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蛋”破土而出
2003年12月，金属大“鸟蛋”出现在人民大会堂西侧。一位网友贴出了一张从紫禁城内望大剧院的照片，其巨大的体量，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紫禁城被这个大蛋壳压得几乎成了模型。其后，所有媒体都在报导国家大剧院顺利施工消息。有一位部长，欣喜地表达说，即将完工的大剧院圆了中国民众多年以来的梦……
从凤凰卫视这场报道和第98期《建筑师》刊登的那一组一边倒的文章中，人们的确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非夷所思的高论，为此，我又写了一篇《不足为训——五评安氏国家大剧院方案》。这篇文章，原是只写给自己和几位朋友看的，在一切都已铁定了的现实面前，本没想到发表或有可能发表，但2001年年底，应该感谢《南方建筑》，此文却意外地在该刊第4期中刊出了。
不足为训
——五评安氏国家大剧院方案
萧 默
（《南方建筑》2001年第4期）
今年6月初报载国家大剧院又“悄然”复工了，不久，读到了第97期《建筑师》刊出的几位教授所写一边倒肯定安氏方案的七八篇文章，8月底还是9月初，凤凰卫视也播出了长篇报道，发言的许多人也是这几位教授，当然同样是一边倒。正如一位网友所说：“对于一个学术争论，负有向社会全面报道责任的媒体，竟以如此大的篇幅作如此鲜明的一边倒式运作，记忆中自‘文革’以来还是很少见的事。”同时，此前发表过不同意见的某刊，据说却遭到了某副部长的申斥。然而康德说过：“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评的时代，任何东西都无权逃避批评。如果宗教想以神权的名义，法律想以威权的名义逃避批评，那么只能加深人们对它的疑惑，从而丧失它们尊严的地位。”国家大剧院不过是一座建筑，花的是中国老百姓的钱，当然更没有特权回避公众对它的监督了。说到底，安德鲁不过是雇员，我们才是“上帝”。
同时，关于国家大剧院的这场空前的大辩论，其意义实际上已不限于大剧院本身，而在极大程度上涉及了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建筑艺术以至文化的发展方向。从这个角度看去，目前的一边倒舆论，在多个原则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导向性失误，是必须加以辨明的。
是创新还是形式主义
被评价为“充满灵气的”安氏国家大剧院方案造型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大穹顶，反方意见最集中的焦点也是这个大穹顶。正方称赞说：“我说你这个构思太好了。……比如说它有很多舞台，要高起来，有的很高。……舞台高低起伏，就很容易把这个东西做的，就是很乱。……当时我说哎呀他那个想法，其实你一想就觉得很简单，你怎么没有想到？就是用一个shell（壳体），一个roof（房顶）给它罩起来了。那么就是说……这个房子很多乱的东西呢，就是说非常复杂的功能，被他用简单的一句话说清了。”教授们纷纷称赞这个做法“令人震惊不已”、真是“太独特了”（引文凡未说明者，均引自凤凰卫视播送稿）。
是太独特了，是太令人震惊了，因为这位出身工程师的安德鲁先生，当着全世界的面，公然嘲笑了建筑设计的基本原则。所以拥有三个院士头衔的加拿大建筑师克科兰（Kirkland）才说：“房子套房子，是屋中打伞作茧自缚，结果需要高大空间的舞台上不去，要向地下挖六至八层楼，这是全世界建筑界有史以来最荒谬的大笑话。”从这个方案中，他得出结论：“建筑语言和基本科学规律都倒到沟里去了。……如果这个建筑能够建成，那全世界的建筑教科书都可以烧掉了。”法国《世界报》建筑专栏权威评论家爱德曼直到最近也还在说：“这个方案其实无法以坏字作评，而只能说它根本是小儿科，因此也是可憎之极的。”
教科书倒不必烧，只须在耻辱作品的介绍中添加一段就行了，而这个耻辱却要由中国人来承担，因为是中国人包括中国一些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对它作了最起劲的如此令人震惊的吹捧。
建筑是一个复杂的事物，形式与内容的矛盾特别尖锐而复杂。建筑的内容因素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前者包含物质性功能和物质性手段（或条件，如经济、地理、材料、结构、施工工艺和设备），后者包括一般的形式美和必要时对狭义艺术的追求。建筑设计就是全面衡量对象面临的所有问题，对诸方面因素加以仔细权衡和调整，最终作出功能适用、造价经济、形式完美的作品，达到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在这个过程中，各方面的要求当然不可能都得到完全的满足，建筑师的任务就在于根据矛盾的性质，运用辨证思维，使各方面的损伤减至最小。所以，即使在某种情况下，为了精神性的美情、美思、美意的高扬，局部地有限度地损伤其他方面的某些“合理”要求，也是可以容忍的，不能说是形式主义。但是这整个事情得有个限度，超过了限度，就成了荒谬。
