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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草厂14号我心中的永远

2002-12-1 11:00| 发布者: 李秀人| 查看: 3703| 评论: 0

 

  北草厂14号,在我心灵的深处,永远是一幅没有尽头百看不厌的画卷,那里有童年的天真无邪;有少年时的美好理想;有相知相亲的左邻右舍;有“文革”时期的辛酸苦涩;也有中国传统武术事业的真实历史和改革开放的动人故事。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件件说普通又不平凡的事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并未感到淡漠遥远,相反却更加怀念和珍惜……

  我是五岁从东城小草厂胡同7号搬到西城北草厂14号的(原来是3号,蓝底白字的门牌,后来才改为红底白字的14号)。记得我们家是一点点搬过来的,开始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先搬了过来,小时候,觉得占地四百多平方米的院子很大,以致牵着妹妹的手上厕所,还常走错方向。我记得妈妈站在凳子上擦门上方的玻璃,好像很高很高,也记得妈妈铲去积在青砖地上已变硬的积土。

  北草厂14号是一座中规中矩、整洁安静的四合院,一共14间房,高高的门楼、高高的台阶。以前,14号的代名词就是“高台阶那个院儿”。刚搬到西城时的我,常常倚在大门两边的石狮门墩上,睁着那双充满好奇的眼睛,看着胡同中来来往往的爷爷、奶奶、大爷、大妈。当然,我整洁的衣服,黑油油的小娃娃头,白嫩嫩的小脸蛋儿常受到新邻居“表扬”。由于两城居处环境和经济文化略有不同,刚来时,我们似乎有点扎眼。

  刚搬进14号时,院子里的树木并不多,但不久全家都搬过来后,爸爸妈妈带领全家整个把房间和院子都变了样。首先,爸爸带着全家拆去了北屋东西偏房的大炕,四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爸爸用斧子拆炕沿的情景我还有印象,我们姊妹七人,从大到小,真不知往外倒了多少簸箕土。妈妈则一天从早忙到晚,她是出了名的干净勤快人。记得,妈妈烫着短发,总穿一件普蓝色裁剪合体的大襟衣服,挽着袖口,露出里边浅色的内衣,白皙的皮肤,涂着淡淡的口红,那时家里的床单、沙发罩全是雪白的,在没有洗衣机的年代,全靠妈妈用大盆搓板一点点用手搓洗。幼年,妈妈“吭哧、吭哧”搓衣物的声音常常伴我们进入梦乡。

  在爸爸妈妈的努力下,我们北草厂14号的家,整洁、雅致、温馨。特别是二百多平方米的院子,收拾得像个百花园。

  在院子当中,爸爸栽了几大盆荷花,七月荷花盛开,水中大红金鱼悠闲地游动着,我也往池中放过小蝌蚪,看它们如何从幼虫变为青蛙。下了北屋的台阶,爸爸在两侧分别种了两盆水柳,淡紫色的小花和婀娜的身姿随风摆动,招蜂引蝶煞是好看。爸爸是位对生活充满热爱,对任何事情都抱有兴趣的人,为了种好大丽花,他把东西两个八平方米见方的花池里面的土全用筛子筛过,在筛过的黑油油的土地上,大丽花简直开疯了,美丽之极!盛夏正午,妈妈用报纸给每朵花戴上帽子,以免晒坏;冬天,爸爸则用细毛刷刷净大丽花的球根,写上名字标上签儿,放在床下待来年再种。  其实,这些还不够有意思,有趣的是,我们在屋前,沿窗户种上一排牵牛花和豆角等爬蔓植物,春天下种,看着种子发芽,长高抽蔓,我们就用竹竿沿屋檐挂上一根根白线绳,另一头则拴个木棍插在土里,这样,牵牛花、豆角就顺着白绳一天天往上爬,一日一样,看着它们开花、结果,可有意思了。别看这些自种的丝瓜、豆角,当时可没少上我们的饭桌,又新鲜又好吃。

  我从小就是个爱美的女孩儿,和伙伴们摘下凤仙花,剁烂再加上白矾,用来涂指甲。爸妈为我们营造的美丽环境,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真、善、美,热爱与追求的种子。

  一位邻居大姨儿曾对我讲,“难怪你爸爸有六个女儿,个个可爱好看,你看他养花养得多好哇!”

