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与粪蛋形国家大剧院
辜正坤
（新浪网2000年8月26日）
……殖民主义指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为帝国主义的时期中，对不发达国家或弱小国家进行各种形式的领土扩张，海外殖民，或进行奴隶买卖，掠夺殖民地的原料，向殖民地倾销商品，控制或篡夺殖民地国家的政治及经济命脉。这是一般人了解的常识。后殖民主义指的则是当今国际上的一种新型的殖民主义，即帝国主义凭借自己的军事和经济优势，向当今不发达国家实行经济上的资本垄断，文化上的渗透，通过各种途径将西方的生活模式、文化风俗、艺术形式及种种价值观推广、移植到不发达国家中去，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不知不觉地接受它们，从而逐步削弱以致最终泯灭非西方民族的民族意识，最后被西方文化完全同化。这就是后殖民主义的基本轮廓。其实更准确更容易理解的翻译应该是“新殖民主义”。
安德鲁的粪蛋形国家大剧院方案（粪蛋，英文blob，是国际权威建筑杂志《建筑评论》形容安德鲁方案的用语）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少数西方人执拗地要将他们的审美观强加于中国人的新殖民主义文化侵略意识。
当然，安德鲁本人未必是故意要和中国人捣乱，但是他难以超越他所处的民族偏见多年来熏陶在他的大脑中的种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殖民意识。在某些建筑技术方面，他可能是个优秀的专家，但在更为深广、更为重要的文化层面上，他却是相当无知或者说相当肤浅的，不知不觉地充当了新殖民主义在建筑方面强力推行西方价值观的典型代表。当他公然宣称要以他这种“粪蛋”把中国文化逼到危机的边缘时，他显得未免有些可笑，同时也表明他那种新殖民主义情结已经是病入膏肓了。他忘记了在十六世纪之前，西方人是如何诚惶诚恐地到中国来偷取种种艺术和技术的，忘记了西方人如何荒唐地认定妙不可言的丝绸原来是“从树上长出来的”。但是中国人从来没有打算要把当时落后的西方文化“逼到危机的边缘”，也从来没有打算要西方人都信奉儒家的、道家的或佛家的教义。顺便说一句：一个外国建筑师居然可以大言不惭地倨傲地说出这样的话并居然可以登在中国的报纸上，却未受到应有的反击，中国人，莫非已经真正失掉了自我？
建筑形象具有强烈的审美符号特征，往往是民族总体审美心理的寄托与映射。它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大众的关照领域，尤其是文化人士最关心的，而他们却几乎被屏蔽在讨论的圈子之外，这不是十分奇怪吗？
……人们不要忘记一个简单的道理：在艺术审美领域，正如饭馆里的菜肴的滋味是否合口要由人民大众来品味一样，建筑艺术形象的美好与否也主要取决于人民大众。楼房不是只为几个建筑师造的，而是为大众造的。如果本末倒置，这样的建筑只能受到大多数人的诅咒。
新殖民主义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艺术审美的领域，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殊的传统。如果我或者说我们喜欢吃青椒肉丝，这是我们许多年来的味觉审美熏陶的结果，对我们来说，它就是美好的。如果你硬要把麦当劳塞过来，并且写一万卷书加以科学证明，说麦当劳就是要比青椒肉丝好吃，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买帐的。因为我们与其相信你的论文，不如相信自己的舌头。这是最起码的人权，你有什么理由要把我逼到“危机的边缘呢”？
这些话是如此简单，但是，对于一个新殖民主义者来说，也许需要一生的时间来领悟，因为没有受过殖民化压迫的人绝不会体会到文化自主性和民族自主性对一个受过殖民压迫的有着强烈的民族屈辱感的群体是多么宝贵！
今天（8月17日）读到《南方周末》刊登的安德鲁的辩护辞，我认为非常缺乏逻辑说服力。
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也作为一个研究中西文化比较的学者，我想强调指出：在艺术上，如果创新不是为了更美，而只是为了创新而创新，那么，这种创新是不可取的，甚至是有害的。异想天开是许多人的本能。可以把建筑设计成菱形、锥形、管道形、曲线形、六面体形、八面体形、旋涡形、或任何一种动物形、植物形、山势形、水流形、或更具体的手形、足形、头形、嘴形、花朵形、蚯蚓形、蛇形、蜈蚣形……何止千万种！要创出奇形怪状的东西，有何难哉！求新实在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难得是真正让人感到美，一种既能传承传统之美又能兼有一种新美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难啊！
……艺术侵权是一种非常微妙的侵权形式：如果你只侵害一个人的审美权利，例如把一幅龌龊的图画赠送给某人，如果某人不喜欢，那么他会无情地清除掉那幅画，并且可以对赠送者表示不满；但是当把一种矫揉造作的或怪诞的东西赠送给一个民族时，却往往能获得意外的接受，因为一个民族无法整体地表达或无处表达自己的观点，只好听之任之，让个别人去操办这件事。个别人就会把这件事委托给某些或甚至某个建筑师，结果，一个民族的审美权利就这样被掉包旁落在个别人手中，变态成了某一个人的艺术偏见！结果，花掉一个民族的亿万资产只不过是满足了某个个别的所谓艺术家的艺术趣味！而当这种艺术偏见通过媒介的宣传，潜移默化地注入大众的头脑中时，人云亦云的习惯势力就会让一些莫名其妙的所谓艺术品登上大雅之堂！