大罩子不是剧院的功能所要求，反而严重制约了功能，该上去的后台上不去，不该往下走的观众却必须往下走，几上几下，曲里拐弯，长途跋涉，早就转胡涂了，更别提碰到紧急情况，人们会找到逃命的出路。大罩子也不是结构所必须，去掉它，几座剧场完全不会倒下去。充其量，连教授们也不能不承认，大罩子完全是形式的产物，而单是建造它，就要花掉好些个亿（教授们应该是心中有数的），还有它所围空间那据说每个月好几百万元的降温、加热、除湿、加湿、除尘、通风换气和必不可省的日夜照明的费用。
大罩子把人们都圈在其中，对此我万分不解：“为什么人们不能在围绕着几座剧场的花园里自由自在地散步，非得把它们统统罩起来，形成许多奇异死角，再从里面透过玻璃墙（其实大罩子只有极少部分是玻璃墙）‘发现外边绿树环绕的城市景色’呢？”克科兰也问道：“为什么这建筑要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呢？像个大城堡外沟里的小岛，它的伟大构想无非只创造了隔离，将自己与整个城市和群众隔离。一个文化庙堂对文化的贡献，将带来的只会是群众的愤怒和谩骂。”在我读了几位教授的高见以后，仍然得不到对这个疑问的解答。
高傲的安德鲁特别不屑于回答大罩子的清洗问题，根本就没有把这当作一回事，说这不过是他的助手应该解决的事，完全不必劳他费神。教授们也为之愤愤不平，责怪“中国的建筑专家对具体的技术问题如此看重”，好象我们花了钱，连问一句都不行了，因为这可能会败坏这位法国人的好心情，“着实令他不解”的。教授们向我们保证说，“了不起我就上去人去清洗么……在这样平缓的椭球体上做清洁并不难，3.6万平方米的表面面积，如果以人工清洁，估计半天就可完成。”难道真就这么简单？原来听说安德鲁会拿出什么高招的，最后出来的却仍是人海战术。但这个蛋包括围绕着它的水池，在北京的风沙下真就这么好对付？爱德曼最近也还在担心：“北京的环境污染，即便是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已在开始好转的污染，再加上看不出何时能停下来的风沙，都多半会把那个嬉水池搅得一团糟，而原本听说那水中是可以映出大蛋倒影的。”所以，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呢？为什么非要盖一个毫无用处的大罩子，难道是为了使清洁工人不致失业吗？为什么就不能抛弃这个形式主义大罩子，用一些其他功能性建筑和建筑小品，把几个剧场组合成一个有机的，园林式布局的建筑群呢？而园林和群体构图，正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长项。
即就它的形象而言，也绝对算不上“创新”。早在四十年前，意大利工程师皮埃尔?奈维的罗马小体育宫就有了大罩子，与底部的Y形结构柱结合，非常美丽。内表面呈网状，既是结构所必须，也是极美妙的装饰，不愧为创造性的杰作。以后，这类大罩子主要在体育建筑中更经常可以见到。不用往远处想，首都体育学院体育馆，还有哈尔滨室内海滨公园的设计方案，都是椭球形壳体。但这些建筑的大罩子，都是大空间功能和大跨度结构所必须，建筑的形式是其内容有机而美丽的表现，与安氏莫名其妙的大罩子，不可同日而语了。
难道教授们真的就看不出来，今后的建筑师包括你们的学生，凡是遇到“高低起伏”的体型，就统统可以用一个大罩子罩起来？像安氏大剧院这样的建筑群可以这样，一座建筑当然更可以这样，别的建筑群就更不用说了。整个北京城都是高高低低的，是不是也可以用一座大罩子通通罩起来呢？得到过你们称赞的安德鲁可以这样，其他建筑师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要不要中国风格
建筑具有精神的层面，建筑艺术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努力体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这些，也都是中国建筑艺术和建筑文化发展应该遵循的原则。
但二十世纪世界范围的总的情况却是，全球的建筑和城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变得如此相似，民族的、地域的风格追求被置诸脑后，源于欧美并以其为中心的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所谓“国际式”的“世界主义”风行全球，并以此而成为建筑“时代性”的标志。
当前，中国城市建设和建筑艺术的发展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在西方现代主义负面因素影响下，一些中国建筑师放弃了对于中国风格和地域特色的追求，盲目照抄西方现代甚至西方古典，在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中逐渐失去了自己的个性。许多貌似多样的形象，包括所谓“欧陆风”在内，实际都是西方各种流行甚至过时手法的杂凑，而相当忽视富有中国特色的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创造。