  在我10岁那年,爸爸又在院中东北方向种了一棵柿子树,次年,他又将柿树和黑枣嫁接成功,从那以后,年年结一树无核薄皮的柿子,甜极了!每当秋日,又是胡同里的一景。在秋高气爽的蓝天下,金黄色半透明的柿子,个个像小灯笼似的,闪着诱人的光芒,待摘下后,妈妈就东一家西一家分给邻居品尝。柿树越长越高,树形优美,树阴蔽日,因此,爸爸又给寓所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柿荫轩”,他的字画也常以“柿荫轩”三字题款。

  在胡同和四合院里,孩子们来往最多,除了上学,做完功课老扎在一块儿,跳房子、跳皮筋儿、玩撒棍儿、捉迷藏、过家家。那时,胡同里有三个大空场,不知是不是以前放草的,反正那时是孩子们玩耍的天堂,我也常招来一帮帮同学,全然不顾那个年代,有些孩子一周半个月不换的脏衣服,坐在妈妈雪白的床单上。

  我女儿小的时候,妈妈常向我告状,“她今天又招几个同学来玩……”每逢这时,我就对妈妈讲,现在独生子女多孤单啊,您忘了,我小时,一招招一帮,还在家中化妆彩排演戏,说实在的,那时真不懂珍惜妈妈的劳动成果,只顾自己玩。

  和小伙伴在一起最有意思的是过年,从春节前一个多月就开始盼望,一天比一天兴奋,因为只有那时才能穿新衣、新鞋,有好吃的和压岁钱,吃过年夜饭,我们举着灯笼,东家串、西家跑,放花放炮,放声的笑,还不停地给一拨拨来拜年的人拜年,真是无忧无虑,过了这年想下年。

  北草厂14号的院落,北草厂童年的伙伴,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更难忘的是北草厂的老邻居。

  无论是那个总拎个灰人造革包买菜满脸笑容的王爷爷;还是有点驼背有点口音,又巧又勤的劳大妈;无论是大高个长化脸、总挽紧裤脚骑辆又高又大自行车、少言寡语的宋大爷;还是那位快言快语白白净净的胖姐姐,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这些老街坊中,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宋大爷的老伴儿宋大妈和现在已住进养老院的王奶奶。

  宋大妈是妈最知心的人之一,她黑瘦端庄、正直爽朗,宋大妈家靠宋大爷一人工作养活七口人,日子很紧巴。可宋大妈的孩子个个争气,无论男孩儿女孩儿,上的都是重点大学、中学。为了填补家用,宋大妈负责为街道上的家庭妇女揽些补花的活计,记得她总拎个大包袱,取来活儿分给大家,待做好后验收完再交上去。一个补花床罩,上面上百朵花叶,一朵花要锁上几百针,一个床单得锁上千千针,万万线,可加工费才一两块钱,那时的大妈大婶真能吃苦手也真巧。

  每当妈妈忙完一天的家务,去宋大妈家做活儿时,我就一路小跑跟去,看妈妈和宋大妈在昏暗的灯下,边做活儿边聊,无所不谈。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宋大妈家男孩多,粮食不够吃,妈妈也常送去点粮票和爸爸厂里做酱油剩下的渣子,用这种渣子和其他粮食和在一起烙饼,以缓解粮食的紧缺。而宋大妈也常把一些老家弄来的山货给妈。那年,大姐和宋大妈的大女儿先后都生了小孩儿,宋大妈赶快送来了房山娘家弄来的大核桃。

  1969年8月25日,我奔赴北大荒那天,宋大妈抱着孙子在门口喊住我,含着泪把一双烟色粗线袜和一条毛巾塞给我,当时,我也没道谢,因为一讲话,泪水就会掉下来。只可惜,这就是我与宋大妈最后的诀别,我们下乡不久,宋大妈就因脑溢血去世了,去世前的那天,她还忙到晚上,靠在火炉边只吃了点窝头。那年,才47岁,我在东北知道后难过极了。从北大荒第一次探亲回家,已经是1971年了,往日不大言语的宋大爷花了不少钱弄了一桌菜,喊我们几个同一天下乡又都回京探亲的孩子来吃,我们看着一桌菜,心中想起宋大妈,谁也吃不下。

  王奶奶年轻时肯定是个大美人,个头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讲话不紧不慢,一双小脚走起路来四平八稳不急不慌,脸上有一颗美人痣。我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夏天,王奶奶老穿一件竹布大襟褂子,右腋下塞一块手绢,裤腿短而肥,倒像现在时尚的九分裤呢,头梳得又光又亮,傍晚,总在右耳边别上两朵白茉莉,雅致又俏丽。王奶奶和王爷爷无儿无女,相依为命,后来王爷爷去了,王奶奶也没呼天抢地,她一个人过,什么事儿都看得很开。可在我们眼里,八十多岁的人,一人过真不易。上世纪九十年代,王奶奶才自己拆了土炕,妈妈将家中菲律宾木的大双人床送给了她。在王奶奶桌上,一年四季少不了一碗剁得烂碎的蒜泥,里边加上醋,王奶奶说,又开胃又杀菌,难怪老人很少生病。可王奶奶有个腰疼病,那年犯了,疼得起不了床,爸爸连着给揉了几次算好了,等起了床她赶紧买了一书包鸡蛋来道谢,进门就给爸爸磕头。

