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建成了，我仍然会坚持反对它，因为它是那么的不合理，它是中国人的耻辱。这已经远不止是一座建筑的问题了，在安德鲁和一些人士的鼓吹下，安德鲁的错误设计思想甚至大有成为主流之势，已经造成了建筑思想的极大混乱，将对中国建筑文化的健康发展产生长久的不可弥补的破坏作用。作为一名建筑理论工作者，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暧昧，就是失职。”
一切都已“搞定”
“一座绰号为‘巨蛋’座落在北京中心的未来派歌剧院，在停工近一年之后又悄悄重新起动了，虽然法国建筑师安德鲁这个方案本身的合法性早已引起了少有的争议。”
——法新社
尽管学术界发表了不少意见，争论还是如此之大，而且院士们、建筑界、其他学术界和广大公众仍然没有得到业主委员会和拥护安德鲁方案人士对质疑的应答，2001年6月初，公众还是从报纸和互联网上得到了国家大剧院“悄然”复工的消息。
几乎就在我得知这个消息的同时，2001年6月7日，法新社记者津格尔女士采访了我。
就国家大剧院重新开工
答法新社记者津格尔女士访谈
萧 默
（2001年6月7日，载《南方建筑》2002年第1期）
A（津格尔）：萧先生，我是法新社驻北京记者津格尔。国家大剧院又开工了，您知道吗？
B（萧默）：知道。是从互联网上看到这个消息的，说国家大剧院又“悄然”开工了。我很担心这件事，但还是发生了。
A：我读了您最近发表在《城市规划》杂志2001年第5期的文章，知道您反对国家大剧院方案。你认为，现在为什么又复工了？
B：不知道，我没有读到过关于这件事的官方解释。据我所知，曾经有许多知识界和建筑界人士对贵国建筑师安德鲁先生设计的中国国家大剧院方案提出了反对意见，向中央呈交了建议书，包括49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00多位建筑师和规划师，还有大约40位建筑历史学家、文物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者，都强烈反对这个方案……
A：您刚才说的建筑历史界等人士是多少位？
B：我记得在上书上签名的人大约有40位。这封上书已经刊载在《城市规划》上了，您可以去查对，不过这份建议书的签名现在还在进行中（编注：呈递时签名为40位，以后发展到60位，因已决定复工，没有再进行下去了）。
A：既然这么多人反对，为什么还是复工了？
B：我不知道。据我所知，三批人士的上书都没有得到过答复。当然答复的方式可以多样，不一定是直接的，比如通过答记者问，或是召开一个什么会议，沟通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没有什么人要与我们沟通，我们没有得到过答复和解释，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工了。
A：你认为为什么不作答复呢？
B：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我要说的也就只能是猜想了。我猜想，大概是有关方面的人士比较缺乏对话的习惯吧！对话，您懂吗？就是说，他们大概觉得没有对话的必要。
A：您对安德鲁方案最大的反对意见是什么？
B：显然首先是它完全忽视了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国家大剧院和一般的建筑不一样，应该具有国家文化的象征性意义，更多体现出这个国家的优秀文化和它的传统，但安德鲁的方案却是一个完全外来的西化的形象，又放在北京的心脏地带，在天安门和中国皇宫附近，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您能够容忍在巴黎香榭里舍大街上，在罗浮宫前面建造一座与法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如此巨大的建筑吗？我去过巴黎，当然也看到了一些出格的东西，比如蓬皮杜中心……
A：是的，那是一座招惹了很多批评的建筑。
B：但你们法国人很聪明，这个出格的东西并没有放在很显眼的地方，虽然也是在市中心地带，面临的却只是一条很窄的不起眼的小街。当然，卢浮宫前面也有一个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
A：也有人反对它。
B：但那是不同的。卢浮宫需要扩建，如果不采用贝聿铭的办法，在卢浮宫前面拥挤着一大堆全新的建筑，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景象！贝聿铭很了不起，他把建筑向地下发展，挖了三层，人们看不到，只在地面留下了一个入口，金字塔就是入口的天窗，是透明的，体量也不大，虽然也影响了原有的外观，还是可以接受的，是所有不可接受的方案中最接近于可以接受的一个。但是北京的国家大剧院就不一样了，它是那么巨大，与周围环境是那么格格不入，又没有充足的理由，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当然不能接受了。
还有，从建筑学上，这个方案也是不合格的，违反了很多基本规律，完全的形式主义。另外，非常重要的，安德鲁的方案并没有经过设计招标评选委员会通过，是两轮招标在没有中选方案的情况下宣告结束以后才提出来，被有些人将它冒充为中标方案，直接提交给中央的。这一点，招标评选委员会委员加拿大建筑大师爱里克森先生可以作证。他说在招标评选的时候没有看到过这个方案，看到的是另外一个直线条的，以后提出现在这个，没有经过招标评选委员会评选，他对这个方案感到“极度的失望”。既然没有经过招标评选，怎么能够“中标”呢？
至于安德鲁本人的狂妄，我指的是他对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轻蔑态度和对中国人民的不友好言论，也是促使我更加反对这个方案的原因。我是中国人，当然热爱我的国家包括她的文化，所以我对他非常反感。比如他说：公众怎么想是不重要的，只要领导人同意就行了。他的这句话，是对中国人民的最大不恭。
A：既然这样，你认为中国的领导人为什么还会支持他呢？
B：我想这是个操作者的素质问题，我指的是中间层级的具体操办这件事的领导人。他们应该是专家，至少应该尊重专家，如果这一批人的素质达不到，事情就办不好，所以几十位院士的上书才说是他们误导了中央。
A：你对北京的建设还有什么看法，是不是搞得很好。
B：不是，有很多失败的教训，走到街上，乱哄哄，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没有一个主题。但巴黎却给我很好的印象，传统街区保护得非常好，一到那里，就可以感受到巴黎特有的城市性格和她的文化。
A：是的，巴黎的城市建设现在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不能乱来。但是，北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呢？
B：我想这还是一个素质问题。您知道梁思成先生吗？他是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学家，是我的老师，已经去世了。今年是梁先生诞辰100周年，在北京开了三次纪念会，三次会都邀请我参加了，两次我都发了言。他在五十年代初就建议在北京的西边开辟新区，把新建筑放到那里，老区主要是保护，即使有新建筑也要与原有风貌协调，尽量保存下来，包括她的城墙、城楼。但这个建议没有被接受，把所有的城墙全都拆了，城楼也只留下了几座。人们却不感到可惜，他们不知道，这都是文化的最好体现，拆了就没有了。
A：是的，古建筑是文化最好的代表，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
B：在罗马，两千年以前的城墙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罗马一座火车站旁边，我就看到了一段城墙，只有一小段，也精心保存下来了。可是中国人好象不怎么珍惜这些，可以说，现在甚至包括一些文化人士，还有某些建筑师，似乎对这些，包括安德鲁国家大剧院方案将严重破坏北京风貌这些事，都觉得无所谓，我感到十分痛心。所以，虽然举行了三次梁思成先生的纪念会，参加会议的人都很有感触，但是，如果人们尤其是有关领导人的素质得不到提高，我们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A：萧先生，我知道在中国您是第一位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反对安德鲁方案的学者。
B：为了这件事我发表了四篇文章，包括您在内，接受了三次记者访谈，还上了一次凤凰卫视。（编注：加上以后的，共写了七篇文章，接受了十几次记者访谈，上了三次电视）
A：顺便问一下，您在哪里工作？
B：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工作，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
A：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我们以后还可能再与您联系。
随后，法新社刊发了报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