其实，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就已经逐渐警惕到西方现代主义的负面影响，人们已认识到，以西方为中心考虑现代化的时代已经过去，要求重新认识和肯定本民族本地域文化特色，使那些充满魅力的生活环境再生的时代已经到来。国际建筑师协会最近十几年的几次大会发表的宣言，都一再呼吁发展中国家要注意保持自己的“区域性文化特色”，担心这些国家大量抄袭西方，失去自己的城市和建筑风貌。所以，没有理由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中国的建筑艺术应该永远立足于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土壤和中国现代的多元生活之上，多元吸收、多元创造、多向量地满足生活对建筑提出的物质和精神要求。
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建筑艺术发展方向的大问题，切不可等闲视之。我们的教授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都有着导向性的影响，尤其对于青年。所以，我要说，反映在国家大剧院的这场争论，很大意义上已不仅只关乎这一座建筑了。实际上，招标竞赛当初对于建筑风格已有过明确的要求，即除了体现时代精神以外，还要体现民族特色，拟定的“一看是个中国的剧院”，正是这一正确导向的朴素表达。有许多教授都参加了竞赛要求的制订，应该比我更了解这个过程。
但是，这一正确导向在安德鲁宣布“只好不服从”（参见《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1月1日B版）和要把中国的古老文化“逼到危机的边缘”以后，操作者就都不再提及了，并重新制定了规则。教授们称这是“安德鲁的聪明之处”——“当所有人都已才思枯竭的时候，他重新规划了赛跑的区域，并使裁判接受了他的想法”。对此，教授们作了自己独特的解释，例如在《建筑师》那组文章里，有一位我一向尊重的名教授就认定“一看是个中国的剧院”的要求本就是不合理的，理由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现代歌剧院这样的建筑，所以，“无根无据的探索很难得出有依有据的理想成果”。如果这个逻辑能够成立，我们要问，历史上中国也没有类似现代博物馆、大学、电影院、文化中心、火车站、体育中心这样的建筑，是不是现代中国的几乎所有建筑都不应该再有中国特色的追求了呢？历史上中国也没有电影、话剧、电视剧、芭蕾舞、油画、钢琴、交响乐和流行音乐，是不是所有这些艺术的创造，也都必须统统西方化了呢？其实，“一看是个中国的剧院”这句话中的重点是“中国的”，而不在“剧院”，指风格应该具有中国特色，说完整一些，就是“一看是座具有中国风格的剧院”。这本是不难理解的，教授们却把这个概念偷换成一座具体的“中国的剧院”了。
教授们又为安德鲁大抱不平：“在北京做房子尤其困难，就是背负着许多历史的使命，或者叫政治的使命。其实建筑，你也知道，建筑就是建筑。……所以我坚信安德鲁他……他应该是很痛苦的，他没有想到中国的建筑会背负这么多东西，而且都要在一栋房子里展现出来。”他们把这种要求称为“苛求”，称为“乌托邦”。
真是这样吗？
其实我也反对不看对象，硬要在无论什么建筑上都追求什么深层文化观念，体现什么信念或理想，我将之称为虚矫和浮夸。对于那些大量的一般性的以解决实际功能为主的、其“艺术性”处于较低层级的建筑来说，就大可不必加给它们过多的人文要求。但是，万事都有个区别，当必要的时候，即当对象理应具有更多人文意义的时候，例如大型公共建筑、城市结点建筑、标志性建筑、纪念性建筑、文化建筑或旅游建筑等，出于这类建筑的本性，赋予它们一定的以至高度的人文色彩，不但是必要的，也是作为艺术家的建筑师的光荣，绝对不是苛求。
国家大剧院就正应是这类建筑的顶尖作品，绝对有必要着力追求代表国家文化精神、展现我泱泱中华堂堂气概和悠久骄人的伟大历史的、真正高格调的建筑艺术，创造出相当强度的艺术氛围，表达出一种拥有相当文化深度的情感，一种思想性，富有表情和感染力，以陶冶和震撼人的心灵，而不仅是形式美的处理。这不是什么“政治的使命”（顺便提一句，作为表现性象征性和抽象性艺术的建筑，本就不可能明确表达出具体的政治概念，也从来没有人要求国家大剧院承担这个“使命”）。从这个方案本身以及有人对它的解释，我们有理由怀疑，设计人和方案的鼓吹者对于国家大剧院究竟应该表达出一种什么样的建筑艺术氛围和格调，是否真的做过什么认真的思考和探求？如果说连国家大剧院都不必要体现这种追求，那中国以后就再也不可能有什么建筑可以达到如雨果所说的“人类思想纪念碑”的高度了。作为一个法国人、从工程师出身的安德鲁可能不会理解到这一层，但我们的建筑学教授们如果也不能理解，那就太令人担心了。
要不要继承传统