只要稍微懂一点西方艺术史的人便会注意到，越是符合当时绝大多数民众的艺术趣味，就越是可以存之久远。越是脱离公众的实际审美需要，就只能喧嚣一时了。有人喜欢以所谓曲高和寡的说法作为某些怪诞艺术品的辩护辞，其实这根本帮不了他们的忙，因为曲高和寡指的是：唱得太高妙，只有少数人才能唱到同样的水平，并不是说普通人根本就欣赏不了。这就正如普通人虽然造不出国家大剧院，但并不妨碍他们有能力也有权利欣赏建筑艺术一样。
……所以，关于国家大剧院方案，其实并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资金问题、文化创造问题，而是与一个民族及大众的普通权利直接相关的切身问题：民族之所以是一个民族，关键的一点便是由于它拥有一个民族所特有的不可替代的文化遗产，拥有一个数千年来逐步形成的审美心理习惯。艺术属于人民，不是个别人的特权。
画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燕也写出文章，主要以国情为念，主张否定安德鲁的方案。这么多由“非建筑人士”写的文章，充分说明了这场辩论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及公众的关注。
长安街上的不安
——再说“国家大剧院”
李 燕
（2000年8月28日）
“一只法国鸡，在六朝古都的天安门广场旁边下了一个蛋：一半摔流了，一半扣在蛋清上。”这就是一个法国桥梁工程师设计的中国“国家大剧院”！面对如此严重破坏古都人文环境和谐之美的方案，以中国人的经历和联想之心理看它，只感到“它像一个大坟头儿”，至于它的钻进地下去的入口，恰似墓道。就这么个东西，要从中国纳税百姓们的血汗钱里拿走多少设计费呀！
据说，这东西全部完工要耗资30多个亿以上！至于还将让我们大中华民族的自尊心造成多么多么久远的伤害，则是数字语言无从表述的。
今年初，国家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示，要勤俭办一切事业。可如今偏要这么好大喜功劳民伤财又“华”而不实地建这个歌舞升平之所。东汉时发明的成语“实事求是”在说得最时兴的今天，难道会由于这个（类）举世瞩目的工程，变成新千年的空话吗？在原本极低的起点上初见改革成效的中国，在世界上仍然是个问题丛生的穷国。多少贫苦地区和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水平，正在揪着真正共产党人焦裕禄、孔繁森们的心！由于缺乏应有的重视和资金，普及教育进展缓慢而不平衡，使得大批大批涌进城的低素质国民，构成了社会犯罪和沉重包袱的无尽之源……
北京现有的大剧场早呈现着利用率不高的事实，却仍要花费巨资去毫无意义地“锦上添花”，而不思移资去做雪中送炭之事。比如，保护北京的文物建筑才拨款３亿，却用30亿元去造一个“法国笨蛋”。
尽管许多有见识的爱国专家与首都的老百姓坚决反对，可还是开了工。大家自然以为是“上头定了开工的调子，专家班子又岂敢不办呢？”此种猜度的舆论四下传播，实在有损于上级领导人的形象和威严！身为全国政协委员，执政党的朋友——九三学社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我实在为之不安！
以史为鉴，可以避免重犯前人的错误而效法前贤的德政。大唐名臣魏征说过：“……俭约之志，终始而不渝。一言兴邦，斯之谓也”。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群臣皆建议唐太宗封禅泰山——“得到老天的认可”的重要仪式。朝臣中只有魏征反对，认为这样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事，实在是“崇虚名而受实害”。他如此遵循“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古训的肺腑之言，打动了以“纳谏如流”著称的唐太宗，太宗皇帝终于听从了这掌握真理的“少数派”，停止了糜费万端的封禅。
我在年初政协会议期间，曾以提案反映了类似上述的意见，但至今没有收到过“照例”的回复，可见回复委员提案的“规定”，也有可能“有法不依”的！
今忽闻大剧院工地开工未久即无声暂停，于是心中顿感“收回成命”有望——其纳税公民之幸呼？便又补写了此文。
其实，如果一定非要建一个大剧院不可的话，最好小一些，更不必“四位一体”挤在长安街中段，千万别破了天安门与长安街的“安”字啊！建在交通不挤的四环路以外也无不可。
另外，既然中国人能靠自力更生造成“两弹一星”，震惊了斜眼看我们的洋人，那末，为什么就不能用中国建筑师设计的方案，盖个科技含量当然小于航天工程的大剧院呢？那个法国桥梁工程师在我国驻法大使对他说：“要注意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协调”后，竟尔扬言“我就是要切断历史！”1999年又在北京UIA大会上诡称“要保护一个古老文化，最好的办法是把它逼到危机的边沿。”又何其嚣张乃尔！
古代的一位文学家说过“中华故邦，不育异类”，莫怪其偏执狂傲，方此国人频滋崇洋故病之际，念其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又何其壮哉！
诸位：人民信赖的国家领导人，以及有关部门的专家官员今临此事，诚望三复详之，三复详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