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筑》2001年第1期）
近一年来压在知识界心中一件最为挥之不去的事就是国家大剧院了。……
……直到2000年4月中下旬，公众从网上才陆陆续续得到一点信息，知道有不少知识界人士都不同意这个方案。一位名为“殇花怒放”的网友无奈地说：“说的再多又有什么办法，还是睁一眼闭一眼吧！在中国，建筑师的话永远比不上领导。……” 6月中旬，发生了两次上书的事情，7月11日大剧院只得暂停施工。
……8月10日，由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主持，开了一个5天的评估会……会上争论空前激烈，听说正方有人竟喊出了“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反方立即应战，力陈安德鲁的方案不能代表党中央，反掉这个方案，才是真正的保卫党中央。……9月以后，多数媒体又冷了下来。网上，因为对手始终不露面，公众的话也好象已经说完，不再见有什么新帖子。
……从各种言论中，我总结知识界反对安氏方案主要有五个理由：
一、文化形象
国家大剧院在天安门和紫禁城旁边，北京的中心，地位太重要了，又因其特殊的国家性文化性标志性意义，理应更多体现中国文化特色，与周围环境高度协调。原来规定的竞标规则也早就载明了这些原则，为什么恰恰到是声称“只得不服从”、“就是要切断历史”的安德鲁的方案却被选中了？彭培根说，这个大扁圆球放在这里，尺度太大，太具侵略性。大剧院评委香港建筑师潘祖尧说“大笨蛋”对中国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大唱反调，对天安门地区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如果坚持采用它，是国家的一大悲剧，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萧默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中国的、国家的、体现新世纪中国文化精神的，足以夸示我们子孙后代的作品。他问道：这不算过分吧？
93年10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务院对北京规划的批复也说过，北京的城市建设要“体现民族传统、地方特色、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97年中共六中全会的《决议》更指出：“文化事业要深深根植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优秀成果”；国际建筑师协会几次大会宣言都呼吁发展中国家要注意“区域性文化特色”，担心这些国家大量抄袭西方，失去自己国家的自我城市风貌。……
二、功能和安全
安氏方案用一个巨大的半圆穹顶覆盖四座剧院，座落在一个大水池中，穹顶与剧院之间没有任何功能上的关系，是完全虚假的，违背了建筑创作形式与内容结合的基本原则。彭培根指出，这是所有错误的起源。法国世界报的爱德曼说：“为什么偏要做这么一个容纳四个剧场外加杂七杂八功能，建设面积达十多万平方米的巨型海蜇？是出于建筑和功能上的考虑吗？不是。这是一座独立的外壳，与里面要建的厅堂没有结构上的关系，也没有造型上的关系，人们尽可以在当中任意地盖一堆房间。”……观众进场要先朝下走，通过水下通道再往上走，然后再往下走；装布景的卡车，不能直接运到舞台边，需要另外专修一条通到地下舞台的通道。
穹顶尽管已经高达45米，还是不能容纳后台的要求，只能往下挖20多米到30多米，观众厅在地下7到10米深处，万一发生地震、火灾或爆炸，几千人困在水底，那可是相当于几十倍库尔斯克号上的生命了。水下通道在安全上也有严重问题，彭培根说，如果恐怖分子散场时在这里引爆炸药，灾情可就太惨重了。北京建筑设计院前总建筑师沈勃认为，其它一切都可以不说，但一定要严格審查安全性。
三、浪费与维护困难
由于加了一个毫无必要的大圆壳，费用大增。舞台台面深在地下7米，基础深达24.5米，这就必须挖一个很深的大坑，又必须围绕大坑构筑一道厚度1.5米，深达40米的钢筋混凝土大墙，这是巨大的浪费。……
