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草厂14号我心中的永远

　　北草厂14号，在我心灵的深处，永远是一幅没有尽头百看不厌的画卷，那里有童年的天真无邪；有少年时的美好理想；有相知相亲的左邻右舍；有“文革”时期的辛酸苦涩；也有中国传统武术事业的真实历史和改革开放的动人故事。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件件说普通又不平凡的事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并未感到淡漠遥远，相反却更加怀念和珍惜……

　　我是五岁从东城小草厂胡同7号搬到西城北草厂14号的（原来是3号，蓝底白字的门牌，后来才改为红底白字的14号）。记得我们家是一点点搬过来的，开始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先搬了过来，小时候，觉得占地四百多平方米的院子很大，以致牵着妹妹的手上厕所，还常走错方向。我记得妈妈站在凳子上擦门上方的玻璃，好像很高很高，也记得妈妈铲去积在青砖地上已变硬的积土。

　　北草厂14号是一座中规中矩、整洁安静的四合院，一共14间房，高高的门楼、高高的台阶。以前，14号的代名词就是“高台阶那个院儿”。刚搬到西城时的我，常常倚在大门两边的石狮门墩上，睁着那双充满好奇的眼睛，看着胡同中来来往往的爷爷、奶奶、大爷、大妈。当然，我整洁的衣服，黑油油的小娃娃头，白嫩嫩的小脸蛋儿常受到新邻居“表扬”。由于两城居处环境和经济文化略有不同，刚来时，我们似乎有点扎眼。

　　刚搬进14号时，院子里的树木并不多，但不久全家都搬过来后，爸爸妈妈带领全家整个把房间和院子都变了样。首先，爸爸带着全家拆去了北屋东西偏房的大炕，四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爸爸用斧子拆炕沿的情景我还有印象，我们姊妹七人，从大到小，真不知往外倒了多少簸箕土。妈妈则一天从早忙到晚，她是出了名的干净勤快人。记得，妈妈烫着短发，总穿一件普蓝色裁剪合体的大襟衣服，挽着袖口，露出里边浅色的内衣，白皙的皮肤，涂着淡淡的口红，那时家里的床单、沙发罩全是雪白的，在没有洗衣机的年代，全靠妈妈用大盆搓板一点点用手搓洗。幼年，妈妈“吭哧、吭哧”搓衣物的声音常常伴我们进入梦乡。

　　在爸爸妈妈的努力下，我们北草厂14号的家，整洁、雅致、温馨。特别是二百多平方米的院子，收拾得像个百花园。

　　在院子当中，爸爸栽了几大盆荷花，七月荷花盛开，水中大红金鱼悠闲地游动着，我也往池中放过小蝌蚪，看它们如何从幼虫变为青蛙。下了北屋的台阶，爸爸在两侧分别种了两盆水柳，淡紫色的小花和婀娜的身姿随风摆动，招蜂引蝶煞是好看。爸爸是位对生活充满热爱，对任何事情都抱有兴趣的人，为了种好大丽花，他把东西两个八平方米见方的花池里面的土全用筛子筛过，在筛过的黑油油的土地上，大丽花简直开疯了，美丽之极！盛夏正午，妈妈用报纸给每朵花戴上帽子，以免晒坏；冬天，爸爸则用细毛刷刷净大丽花的球根，写上名字标上签儿，放在床下待来年再种。　　其实，这些还不够有意思，有趣的是，我们在屋前，沿窗户种上一排牵牛花和豆角等爬蔓植物，春天下种，看着种子发芽，长高抽蔓，我们就用竹竿沿屋檐挂上一根根白线绳，另一头则拴个木棍插在土里，这样，牵牛花、豆角就顺着白绳一天天往上爬，一日一样，看着它们开花、结果，可有意思了。别看这些自种的丝瓜、豆角，当时可没少上我们的饭桌，又新鲜又好吃。

　　我从小就是个爱美的女孩儿，和伙伴们摘下凤仙花，剁烂再加上白矾，用来涂指甲。爸妈为我们营造的美丽环境，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真、善、美，热爱与追求的种子。

　　一位邻居大姨儿曾对我讲，“难怪你爸爸有六个女儿，个个可爱好看，你看他养花养得多好哇！”

　　在我10岁那年，爸爸又在院中东北方向种了一棵柿子树，次年，他又将柿树和黑枣嫁接成功，从那以后，年年结一树无核薄皮的柿子，甜极了！每当秋日，又是胡同里的一景。在秋高气爽的蓝天下，金黄色半透明的柿子，个个像小灯笼似的，闪着诱人的光芒，待摘下后，妈妈就东一家西一家分给邻居品尝。柿树越长越高，树形优美，树阴蔽日，因此，爸爸又给寓所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柿荫轩”，他的字画也常以“柿荫轩”三字题款。