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还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97年中共六中全会的《决议》也指出：“文化事业要深深根植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优秀成果。”
但有一位同样我一向十分敬重的名教授却引用了二十年代鲁迅先生的话，好心地劝我们把传统扔到垃圾堆里去。让我们也来重温一下这位名人的“教导”。鲁迅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有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认为要少——或者竟不——读中国书……”。还引了郭沫若先生的话，提出什么“历史小”的概念，以中国古人不懂得“白血球吃细菌”的道理为由，声称“愈有历史者愈小”，言下大有原始人最伟大之意，似乎原始人最懂得“白血球吃细菌”的道理。我还可以补充，对于类似的议论，不但二十年代之初，即至今天也还有人在发挥，比如《丑陋的中国人》的作者柏杨先生就说得更加尖刻：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文化不过是“酱缸文化”而已。
但是，即使是名人说的，便对么？我要说，上引的话，即便不说它完全没有道理，也是十二分的偏颇。
在时下一些有关鲁迅的议论中，有人就是这样对待先生的。他们既缺乏对先生和先生所处时代的全面了解，又没有一种正确的辨证的历史观作指导，只是唯我所用，把名人的话当作自己贫乏思维的点缀，真是手到擒来，好不方便。对于这种现象，也借用鲁迅的一段话来回答，是最好不过的了：“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萧注：例如，紧抱着传统的包袱云云，保守心态云云，不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云云）的横暴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要找出鲁迅及其他五四时代的人们反对中国传统的话语，真是绝对的不费力气。不但对据说只横七竖八地写着“吃人”两个字的中国书，即对中国的语言和方块汉字、中医和京剧，鲁迅先生几曾说过一句好话？有的只是全盘的否定。而关于西方文化，先生却倡导“拿来主义”，不客气地说，实大有全盘西化之嫌。我要再问一句，难道这些都只因为是先生说的，便对么？最让人难堪的是，“文革”中除毛主席的书以外，只有鲁迅的作品才是被允许阅读的，而且被大量引用。他的“痛打落水狗”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论，以及对所谓“四条汉子”的“批判”等等偏狭与偏激，皆息息与“文革”的“造反哲学”相通。在“文革”后期的批孔中，鲁迅的反传统思想更得到“四人帮”的空前青睐，成为他们篡党篡国的工具。先生若仍生而有知，不知将会有如何的感慨。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伟大的鲁迅先生当然不会求全责备，对先生不妥协的反封建，反礼教和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先生对西方科学、民主的响往，都将永远怀着深深的崇敬。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先行者们的某些具体判断，得出我们自己的认识，比如“非孝”、“破坏家庭”、“打倒孔家店”、“线装书扔毛厕里”、“废止汉文，改为拉丁拼音”、“全盘西化”等等。
有人就指出他们的根本失误是“凭常识抬杠”、“以小常识，谈大问题”。
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对这种现象已有过精辟的论断：“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何况，处于激烈战斗中的鲁迅，也不可能象我们今天一样，可以从容地进行全面的论述，为了与黑暗抗争，有时故作惊人之语，以达震聋发愦之功，也是情有可缘。故鲁迅有时的偏激、不宽容和富于攻击性，都是可以理解的。其实，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鲁迅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断不至于真的不读中国书的。对于中国文化，先生也从未失掉过信心，在《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文中，先生就说过：“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但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教授们却建议我们在“应该如何看待我们五千年灿烂文化留下的传统”问题上，也“不妨听听安德鲁的看法。”他们所引的是安先生下面一段话：“我希望你们把传统的包袱卸下来，就是往前看，就是径直往前走，不要考虑你的传统啊文化啊这种东西。”在这段话之后，安先生又忽地加了一句：“但是当你往前走的过程中，你往脚底下一看，传统没有离开你，传统就在你脚下。”据引用者的意见，似乎安德鲁为建筑理论甚而文化理论，作出了什么前无古人的伟大贡献，以致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作出的安氏方案，竟“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我觉着不仅是我们建筑界应该欣喜，我觉着整个中国人应该感到欣喜。”
