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初，华新民在巴黎给新浪网贴出了《我是怎样“领教”安德鲁的》及“华新民和安德鲁1999年9月8日上午电话记录”。这份直言不讳的材料充分展示了这位法国人对中国的热爱和对中法友好的珍惜，也生动展现了安德鲁的品性。
我是怎样“领教”安德鲁的
（法）华新民
（2000年9月30日写于巴黎）
我恨安德鲁。我不是建筑师，他说不着我是出于妒嫉。我长到四十多岁，忽然出现了这么一遭仇恨，也是原本料想不到的。
这一切来自大会堂西边的大坑，来自安德鲁的坟墓式大剧院，更源自安德鲁本人的人品。
我不知道今天的巴黎还会有这么一个法国人，如此狂妄，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如此把中国人当成阿斗。
我一般认识的法国人都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他们尊重中国文化，尊重中国人，一提到中国总是那么客气，那么向往，让我心里很受用。我是一个有着四分之三法国血统的中国人，或者说是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的法国人，怎么说都可以。总之我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前后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我爱那里的每一粒土、每一棵草，那是驱不走赶不走的感情。到了国外，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见到有人轻蔑中国文化，欺负中国人。
然而这样的一个人却出现在我面前了。而且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法国建筑师，而且竟然要有可能承担被认为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国家大剧院的设计。
我第一次领教到安德鲁之狂妄是在整整一年以前的9月初。那时我和他素昧平生，但我在巴黎的中文报纸上看到了他的不可思议的方案，便天真地想劝他放弃。我想这一定是个不谙中国文化的人，不小心闯了大祸，我要去给他很好地解释一下什么叫作北京城。我于是拨通了巴黎机场公司的电话，对方的回答却是让我震惊的，让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见附件）。这么一个法国人，当我劝他尊重紫禁城的时候，居然说“中国的皇帝也不能老呆在那儿!”试问有哪一个中国人，除非他神志不清，会跑到巴黎万神庙或爱丽舍宫旁，再拉住一个街上的巴黎人告诉他：“你们的路易某某不能老呆在这儿”呢？这怎么可能呢？又当我劝他虚心听取中国建筑师的意见时，他又极低层次地回答：“建筑师就知道妒嫉!”并且告诉我北京市某某领导喜欢就得了，他用不着听别人怎样说。
挂上电话以后，我怒火中烧，心想你凭什么要把你这种东西强加给中国,又凭什么要拿某某领导压人和当挡箭牌？大剧院的方案应出自评比而不应来自某领导人的个人意旨，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而且你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凭什么就可以闯进来胡来呢？谁叫你来的？
是啊，谁叫他来的!而出于巧合又让我越想越气的是这把他“叫到中国”的机遇却偏偏是我年迈的父亲华揽洪（编撰者注：华揽洪先生曾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后返居法国）曾经在无意中亲手促成的。五十年代中国参加国际建协是父亲搭的桥，八十年代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举办“中国城乡环境展览”也是我父亲和张开济老先生共同操劳的结果。安德鲁从此认了中国的门。别人铺好的路是为了中法之间的友谊，哪儿兴他走过去破坏呢！他说话这么傲慢无理又是谁允许的呢!
我第二次了解到安德鲁的狂妄是读了去年9月16日的法国《世界报》。据建筑专栏记者爱德曼的报道，安德鲁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建筑师大会期间向中国人表示：“对待一个古老的文化的最佳办法，就是将它逼到一个危机的边缘”，并且其后又自认为通过水泡方案付诸实施了。事实上他的语言和行动确实完全是一致的。问题是他怎么能说得出口和做得出来？怎么能如此放肆和不恭？他一个几尺高的外来人如何能把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逼到危机的边缘？他的口气是不是很像一只想把泰山踢倒的蚊子呢？我相信在全法国我也找不到第二只这样的蚊子，但偏偏是它要嗡嗡地站到紫禁城脚下了!
我第三次领教到安德鲁的狂妄是通过今年8月17日《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得知在中国驻法大使提醒他尊重中国传统文化时他居然说：“我就是要割断历史!”你要割断谁的历史？谁请你来割了？你怎么不去对法国人民说这句话呢？而当我把安德鲁这句话告诉一位在中国生活过多年的法国好友时，她惊叫了起来：“这个人是谁？他一个小小的法国人竟要去割断中国的伟大历史!”是啊，这么一个连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的小小法国人!如果他想割断历史，就请他留在巴黎慢慢去割法国的历史吧!先割圣母院，再割卢浮宫，有的是他可以干的活儿，问题是巴黎人答应不答应!反正我知道任何巴黎人都不会同意把类似大水泡这样的建筑放在巴黎市中心的。至于拿贝聿铭的金字塔与他的大水泡兼大坟包相比较，实在是欺负绝大部份中国人还没有亲眼见到实物的机会，不知道两者的尺度相差几多!