　　在胡同和四合院里，孩子们来往最多，除了上学，做完功课老扎在一块儿，跳房子、跳皮筋儿、玩撒棍儿、捉迷藏、过家家。那时，胡同里有三个大空场，不知是不是以前放草的，反正那时是孩子们玩耍的天堂，我也常招来一帮帮同学，全然不顾那个年代，有些孩子一周半个月不换的脏衣服，坐在妈妈雪白的床单上。

　　我女儿小的时候，妈妈常向我告状，“她今天又招几个同学来玩……”每逢这时，我就对妈妈讲，现在独生子女多孤单啊，您忘了，我小时，一招招一帮，还在家中化妆彩排演戏，说实在的，那时真不懂珍惜妈妈的劳动成果，只顾自己玩。

　　和小伙伴在一起最有意思的是过年，从春节前一个多月就开始盼望，一天比一天兴奋，因为只有那时才能穿新衣、新鞋，有好吃的和压岁钱，吃过年夜饭，我们举着灯笼，东家串、西家跑，放花放炮，放声的笑，还不停地给一拨拨来拜年的人拜年，真是无忧无虑，过了这年想下年。

　　北草厂14号的院落，北草厂童年的伙伴，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更难忘的是北草厂的老邻居。

　　无论是那个总拎个灰人造革包买菜满脸笑容的王爷爷；还是有点驼背有点口音，又巧又勤的劳大妈；无论是大高个长化脸、总挽紧裤脚骑辆又高又大自行车、少言寡语的宋大爷；还是那位快言快语白白净净的胖姐姐，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这些老街坊中，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宋大爷的老伴儿宋大妈和现在已住进养老院的王奶奶。

　　宋大妈是妈最知心的人之一，她黑瘦端庄、正直爽朗，宋大妈家靠宋大爷一人工作养活七口人，日子很紧巴。可宋大妈的孩子个个争气，无论男孩儿女孩儿，上的都是重点大学、中学。为了填补家用，宋大妈负责为街道上的家庭妇女揽些补花的活计，记得她总拎个大包袱，取来活儿分给大家，待做好后验收完再交上去。一个补花床罩，上面上百朵花叶，一朵花要锁上几百针，一个床单得锁上千千针，万万线，可加工费才一两块钱，那时的大妈大婶真能吃苦手也真巧。

　　每当妈妈忙完一天的家务，去宋大妈家做活儿时，我就一路小跑跟去，看妈妈和宋大妈在昏暗的灯下，边做活儿边聊，无所不谈。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宋大妈家男孩多，粮食不够吃，妈妈也常送去点粮票和爸爸厂里做酱油剩下的渣子，用这种渣子和其他粮食和在一起烙饼，以缓解粮食的紧缺。而宋大妈也常把一些老家弄来的山货给妈。那年，大姐和宋大妈的大女儿先后都生了小孩儿，宋大妈赶快送来了房山娘家弄来的大核桃。

　　1969年8月25日，我奔赴北大荒那天，宋大妈抱着孙子在门口喊住我，含着泪把一双烟色粗线袜和一条毛巾塞给我，当时，我也没道谢，因为一讲话，泪水就会掉下来。只可惜，这就是我与宋大妈最后的诀别，我们下乡不久，宋大妈就因脑溢血去世了，去世前的那天，她还忙到晚上，靠在火炉边只吃了点窝头。那年，才47岁，我在东北知道后难过极了。从北大荒第一次探亲回家，已经是1971年了，往日不大言语的宋大爷花了不少钱弄了一桌菜，喊我们几个同一天下乡又都回京探亲的孩子来吃，我们看着一桌菜，心中想起宋大妈，谁也吃不下。

　　王奶奶年轻时肯定是个大美人，个头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讲话不紧不慢，一双小脚走起路来四平八稳不急不慌，脸上有一颗美人痣。我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夏天，王奶奶老穿一件竹布大襟褂子，右腋下塞一块手绢，裤腿短而肥，倒像现在时尚的九分裤呢，头梳得又光又亮，傍晚，总在右耳边别上两朵白茉莉，雅致又俏丽。王奶奶和王爷爷无儿无女，相依为命，后来王爷爷去了，王奶奶也没呼天抢地，她一个人过，什么事儿都看得很开。可在我们眼里，八十多岁的人，一人过真不易。上世纪九十年代，王奶奶才自己拆了土炕，妈妈将家中菲律宾木的大双人床送给了她。在王奶奶桌上，一年四季少不了一碗剁得烂碎的蒜泥，里边加上醋，王奶奶说，又开胃又杀菌，难怪老人很少生病。可王奶奶有个腰疼病，那年犯了，疼得起不了床，爸爸连着给揉了几次算好了，等起了床她赶紧买了一书包鸡蛋来道谢，进门就给爸爸磕头。