  1986年我回京生小孩儿,过了预产期多日也没动静,有人说,吃顿过道人家韭菜馅儿饺子就好了,我开玩笑说给王奶奶听,老人家还当了真,包了满满一盖帘饺子,接我过去饱吃一顿。现在想起来就像昨天的事儿。  2002年夏,北草厂终于拆迁了,王奶奶也住进了养老院。今年,我们把这位87岁、最后一位看着我们长大的老邻居接到家中一起过年,这位从不在别人家吃住的刚强老人居然同意了,她老人家就像我们的亲奶奶一样和我们全家人过了一个祥和的春节。

  爸爸解放前,受党的委派,在共产党城工部的领导下,专职掩护我党的革命同志,他不顾个人和家眷的安危,用自己家中的钱财,营救革命同志出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可“文革”时期,有的人竟诬告我们家中有电台、有枪支。

  红卫兵来时,又挖地又刨墙,什么也没翻出来,两顶礼帽也算不得什么,电影中地下工作者都戴。当然,红卫兵最终还是了解了事实的真相……  但从那天起,我似乎一下成熟了。晚上,不等吩咐我悄悄给身心交瘁的大人们熬了一锅粥。那时,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会违心地讲话,会红口白牙地捏造事实、歪曲历史……有一次妈妈告诉我,我说梦话还在大声讲:“都是私心作怪,出于公心就没这事了。”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要天一黑我就睡觉,似乎只有睡觉才可以忘掉一切烦恼和不解。

  由于“刨墙挖地”的原因,有一阵儿家中的耗子闹翻了天,又咬衣服又吃粮食,大白天视若无人,蹿来蹿去,不得已,三姐抱来一只小花猫,这只小花猫给我们漫长空寂的生活平添了一些快乐。妹妹常把舍不得花的一毛钱买些猪肝来给它吃,由于妹妹精心地呵护,在那困乏的年代,小花猫却长得异常美丽壮实,那身毛又光又亮,后来它中毒死了,一位邻居来索要毛皮,本来妹妹就伤心至极,可一向不爱伤和气有求必应的妈妈却答应下来,不料,那人扒了皮又把血淋淋的尸体送过来,更惹得妹妹大哭一场,后来还是我和妹妹用鞋盒厚葬了它,在葡萄架下的小坟上撒上了鲜花和树叶。

  我们从1966年“文革”开始就不再上课了,有一段搞“红海洋”,我和姐姐及胡同里的学生,便成了工作主力,一天到晚从胡同南描到胡同北,北京的冬天,又干又冷,站在木梯上,冻得手通红通红的,就这样,真干了不短的时间,现在我偶尔看到某个街巷脱落的墙皮上,露出当年的口号和语录,就不禁想起那段时光。

  1969年我下乡时,家中的房子倒没什么变化,可一探亲回来,却面目全非了,爸妈被挤得只剩了三间房,院中间还盖了个大房子,走路全要绕着走,耳房的小院也拆了,砖头被拿去盖了防空洞,养荷花的大盆也被某人拿去装了煤球,家中每来一位客人,就是哥姐的同学,也全在有人的监视下,真让人感到特别压抑。我们儿时玩耍的三个大空场,也因房屋的紧缺,全盖上了房子。虽然家中有十四间房,可哥哥姐姐结婚,都是到外边借的房。

  又是几年过去了,父亲退了休,他专职搞起了他一生的最爱———武术。在北草厂14号他成立了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先师墓碑迁葬委员会,为挖掘整理挽救在“文革”中被毁掉的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这一举动震惊了中外武林,并得到了国内外武术界的大力支持,这件事对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中华国粹有着深远的意义。当时,董海川先师的新墓碑都是在北草厂14号刻的,连装尸骨的棺木也暂时存放在院中。

  这件历时三年的工作结束后,爸爸又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传统武术研究会,会址就设在北草厂14号,爸爸把刚落实的房子,无偿给研究会使用了11年,而没让从结婚就在外边借房住的儿女回北草厂住。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直至父亲去世后多年,北草厂14号一直是武术爱好者经常光顾的地方,上至市长,下至山村的穷孩子,有时妈妈一天要接待十几拨客人,忙得不亦乐乎。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也先后采访过父亲,拍摄了北草厂14号这个普通而又不寻常的小四合院。

  父亲去世后,父亲的学生最后一次在家中收徒,我数了数,一共七个国家的学生,他们有专家教授,也有武术工作者或留学生,但不管是什么身份,都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景仰和痴迷。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父亲的纪念室,更喜欢北草厂14号这个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小院。

  可惜,2002年7月25日,北草厂14号拆迁了,那棵饱经沧桑的柿树倒了,现在我们只能从照片中看到14号的石桌绿竹、想象往日的丰采和从那里传出的欢歌笑语,连拆迁的人都说:“可惜啊!”

  我们姐妹几人都各自悄悄在14号的遗址上去膜拜过,本来可以保留的东西,一旦失去才觉弥足珍贵,失而不可复得,只有14号往日的光阴深埋在我们心灵深处,历久弥新,永生难忘!

  图:北草厂14号拆迁前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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