但这个被如此肉麻地大力吹捧的所谓“理论”却是极端荒谬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艺术是感情的产物，建筑并不是砖瓦灰石等物无情无绪的堆砌，其中自蕴有深意，就如同‘诗情’、‘画意’一样，‘建筑意’也在诉说，在歌唱，充满了感情。所以，建筑艺术的创作同所有其他有价值的艺术作品一样，都必有一个意在笔先的过程。建筑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就应以立意为要，意在笔先，由意生情，移情入景；欣赏者在体察的时候，应该以‘建筑意’的赏鉴目光，触景生情，由情及意，得意忘形。”怎么能够什么也不管，径直往前走，就能够得到具有深度感染力的作品呢？而且，一个对中国文化不怀好意的法国人，一个对中国文化说出“我就是要切断历史”，一个污蔑中国优秀传统是“一幅漫画”，并胆敢把她逼到危机边缘的人，他怎么可能在不考虑“传统啊文化啊这种东西”径直往前走了以后，忽然又站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地上了呢？如果真的“就是往前看，就是径直往前走”，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脚下不会再有任何东西，从空中楼阁跌下，就像垣录进二那样，摔得粉身碎骨。
对于安氏“我就是要切断历史！”（这是他当着中国驻法大使的面说的，而不是教授们辩称的是对应朝先生说的）华中科技大学张良皋教授说得好。他说，中国的伟大历史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类，对不起西方人的地方（我还要加一句，也没有什么对不起教授们的地方），可是，西方的海盗国家，从十五世纪开始，首先割断了西非各族的历史，接着又割断了阿拉伯、印度、美洲和澳洲土著的历史，从1840年起，也在不断地妄图割断中国的历史（见《新建筑》2001年第1期张良皋文）。
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不能割断自己的历史。”江泽民同志也要求我们“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增强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激励他们为振兴中华而不懈奋斗。”这种先进文化，当然绝不是割断自己历史的文化。
中国地广人众，历史悠久，建筑传统成就辉煌而深厚，人们对传统怀有更深的感情。中国近几十年的建筑艺术创作，虽然也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包括教授们的优秀作品在内，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传统的荫庇。
在人们预言二十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的新世纪开始之际，在当前政通人和，经济发展，意气风发，世界正日益把眼光转向中国之时，安德鲁这种必将导致民族虚无主义盛行并挑起这场争论的“理论”的出现，并被大力宣扬，似乎还大有成为主流理论之势，迫使我们建筑理论工作者必须作出自己的回答。否则，便是我们的失职。
安德鲁先生的根本错误，是在于他太狂妄，太无知；教授们的根本错误，则是对中国，对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太缺乏感情和自信。
教授们又发现“中国人有一个特别不好的毛病，就是人云亦云啦!”（本人也发现了当前一种时髦的“爱国”，就是凡属不好的东西，总忘不了要与“中国人”三个字连起来，仿佛外国人都是完美无缺的，从不人云亦云）。想来我这篇文章并没有惟教授们之云而云，大概可荣幸地免于教授们之责了。但，我还是等着。
最后，我要借用加拿大建筑师克科兰的话，作为此文的结束：“我再次为我的强烈用词而道歉，但是我实在是为我所爱的一个国家担忧啊！”
同期还刊登了陶宗震的文章和署名去病的要求有关方面公布所有内情，让更多人和历史来判断的《无题》。这些，应该都出乎这几位教授的意外，按照五十年的传统思维，一个已经经过最高铁定了的事情，是不应该再出现另外的声音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