　　1986年我回京生小孩儿，过了预产期多日也没动静，有人说，吃顿过道人家韭菜馅儿饺子就好了，我开玩笑说给王奶奶听，老人家还当了真，包了满满一盖帘饺子，接我过去饱吃一顿。现在想起来就像昨天的事儿。　　2002年夏，北草厂终于拆迁了，王奶奶也住进了养老院。今年，我们把这位87岁、最后一位看着我们长大的老邻居接到家中一起过年，这位从不在别人家吃住的刚强老人居然同意了，她老人家就像我们的亲奶奶一样和我们全家人过了一个祥和的春节。

　　爸爸解放前，受党的委派，在共产党城工部的领导下，专职掩护我党的革命同志，他不顾个人和家眷的安危，用自己家中的钱财，营救革命同志出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可“文革”时期，有的人竟诬告我们家中有电台、有枪支。

　　红卫兵来时，又挖地又刨墙，什么也没翻出来，两顶礼帽也算不得什么，电影中地下工作者都戴。当然，红卫兵最终还是了解了事实的真相……　　但从那天起，我似乎一下成熟了。晚上，不等吩咐我悄悄给身心交瘁的大人们熬了一锅粥。那时，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会违心地讲话，会红口白牙地捏造事实、歪曲历史……有一次妈妈告诉我，我说梦话还在大声讲：“都是私心作怪，出于公心就没这事了。”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要天一黑我就睡觉，似乎只有睡觉才可以忘掉一切烦恼和不解。

　　由于“刨墙挖地”的原因，有一阵儿家中的耗子闹翻了天，又咬衣服又吃粮食，大白天视若无人，蹿来蹿去，不得已，三姐抱来一只小花猫，这只小花猫给我们漫长空寂的生活平添了一些快乐。妹妹常把舍不得花的一毛钱买些猪肝来给它吃，由于妹妹精心地呵护，在那困乏的年代，小花猫却长得异常美丽壮实，那身毛又光又亮，后来它中毒死了，一位邻居来索要毛皮，本来妹妹就伤心至极，可一向不爱伤和气有求必应的妈妈却答应下来，不料，那人扒了皮又把血淋淋的尸体送过来，更惹得妹妹大哭一场，后来还是我和妹妹用鞋盒厚葬了它，在葡萄架下的小坟上撒上了鲜花和树叶。

　　我们从1966年“文革”开始就不再上课了，有一段搞“红海洋”，我和姐姐及胡同里的学生，便成了工作主力，一天到晚从胡同南描到胡同北，北京的冬天，又干又冷，站在木梯上，冻得手通红通红的，就这样，真干了不短的时间，现在我偶尔看到某个街巷脱落的墙皮上，露出当年的口号和语录，就不禁想起那段时光。

　　1969年我下乡时，家中的房子倒没什么变化，可一探亲回来，却面目全非了，爸妈被挤得只剩了三间房，院中间还盖了个大房子，走路全要绕着走，耳房的小院也拆了，砖头被拿去盖了防空洞，养荷花的大盆也被某人拿去装了煤球，家中每来一位客人，就是哥姐的同学，也全在有人的监视下，真让人感到特别压抑。我们儿时玩耍的三个大空场，也因房屋的紧缺，全盖上了房子。虽然家中有十四间房，可哥哥姐姐结婚，都是到外边借的房。

　　又是几年过去了，父亲退了休，他专职搞起了他一生的最爱———武术。在北草厂14号他成立了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先师墓碑迁葬委员会，为挖掘整理挽救在“文革”中被毁掉的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这一举动震惊了中外武林，并得到了国内外武术界的大力支持，这件事对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中华国粹有着深远的意义。当时，董海川先师的新墓碑都是在北草厂14号刻的，连装尸骨的棺木也暂时存放在院中。

　　这件历时三年的工作结束后，爸爸又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传统武术研究会，会址就设在北草厂14号，爸爸把刚落实的房子，无偿给研究会使用了11年，而没让从结婚就在外边借房住的儿女回北草厂住。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直至父亲去世后多年，北草厂14号一直是武术爱好者经常光顾的地方，上至市长，下至山村的穷孩子，有时妈妈一天要接待十几拨客人，忙得不亦乐乎。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也先后采访过父亲，拍摄了北草厂14号这个普通而又不寻常的小四合院。

　　父亲去世后，父亲的学生最后一次在家中收徒，我数了数，一共七个国家的学生，他们有专家教授，也有武术工作者或留学生，但不管是什么身份，都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景仰和痴迷。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父亲的纪念室，更喜欢北草厂14号这个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小院。

　　可惜，2002年7月25日，北草厂14号拆迁了，那棵饱经沧桑的柿树倒了，现在我们只能从照片中看到14号的石桌绿竹、想象往日的丰采和从那里传出的欢歌笑语，连拆迁的人都说：“可惜啊！”

　　我们姐妹几人都各自悄悄在14号的遗址上去膜拜过，本来可以保留的东西，一旦失去才觉弥足珍贵，失而不可复得，只有14号往日的光阴深埋在我们心灵深处，历久弥新，永生难忘！

　　图：北草厂14号拆迁前所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