这样一座剧院，一个座位的造价将高达75万元，按每年演出200场、每场6000个座位全满、一般建筑10年收回投资计，平均每张票价将高近400元，接近北京现在平均票价80元的5倍。如果按每票平均80元计，那就需要47年才能收回，但这还没有把日常运营费和演出费计算在内。要算上这些，那可就没边了。要知道，在建筑学上，空间就是金钱，大穹顶与四个剧院真正的外界面之间的巨大空间，夏天的降温和冬天的加热，还有通风除尘和日夜必需的灯光，要耗掉多少能源？据估计，仅电费一项每月就高达400万元，全年电费就占到票价的一半。所以114位建筑师给中央的上书说：方案“与社会发展要从资源消耗型转变为资源节约型，以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战略背道而驰。”
实际上，日常的维护是非常困难的，不要说发生损坏和裂缝不易修理，就是日常的保洁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大难题。萧默指出，北京风大沙土多，用不了多久，这个大鸡蛋就会变成一个干粪蛋。国际权威杂志《建筑评论》就用了“blob”来形容它，翻译过来就是“粪团”。……
四、操作的不透明性
公众对方案决策过程的非规范和不透明性也表示了极大义愤。院士们的上书就提到那是“操办人片面地注重外型，用空洞、浮夸的辞藻代替科学的分析和必不可少的经济估算，假借‘大多数人赞赏’的名义，误导中常委的结果”。本来，两轮设计招标到1998年11月就结束了，没有中选方案。过了两个月，业主委员会自行操办，99年5月，安德鲁才提出了现在的这个方案。只因业委会某位负责人偏爱它，才跳过招标评委会、规划局、首规委和首都建筑艺术委员会，甚至也不顾业委会自行组织的“专家组”半数建筑界委员的反对，也没有相应的可行性研究和概预算报告，就在99年6、7月间直接送达中央。8月中旬法新社报道方案已被通过，声称它是设计招标竞赛中选的作品，国内媒体都以为是设计招标的中标方案，业委会和安德鲁本人则加以默认，而事实真相呢，相信中央和普通中国人并不知情。
……在遭到广泛反对后，业主委员会不得不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主持，开了一个评估会，但建筑界只占少数，其他是舞蹈、戏剧、音乐界人士，还有技术专家。这一次仍然沿用了业主委员会前此主持的“修改”的办法，仍然是每个与会者，不管是不是懂得建筑，都人人可以参加决策。文艺界人士当然希望多一个舞台，技术人员也认为这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机会，这都可以理解。但他们都是建筑学的外行，他们的赞成票从建筑学角度看几乎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与会的北京建筑设计院前院长沈勃老先生就说，这样得出的结论是不科学的。最后主办方做的结论性发言更有这样的话（大意）：“我个人是赞同安德鲁的方案的，搞了这么长的时间，费了很多精力，就这样吧！”沈勃对这样的因果关系和如此草率的结论更不可理解。
五、安德鲁的狂妄
安德鲁是机场建筑专家，从来没有设计过剧院，这次被推上国家大剧院“中标”方案设计者的宝座，劣性大发，一再发表侮辱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言论，引起公众更大愤慨。
中国驻法大使提醒他说要尊重中国文化传统，他却说“我就是要切断历史！”在99年北京国际建协大会期间他还说“要保护一个古老文化，最好的办法是把它逼到危机的边缘”。……当有人问到他的大穹顶的功用时，他竟说：“北京要下雨嘛！”问到为什么他非要把四个剧院用一个大顶盖住，他说：“是他们（指中国领导人）要这样的，他们喜欢这样。”5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记者对安德鲁的访谈，在回答如何看待他的方案与中国建筑传统的关系时，他似乎是开玩笑地漫无边际的搪塞说：“一幅北京人的生活场景：人们安逸地生活着，天上鸟儿在飞，在空中划出一条弧线。这场景很传统，但其实也非常现代。”
……对这种种表现，国际权威杂志《建筑评论》社论说，安德鲁真正是“无法无天”。
……事情还没有了结，它到底会怎样收场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