提出的建议，将这块12万平方米的基地做成一个文化广场，四个剧院各自独立出入，与贝聿铭先生的想法异曲同工。纽约林肯中心也是这样的，肯定能将所有矛盾和问题都解决。
文章还说，加拿大环球邮报称这个项目是一个“宠物项目”，我认为他们是被一些人过度宣传“是中央领导人定的”来压人所误导。这些人对国外的媒体造成这样错误印象的影响，应当要负责任。
的确，是有人，包括安德鲁，经常公开宣扬这个方案是“中央”决定的，甚至具体道出中央最高领导机构的名称，把自己的责任和对中央的误导推得干干净净，其用心何在，人尽可知。到底是谁在真心维护中央、“保卫中央”？谁在把中央当挡箭牌，当工具？难道还不清楚吗！
文化比较学者辜正坤从文化殖民主义的观点继续写出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