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新民 译
(德国权威建筑杂志《Bauwelt》(建筑物) 2001年9月14日)
这是一种典型的建筑设计评论界很怕见到的情况：建筑师是法国人，请来的评论家也是法国人（译注：指爱德曼本人）。这又是一个提供给国外的设计方案（在此是提供给中国的，有不少欧洲公司在那边工作，以德国人为众），是一个法国方案（就算是吧）。那边的当局看中了它，经过一场纯粹是假装做戏般的设计竞赛之后（译注：指业主委员会自行操作的所谓“修改”，爱德曼所说的“当局”不见得会了解这些），而且整个过程也没有得到国际建筑师协会的认可。在法国，人们是吹着喇叭来宣布这场胜利的。熟悉北京的这位评论家被请到名气很大的巴黎建筑学院，由他来张罗(义务地)一场圆桌会议。其中出席的还有一个败下了阵的法国对手，答应来做帮手的，依着心照不宣的某一种默契，在此介绍了一番他自己的参赛方案，这里我们就免提了。人们所说的中选方案是保罗?安德鲁的，他是巴黎机场公司(ADP)的首席建筑师和华西戴高乐机场的作者。他曾经被派到奥特文?斯佩瑞克森身边帮助后者完成巴黎德方斯凯旋门。另外他也辅助过朗佐?彼安大阪康赛机场的设计，也一度为位于上海东侧的浦东机场与中国人共事过，又很可能是在那里学会了某些中国人的一些做法。
保罗.安德鲁是个颇受器重的人，虽说他的同事们抱怨他脾气太大。他是毕业于“高等综合工科大学”这所名校的一名优秀工程师，之后又兼任了建筑师。他在不到三十岁时创建了第一个华西机场，为此获得了国际上的名誉。而在远还不到退休的今天，他已经佩上了法国库存的全部装饰性的勋章。过去，我们《世界报》曾对他做过重要的访谈，当时其人表现得很像一个有严格道德标准的人道主义者。在这份报纸里，我们也曾多次称赞过他的一些作品，但主要是从技术角度而非建筑设计的角度，因我们对后者的欣赏还是颇为有限的。然而到了1998年底，安德鲁却着实令那位评论家吃了一惊。那时也是在巴黎建筑学院的一个场合，该评论家本来就是要采访安德鲁的，却发现了他那个先称为歌剧院后来又叫国家大剧院的方案（译注：指当时安德鲁提出的一座方形建筑），竟是一个典型的某时期中国建筑学院毕业生的作品，由于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在那放了近二十年的可悲假期中缺乏严肃的高等教育所致的作品。这是一个体态笨重的大老爷，绝对对称，该有孤度的地方棱角分明，该直上直下的地方却弯弯扭扭。这是一名中学生的习作，一个懒惰但虚荣心很重的学生的习作。而且方案配了一个很大的看台，该评论家一看就明白它以这种样子出现不可能有任何结果（图12）。这是因为“歌剧院”的选址，早在1958年就定下来的这个地点，显然是具有战略性的——紧临从东至西横贯北京城的长安街，东头靠着巨大的人民大会堂，后者本身又占据了著名的天安门广场的一侧，这个可称为首都北京最大一片自由空地的广场。它的对面，穿过长安街，是新政权所在的新“紫禁城”（编注：指中南海），中国最高的权力机构，它与故宫为邻，那里曾是继蒙占征服者之后明朝皇帝所在的禁城，后来又是清朝皇帝所在的禁城，直到1911年。它的西边还剩下几片老城区，正逐渐被自二环与西单大街涌过来的一群金融商厦侵蚀，其风格与安德鲁的第一个方案是一个路子。它的南边是取代了曾经为内城的城墙的另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尽管相当多的历史已被抹掉，但传统布局还在；在这里显然不可以设置看台，以便饱览新政权的禁城。但说到这些，实际上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随后逐渐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它表明了这场“设计竞赛”是完全无规无矩没有遵守任何规则的，甚而到了荒唐的地步。 