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境外媒体试图将安德鲁的“财务问题”与中国方面联系起来，他们称“国家大剧院号称国际竞标的竞赛过程并不公开透明，在国内及国际建筑界引起争议”。
这也是国家大剧院业主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王争鸣被问得最多的问题。
“早在1998年、1999年，就有关于业主委员会受贿的谣言，怎么说的都有：有传得有鼻子有眼的说得了900万法郎，还有的说是动员了法国的总统基金来行贿。我都已经不屑于去批驳这些谣言。”王争鸣并不避讳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王争鸣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业主委员会绝不存在受贿问题；中标方案的评选经过几百人的评定，不可能存在暗箱操作的可能。
他说，中国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方案经过两轮竞争三次修改，历时一年四个月，共涉及69个方案。在两轮竞赛期间，专门成立了由内地，香港以及国外的11名建筑规划师组成的专家评审委员会。最后选出包括法国巴黎机场设计公司、日本矶崎新建筑师事务所、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清华大学和奥地利汉斯?豪莱建筑师事务所的五项方案。由于专家对这五项方案都不是特别满意，因而它们都面临做进一步修改的问题。而正是在第一次修改后，安德鲁提出这个被他称为是“全新”的方案。
记者查证，根据2000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国际竞赛方案集》(以下简称方案集)中的描绘，1998年4月13日开始了第一轮竞赛，截至7月13日共有36家单位交来的44个方案，其中国内24个(含香港4个)国外20个。在技术委员会对44个方案进行了技术审查后，交给评委会进行评选。
根据竞赛规定，评委会应该评出三个方案上报国家大剧院建设领导小组。但是，在7月27—31日评委会进行评选之后，得出结论：还没有一个方案能够“比较综合地、圆满地、高标准地达到设计任务书提出的要求，无法提出3个可以直接上报领导小组的方案”。根据竞赛文件规定，只选出了5个得票通过半数的方案，其中包括法国巴黎机场公司(安德鲁设计)的方案。
为此，1998年8月24日进行了第二轮竞赛。评委会基本上和第一轮相同，这次又选出5个设计作品。但是，绝大多数评委认为，“这些方案均不够完美，或多或少存在问题，有的存有比较严重的缺陷，提请领导小组和决策人慎重考虑。”
王争鸣说，之后，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更大范围内征求意见，又经过了专家修改、征求民意、领导审定的过程。同时与全国人大和政协、北京人大和政协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最终将三个方案报送审批。
但一些人对报送前的程序持有疑虑。在安德鲁向法国人的描述中，它的中标方案是国际竞赛中胜出的作品，但是事实好像并没有那么简单。“整个竞赛过程有很多不透明的做法”，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萧默对本刊指出。
安德鲁后来也对其方案进行了修改，据清华大学教授胡绍学描述，“安德鲁的设计后来得到的评价不高，有越来越差的趋势”。此时的方案并不是后来的“巨蛋”方案。
1998年11月17日第二轮竞赛结束，至此，仍然没有一个合适的方案在竞赛中胜出。
安德鲁后来说，他是在1999年于法国一个海滨小镇中获得“巨蛋”灵感的。
在两轮竞赛之后，方案的选择改变了方式。与竞赛期间从国外邀请了一批建筑名家出任竞赛评委的做法不同，“专家组”成员全部换成了国内人士。原来出任竞赛评委的西班牙人里卡杜?包费尔、日本人芦原义信、加拿大人阿瑟.爱里克森均退出。
业主委员会决定让法国巴黎机场公司与清华大学合作，英国塔瑞.法若建筑师事务所与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加拿大卡洛斯建筑事务所和建设部建筑设计院合作。
据胡绍学回忆，后来三对组合对设计作品进行了不断修改，最后，加拿大卡洛斯和建设部的作品自我感觉不好“自动放弃”。而清华大学因为不想只作配合，与安德鲁约定做出两个方案，一个以清华大学方案为主，安德鲁配合修改，一个则是安德鲁设计为主，清华大学配合。
胡绍学说服了业主委员会的主席万嗣铨，最终同意了清华大学和安德鲁的做法。最后，清华大学为主的一个方案、安德鲁为主的一个方案(就是后来的“蛋”方案)以及英国塔瑞?法若建筑师事务所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的一个方案成为最后的3个方案。
……
2004年5月31日，中央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新闻频道的社会记录栏及时播出了事件过程和主持人阿丘的评论，同时回顾了安德鲁方案被采用的经过。有些内容与5月1日十频道人物栏相同。在这次节目中，彭培根和萧默也接受了访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