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新民
（2001年6月24日）
（编注：此文可与下文爱德曼《北京的蛋——一个外销法国货的故事》同阅。）
上星期四(6月14日),刚从中国回来的安德鲁在巴黎建筑学院开了一个讲演，介绍他的大剧院。我感到这是一个当面揭发他的机会，正愁如何入场的时候，一个了解大剧院事件内情的法国记者把他接到的请帖给了我，而且和我有一致的心思:“你去吧，这可能是你说话的时候。”(整整两个月了,巴黎居然没有一家报纸肯披露实情!工地已重新动土，我还该怎么办呢?)另外一个记者还教我:“把你想说的话事先写好，背下来，干万别急!”
建筑学院的院士都是七老八十的人，讲演是在一间普通的小屋子里，我扫了一眼，看看在座的里面有没有我父亲认识的，但没有找到,似乎全是面生的,除了有爱德曼坐在一角,是到场的唯一一个记者。安德鲁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穿着一件皱得不能再皱的衬衣，只有他是这种样子，不知道为什么。
来人互相寒喧了一阵以后，建筑学院主席便宣布讲演开始，第一句话就是说安德鲁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国际设计竞赛”中中选，然后便是他的表演了：幻灯片和种种设计好的台词。看着一屋子专注的听众，我虽然心里受不了，也准备耐心地熬到最后。但我听着听着就无法冷静了，一是他每三句话里就有一句是谎言，比如说他是被动地跟从着设计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二是他对中国知识界的轻蔑，比如在提到一年前的停工原因时居然闭口不谈院士和建筑师们的意见书，仅说是由于造价和面积超过要求而需要修改，三是他对中国文化的侮辱，竟能从嘴里说出下面的话:“什么叫中国建筑？有一段时间流行往房子上加一个坡屋顶，说这就是中国建筑。而我却说，建筑在中国就是中国建筑，比如我的这个，只要在中国建成了，就是中国建筑。”他是真的无知？还是成心？这又是什么场合？
我气坏了，在他终于说完的时候举手站了起来，本来就没听劝准备任何发言稿，现在更是要咬定一吐为快了。下面就是这场对峙和我万万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面对主席): 我可以发言吗？我来自北京，我想让在座的人听到不同的信息。
安德鲁(马上打断了我)：噢,您就是那个什么北京人，到处写文章的那个？(我太好辩认了，他马上猜出了我是谁，但我绝不可能“到处”写!)
我：您别打断我，请允许我说话。(我转向主席)我认为这里是一个民主国家，应该允许另外的声音。(主席不吱声，我就尽管往下说了)，我首先想说：这座大剧院是给中国人建的，不是给法国人建的，总得听听中国人怎么想！然而中国人是反对它的，并且反对得非常激烈。这其中有院士、建筑师和其它方面的文化界人士，也有普通百姓。不光从文化的角度上反对，而且从建筑设计的角度上，因为它也是犯有严重的设计错误的，被中国的建筑师们所指出(我举起2001年第5期《城市规划》)。
安德鲁：哈哈哈!
我：另外，这个方案根本没有在国际设计竞赛中中选，它其实是在竞赛结束几个月之后才提出来的，我这里有正式并公开发表的文件可以证明(全场大哄,有好几个人说:“我们不想知道!”)。
安德鲁: 这些反对是大家都熟悉的了，在建卢浮宫金字塔和蓬皮杜中心时都听过了（真狡猾，又往这些不相干、比不得的建筑物上引，而且避开了中选真相的话题)。在中国，一些年青人是喜欢我的方案的……(我没注意他后面再说些什么，只是为场上的反应和敌意感到惊愕，接着我听到掌声，是他们给安德鲁鼓掌)。
我：(拿起加拿大评委爱里克森的信)我要念一下爱里克森先生的信，信上说:“……任何评委都没有见过大蛋。假使见到的话，也没有一个评委会去投它的票。”
(会场很嘈杂，我是大声说的)这时有一两个人打断了我：“我们不要听!”然后有人站起来发言，是说另外一个国家的事情，谈到外来建筑和当地民族风格的关系，谈了一两分钟就散会了。我站在那里，感到非常难受，但还是想把事情做到底,我说:“这里有些资料，谁感兴趣可以拿走看。”但却没有一个人过来看一眼。只是听到这么一句话：“全世界的建筑界都知道是安德鲁得到了这场设计竞赛的桂冠，这已经是一个事实了。”什么事实？这叫什么逻辑？难道假的说了一千遍就变成真的了吗？
此刻一位年青的建筑师挨近了我，是我认识的，但刚才没有看到他。他对我说：“我不知道你要发言，否则会劝阻你的。这儿是安德鲁的地盘啊，这儿是他的家，不是你可以说话的地方!”是啊，我是没有料到。但我还能到哪儿去说话呢？我已经在法国的报界努力了，但谁也不肯披露实情，我是被逼到这一步了，怎么能让他再信口胡说下去呢。
走出建筑学院，我感到非常委屈，我知道我如果在站起来时就先道出我的身世，肯定就不会受到这种“礼遇”了，出于对父亲的尊重，他们起码会听下去，也不会起哄。但我家的故事太长，那不是我的话题，而且我说话时心里认为，单是以一个北京人的身份，我就已有了发言的足够权利，用不着再添加别的背景了。
过了两天，法国《世界报》登出一篇有关大剧院的文章，是驻北京的记者写的，其中提到了我的遭遇，肯定是爱德曼告诉他的了。文章是这样说的：“刚从中国回来的安德鲁星期四在建筑学院介绍了他那个极有争议的北京国家大剧院方案。会场上一位方案反对者以在自己身上引爆的大无畏精神提出质询，却被在场的老人们拦住不让出声。会议是在非常激动且近乎悲剧的情绪中结束的。”文章还说到大剧院的工程像启动又非启动，说中国的媒体两年来基本不允许碰触这个题目，说工地几乎是在秘密地活动着，仿佛“在为99年夏天以来一直在上演的这场真真假假的喜剧增添了一个新的片断”，最后还说业主委员会目前希望能在一两个月之后拿到最终的批准，而现在围墙后面工地上的动作其实只是“准备工程”，旨在阻止含水层的水不断地流进基坑。
回家以后，我给巴黎建筑学院主席写了一封信，把没说完的话尽数泻到了纸面上。我告诉他中法工程界和建筑界之间那座友谊之桥的来源，告诉他我祖父和我父亲一生为之付出的努力，告诉他我绝不允许今天有人踩过这座桥去欺负中国，并附上了作为证据的正式文件。我知道他读完信以后一定会非常尴尬。他给我回了一封信，我又去了一封。在他的信里，他让我把中国政府还不了解的情况介绍给中国政府，我则说个人负个人的责任，我不管中国政府，我现在的对话对象是他——法国巴黎建筑学院的主席，他起码必须更正他参与散布的不实之词。
但不管怎样，我心里无法接受那个难忘的场面, 以那些人的年龄来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孩子，怎么能不带有一点宽容之心来听我把话说完呢，同时我代表的并不是我个人，我只是在转述那个遥远的当事国的信息，为什么要拒绝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