1998年底，那个获取桂冠的人（译注：指安德鲁，爱德曼在此有讥讽之意）又被安排重新参加了另一场比赛，对手为糟糕透顶的巴土底歌剧院的设计者加拿大人卡洛斯?奥特和设计了Chaning Cross坟墓式大型中转地下车站的英国人塔瑞?法若。这被称为“第二轮的第一次修改”。到了1999年后又有“第二次修改”，而安德鲁的蛋就是在这个时候生下的。称之为“蛋”，因为这是北京人对它最普遍的一种叫法，按照他们眼中所见的法国工程师那个航空港一般的示意图。剧院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椭圆体，仿佛属于华西第二机场的那些“卫星厅”之一，只是体积稍小而已。另外据说它也更为光滑一些，再闪闪发亮，因为覆着钛，这是由Bilbao哥根海姆博物馆启发的一个绝妙的灵感。在这个椭圆体的南北两侧各有一块玻璃，大小不一，嘴馋的人可以把它当作两块蛋糕，喜欢做中国式游戏的可以把它认作阴和阳。蛋的四周围是清净的水(!!!)，日后人们从下面穿过去，就会头脑晕旋，就将迈进极乐境地。在蛋中人们将面对着三座与蛋壳无关的建筑物——一个3000多座位的大剧场，一个大型的音乐厅和一个总算小一点的厅，是专为演出中国传统剧目设计的。方案整体看来遵循了最严格的对称原理，因此其地下部份仿佛是个解剖体，将令普通公众不知所云，只有医生们才会熟悉，哪一层是妇科，哪一层是软体动物科，哪一层又是为了口腔矫形。这三个被捂在罩子里的大厅的布局令人不禁联想到安德鲁那头一个“中选方案”，也是这么巧妙的构思。尽管如此，安德鲁还居然有胆量在2001年6月他从北京回来之后(虽然比走一趟努美阿——译注：法属太平洋中的一座岛，法国在那里进行过核试验——还累)，还是要向法兰西建筑学院那些年事最高的长老们吱吱唔唔地介绍它，而听众们则或者兴奋或者假装兴奋，面对这样一座好像二战刚结束时的那种建筑，粗糙简单，器官式思维，英雄主义并患有自大狂症。
对于北京当地的反应，当事人介绍时也承认是存在分歧的。说真的，几十年以来一般经常被压着说不出来的声音，这回总算是让人们听见了。一边据说是认为安德鲁的庄严手笔代表了某种形式解放的年青人(但也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另一边则是不知为什么没在各自的院所中被冷冻起来的老头子，既坏又嫉妒心重的老头子们。然而上书的数量是相当多的，也都十分中肯，无论从美学和象征意义的角度，还是从技术和环境的角度，这是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不是从明信片上认知北京，都应该承认的。北京的环境污染，即使是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已在开始好转的污染，再加上看不出何时能停下来的风沙，都多半会把那个儿童嬉水池搅得一团糟，而原本听说那水中是可以映出大蛋倒影的。更不用提这大蛋本身的技术成本与中国人民目前的经济承受能力相差很远，甚至可以说是不成比例的了。尽管中国方面有人很善于边干边砍，一路下去这里砍掉点图纸，那里砍掉点开销，以至那最初的设计到最后只剩下些许的回忆了。如果国家大剧院非要从那个为它而挖、为它做准备的坑里现世的话，除非先把大壳子建好再照顾里面，否则唯一个可能的就是同时放弃蛋壳和那个嬉水池，再于脆把三座剧场像三个显露出来的胚胎似的直接放在外面算了。
这个方案其实无法以坏字作评，而只能说它根本是小儿科，因此也是可憎之极的。真有人会喜欢它吗？还是有的，凡是在其中有经济利益可图的人。也正因为如此，像同我们一样持反对意见的法国评论家，全被驻北京和上海的法国外交官员视为法国利益的叛徒。可不是吗，既然它是法国的，它就是好的，而且必须要说它好不可。对此，法国高等经济管理学府使用的那些套话与高等工程学院的居然一拍即合，成了知音。还有一些建筑师及园林设计方面的专家，是正在梦想着如何分一勺羹，如何从工地上给自己切下一小块儿来，再就是一部份职业汉学家及中国情结型汉学家，觉得为了自己在中国的出入方便，就应当在种种愚蠢无聊的社交场合中对大蛋表现出热情来，只要话题一涉及到了它。