我第四次体会到安德鲁的狂妄是在今年7月2日《南华早报》他的辩词上，那言语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一方面胆敢污蔑说有些中国建筑师对他方案的批评是“出于恶意和人性的弱点”，一方面又声言“今天每个人都同意，没有艾菲尔铁塔和卢浮宫的金字塔，巴黎就不能称之为巴黎了。”(幸亏巴黎人看不到这种荒唐话!什么“每个人都同意”，至今我只听到安德鲁一个人“同意”他自己发明的谬论)。其潜台词即“没有我的大剧院北京将来就不能再称之为北京了”。这种逻辑和论调是不是让老天爷听了都会喷笑呢？或者我是不是该开着救护车把这位安德鲁拉到他应该去的一个地方呢？而在辩词的最后，当他说出：“不让一个城市及其居民享有新的纪念碑式的建筑是没有一个国家做过的事情，除非是处于极度的萧条时期”时，那简直是在赤裸裸的威胁中国领导层了，意思就是：若不盖我的水泡就算是你们承认自己为穷光蛋!好像中国的钱怎么用还要由他安德鲁来支配似的。反正在这件事情上他本人只有所得没有所失，才不会心疼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否则也不会想出用极昂贵的太空材料做大顶，再让观众从水里钻出钻进的，歌剧还没有听到，不必要的浪费已在先头，这在富裕的西方国家都不能被允许，何况中国的国情。
总之辩词读到底，我对安德鲁的佩服只有一样：他的诡辩的天才!他真能编小说啊，怎么就不见这小说的法文版本呢，是不是觉得中国人好骗呢？在外面，无论在法国还是在美国，面对专业人士质疑该方案的设计原理和与文化环境的关系时，他永远只用一句话来搪塞和抵挡：“那是中国领导人要的。”因为他说不出别的东西，更不可能去大声念诵他那些天马行空的美丽词藻。可一旦飞到九千公里之外的北京和香港，却即刻就口若悬河了。同时他提到“中国领导人”时也太像是栽赃，既没有说清到底是哪一级领导人，又忘了那水泡根本是先从他本人脑子里膨胀出来的，谁也没去订他的货(哪一个中国领导人会去订购一个大坟头!)即使退一步讲，他如此说话也是应该脸红心跳的!要知道这根本是一场国际性的设计竞赛，和当初法国密特朗总统托付贝聿铭单独一人承担设计卢浮宫入口的背景是完全不同的。既有竞赛和评比，就没有谁要谁不要，否则1998年那十几位中外评委算是什么角色呢？况且他自己有时不是也在某些场合表示为自己“中标”感到“很兴奋、很幸福”(见今年5月19日《光明日报》)吗?
我第五次了解到安德鲁的狂妄是得知作为一个异国建筑师，他竟然擅自超越任务书规定的范围，为自己扩大“领土”(因此又拆掉了多少四合院和砍倒了多少棵绿树!)，虽然后来被有关单位认可,也是严重的越权行为。
我第六次、第七次……了解到安德鲁的狂妄是通过他在不同
场合之下说出的其它很多不可想像的话，什么“我的性格不允许我‘让’它被修改”，“我不会‘让’它被修改”，什么“我并不认为我的方案会被舍弃，我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见今年8月17日《南方周末》)，什么“规划秩序的不断更新本身便是城市的生命”(若果真如此世界上所有的历史城市都拆掉好了。而北京城伟大的独一无二的秩序更是由不得你安德鲁来“更新”的!)，当有人向他提出在电视里公开辩论的挑战时他说的什么“如在电视里辩论我有没有对节目的控制权?”，等等。也通过他的目中无法：拒不遵守98年12月与清华大学签订的协定，没有开工许可证就想举行开工典礼，方案还没批准就招标定货(后两条是与业主委员会同流合污一道干的)，真是如入无人之境，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完全不顾及最起码的职业道德。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或者谎称自己中了标，或者默认别人这么说，任意戏弄中国的读者。
我最后一次了解到安德鲁的狂妄是通过他意识到自己在设计上走进死胡同以后的反应：说我浪费空间吗，在壳上开个洞再在下面搭个架子，让人们爬上去观赏北京景观好了(三米厚的壳，观赏得了吗?开什么玩笑？)！说中国的钛提纯不够，那就到日本去买好了(花谁的钱?)!说老百姓看不起这用钱堆出来的歌剧，那就同时当它是座文化广场好了 (谁决定盖文化广场了?)！不一而足，也不知在和十几亿中国人胡诌些什么。
总之，我恨安德鲁，他和我认识的绝大部份法国人都不一样。他让我想起了八国联军，想起了那些官兵扬靴舞剑的细节。他和一百七十年前大声谴责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的法国伟大作家雨果不一样，和九十年前的法国诗人谢格兰不一样，和“风筝”的导演比果不一样。安德鲁要强加给我们的巨坟绝不是友谊的信物，这个高过天安门的庞然怪物和丧门星怎么可以抢眼地立在古都的中心！这是不可以的，无论冲着东西本身还是冲着制作这件东西的这个人，都不可以！
然而一些演艺界人士可能要失望了，因为他们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只要是一座剧院就行了，怕几十年的希望变成泡影。可这么一座建筑物是要立在那里上千年的啊！相比起来几十年算什么呢？而且谁又不许北京拥有一个歌剧院呢？只要按周恩来总理的遗愿建一座单一的实实在在的歌剧院就是了，也不一定就非要在现在这个为难的地方!