在这里，人们一提到那位批评家，就认为他破坏了法国的民族利益，认为他这样对待可怜的安德鲁是出于卑鄙的心理，出于嫉妒甚至某种仇恨，尽管后者身为堂堂“巴黎机场公司(ADP)”的首席设计师，在这会儿却似乎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无力保护自己的建筑师。人们还说起《世界报》的另外一位评论家往日如何抨击了最初公布的贝聿铭金字塔草图(难道抨击错了吗?)。还越说越远，说到雨果当初如何诋毁奥斯曼，戈其如何诋毁未来的艾菲尔铁塔了。
其实所有当初这些反对者都是有道理的，可一座建筑物一旦建好以后，就会持久地存在下去，使公众对它评价的眼力逐渐被时光所模糊。同时这种持久性本身也使人们不再注意身边的反差，即好建筑和坏建筑参差共存的现实(比如有像巴黎法院、巴黎市府大楼和赛纳省警察局大楼这些丑陋的建筑)。这种持久性的既成事实，往往令人想不起曾经有过的别的可能性和失去过的良机。从这点再说到目前的北京，它正面临着世界城市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拆大建，按计划旧城的百分之七十竟都要被拆光，2008年的奥运使其速度更为加速，虽然同时偶尔也能看到某些老房子的修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安德鲁的方案会是一种怎样的命运呢？一方面，如果放弃它，政府大概也很难会让这个大坑继续在市中心裸露着，像巴黎当时的“阿勒尔大坑”似的；而另一方面，如果不放弃，政府又如何有可能在同时间把它、把奥运村及与奥运相关的基础设施都全部建设好呢？
安德鲁先生经常说他的方案在年青人当中受到更多欢迎，但在整个过程中，在连不年青的人的文章都很难见之于报刊的情况下，年青人就更难得有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了。感谢互联网，从网上却可以听到大量网友的声音，有的非常精彩，本书也只能少量转录，有的带有所谓“暴力倾向”，本书都没有收录。但我们收集到一条信息，从中可以略窥一般公众尤其是年青人的意见（网友绝大多数是年青人），现披载如下：
凤凰卫视网站于2001年7月18日到7月30日举办了一个“你对国家大剧院的看法是……”的网上投票，12天内共收到 9128票，结果是：
认为安氏方案“宏伟壮观，的确是大手笔!”者1045票，占总投票数11.4% ；
认为“劳民伤财啊，慎之慎之!”者2586票，占28.3%；
认为“我不喜欢这个设计”者1026票，占11.2%；
认为“又该有批人‘发’了”的2480票，占27.2%；
而认为“又是为了迎合谁的‘留名’心理吧?”1991票，占21.8%。
总之，表示肯定的意见只占11.4%，将近90％都表示了否定。
然而不久，与公众的倾向完全相反，甚至也做不到媒体公正中立的原则，第97期《建筑师》刊出了几位教授所写的七八篇文章，却一边倒地全都肯定安氏方案。9月初，凤凰卫视播出了长篇报道，出场的人物还是这几位教授，观点也仍然是一边倒的肯定。反方似乎已偃旗息鼓了，采用安氏方案已成铁案，一切都已“搞定”。
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有了“复工”这一尚方宝剣，发言者似乎觉得争论已经有了结果，反方再也无力反制，再也不需要顾忌什么，一时兴起，却也透露出一些原先本应公开却被“保密”的种种情况，包括他们自己的心态，故而大众也可以从中受益不少。
为了展现辩论的全貌，有必要把凤凰卫视这篇播送稿也披露于此。但它实在太长，且有许多与争论无关的内容，我们只好采取节录的办法。文中划有横线的，希望读者更加注意，括弧里的问号也是编撰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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