最后，还是要回到最关健的一点：安德鲁根本就没有“中标”，1998年当时在场的任何一位中外评委(在此之后的“评选”等于业主委员会把竞赛实质悄悄掉了包)都可以证实这一点，也因此，设计竞赛应该重新开始!
附：华新民和安德鲁1999年9月8日上午电话记录
我：您是安德鲁先生吗？
安：是。
我：我叫华新民，我是在北京长大的。您也许认识我的父亲华揽洪?
安：好像不认识。
我：没关系，这不重要。我给您打电话是为了您在北京的国家大剧院方案。我知道很多人都认为您的方案放在那个位置上不大合适，我想您可能对北京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了解得不是很清楚，还有它的建筑和规划特点。我很想见见您，给您一些介绍古都的文字材料和照片，并谈谈我的想法。
安：(口气一下子变得非常生硬)有什么话就在电话里说吧。
我：既然不愿意见面，我就直话直说了。我非常希望您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和北京普通百姓的想法，那个位置不是一般的位置。我说的知识分子也包括很多规划师和建筑师。
安：建筑师？建筑师个个就知道嫉妒!
我：这和嫉妒完全没有关系。您了解北京吗？您去过北京的胡同吗？
安：我从来没有去过北京的胡同。但北京我去过好些次了，我了解这座城市。
我：您不真的了解。我并不反对您的方案本身(注：当时他还没有做初步设计，无从揣摩内容，无从反对，所以如是说。这和几个月至一年后的情况当然就不一样了。)但可以把它放到老城外面去，而且应缩小规模，因为实在太浪费了。对此您应该了解一封意见书的内容，它是中国几位大知识分子起草的，它不单是针对您的方案，而且是针对任务书的。这剧院做这么大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您应该听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声音。我很想平心静气地跟您谈一谈。
安：(语气越来越含有敌意)我没有必要听到别人的声音。我已经跟×××市长谈过了，他喜欢，就可以了。
我：您这么一个超现代化的建筑物，又是巨大的、白色的，放在紫禁城附近的环境中是不可以的。您应该尊重中国的文化(我的口气也越来越强硬了，虽然尽量克制着)，不应该亵渎古都。
安：亵渎古都？毛泽东纪念堂那种建筑不也是在亵渎古都吗？
我：这种建筑物的是非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现在说的是您的这座建筑，它破坏了天安门广场的形象，也破坏了古都的风貌。北京这几年已经毁得不成样子了，不是已经被毁，就一定要接着毁下去，不是别人在毁，您就认为也有权利参与。直至今天，北京一直是有港商在造孽，还没有出现过一个欧洲人。近年来不少法国人都在呼吁保护，您却做了这个事情。您知道中国人的感想吗？您知不知道有的中国人想问您：如果把这座巨大白色建筑、这个透明的椭圆体放在卢浮宫旁边，巴黎人会怎么想?
安：民众怎么想是没有用的，总是决策者说了算。当初贝聿铭的金字塔就是密特朗说了算的，巴黎人反对了半天，最后不也是建了。
我：您说得不对。一开始大家都反对，后来不少人又改变了想法，同意了，所以才建了。这是和今天北京国家大剧院的情况不一样的(注：最不一样的是贝先生的“金字塔”那次不是设计竞赛，当时我不大清楚) 。另外，我也不喜欢您把您的作品和贝先生的金字塔相提并论。贝的金字塔只占庭院的一小部份，不影响卢浮宫的外貌，也不影响卢浮宫与周遭环境的协调。可是您的歌剧院却那么耀眼地摆在那里。因此这两件东西完全是两回事。您明白吗？您的这座巨型白色物体是如此地逼近紫禁城，您踩进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腹地!
安：中国的皇帝也不能老呆在那儿。
我：您说得出这种话是我万想不到的。您应该对中国人民和它的历史文化有最起码的尊重。您方案的规模应缩小并放到老城外面去。
安：放到外面还有什么意义。我就认为把它放在现在这个位置上非常合适。您别想改变我!
我：……您没有权利这样做。您连北京任何一条胡同都没有去过，怎么就可以随意进去拆毁。您也没有权利去破坏紫禁城的周围环境。我想我们还是见见面冷静地谈谈最好。我希望您能更多地了解北京，还有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
安：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不用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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