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建筑的反思二（54）

2002-12-1 11:00| 发布者: 萧默

    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建筑应遵守的“八字箴言”——经济、实用、安全、美观——恰恰为专家们的建议提供了依据。事实上，早在2003年8月，温总理在国务院一次办公会议上就强调了“节俭办奥运”的方针。所以，这一次的院士上书立即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
    同样是一批两院院士，在2000年6月10日，曾为国家大剧院上书中央。但遗憾的是，4年后的今天，巨蛋形剧院已经就要建成了，一时间，“一种追求新、怪、奇的建筑风气，从国家大剧院开始，已逐渐蔓延到全国各地。”何祚庥院士这样说。“为了展示形象”的需要，就将社会财富换成一片片高楼。现代化、国际化差不多就被认为是“银座化”、“曼哈领化”。
    一位政治学者认为：“而本届政府履新后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包括其更为务实的作风，对社会风气有了改观。温家宝总理提出的‘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五个‘统筹’，也被作为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框架。在这种大风气下，院土上书和政府对‘鸟巢’的重新审视才顺理成章。”（见《南方周末》2004年8月12日《北京奥运“瘦身调查”》）
    7月27日，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中共北京市委九届七次全会土表示，北京奥组委及其他相关部门必须牢固树立“节俭办奥运”的观念。这位同样以务实著称的新任市长提出了三点要求：—是要尽可能利用现有体育场馆，减少重复建设；二是新建场馆标准要适度，在满足赛事需要的前提下重新调整项目规划，千方百计降低工程造价；三是新建、改建场馆要充分考虑赛后的使用。
    7月30日起，正在施工的“鸟巢”被叫停，方案被重新调整，主要涉及去掉开启式屋顶和将口子开得更大。“鸟巢”的设计者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公司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已接受了优化方案，原来的38亿元的预算将减少到31亿，总用钢量从原来的6万吨可降到3.5万吨。
    “水立方”也在进行调整，用钢量已从8000吨减少到6000吨，钢结构还在继续优化之中。专家还提出最好将膜结构取消，屋盖钢结构也可以采用普通轻型屋顶，以节约更多钢材。
    还有一种设想：目前北京符合奥运会要求的游泳馆有1000多座，从中选择几十座作为奥运会的游泳训练场馆毫无问题，没有必要再新建“水立方”游泳馆。
    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的篮球馆，上面的三层商店可能会全部砍掉。篮球馆四面耗资两亿美元的大屏幕也将大规模压缩，可能只保留南侧的一块并缩小面积。总建筑面积也将由11.7万平方米降至6.5万平方米。
奥组委甚至希望205亿奥运会场馆建设总投入能够再压缩20到30个亿。
    至于CCTV大楼，消息还不确定，已有传言也将被取消，并重新设计，但也有完全相反的消息。
    最近的这些动态，使得我们对于中国建筑的发展前景开始恢复了希望。但是，要从根本上破除错误的建筑思想，建筑理论的建设也是不可忽视的方面。我们不能只是责备别人，正因为中国人自己失落了自己的建筑观，才使得错误的设计能够得以在中国通行。库哈斯自己就说过：“这一建筑（指他设计的CCTV大楼）也许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但是，确实只有中国人才能建造。” 一位网友说：“库哈斯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善于抓住中国评委的心理和审美特征。他这次的投标作品与他在欧洲的项目质量相差万里，简直就是拿亚洲人当儿戏。他知道中国需要提高国际地位、扬名立万的建筑，而且也知道普通第三世界广大人群的整体审美趋向，比如高技、前卫、夸张、解构、冷冰冰、酷，尤其崇尚‘奢侈’”
    参加过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的意大利建筑师Vittorio Giegotti的一段话也令我们深思。他说，通过自己方案的落选，使他明白自己在中国犯的“错误”——“中国现在是一个急于摆脱过去，不愿意提起过去的时代。他们急于要让世界和国人看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他们需要最新的东西……所以他们会接受一个蛋。”
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建筑师柯蕾担心地说：“国外建筑师们……迎合中国人急于摆脱过去追求新特奇的心态，设计出在其它国家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使他们自我以及客户的欲望暂时得到满足，而形成对整个城市形态环境、文脉延续不负责任的建筑”。
    网友们更为直率，直斥“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是国人的本性。金发碧眼者发表的意见在业主和同行那里得到的钟爱，远远大于中国建筑师。” 可怕的是，这股崇洋歪风自觉或不自觉的鼓吹者，往往并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自己。某些开发商自不待言，甚至还包括一些建筑师、教授、学者和领导者。不但是官方，也包括民间。
    例如，我有一位朋友，一位杰出的建筑大师，承接了一项房地产设计任务，从方案竞标一直做到施工图，已经全部完成了。开发商却忽然提出一定要在他的事务所名字前面加上一家美国事务所；在他的名字前面也得加上一位洋人，理由是在新闻发布会上会显得“好看”一些，可以提高房产的“品味”。说白了，是更容易卖出好价钱。开发商找来一家洋事务所跟他“合作”。可来的人却是一位华人，鼻子不够高，开发商颇有难色。可巧正赶上了911事件，美国航班停驶，好些洋人一时回不去了，才临时找来一位金发碧眼人士，冒充为这家“克莱顿大学”式公司的老总，好歹算是把发布会对付过去了。而我的这位朋友，还得从已经少得可怜的设计费中白白掏出一万美元，由开发商转给这家什么也没干的洋公司作为“合作设计费”。
    还有一个故事：说是新疆要新建一座商场，我的另一位朋友接到委托，赶到那里，满腔热情地要创作出既富有现代感又富有新疆地域和民族特色的作品。投资商却大不以为然，说那种东西太土太“落后”，要求他“越洋越好！几十年不落后，不要给我省钱！”我这位朋友说不服投资商，只得悻悻而归。
    号称为“中国最大的”温泉度假酒店将在天津宝坻落成，预计2004年投入使用。酒店直接抄自欧洲城堡，占地400亩，包括12万平米的度假酒店和17栋总统级配套别墅，有1000间客房。其广告语有谓：“建筑的造型主题：塑造奇异的虚幻世界并有强烈的异域风情。……颇有欧式古典风韵”云云。简直是“化腐朽为神奇”，不知今夕是何年，此地是何乡了。
    在天津附近的高速公路上，我也看到了以“典型西欧乡镇风情”为招徕的房地产大幅广告。
    2002年10月，德国人冯?格康在中国举办“在中国从事建筑设计”展览时说过一段话：“我认为只有故宫、天坛和长城是不可替代的。不客气地讲，北京的现代建筑没有一个是尊重传统的。……说实话，我非常欣赏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但现在北京的建筑在我的印象里，完全是美国化的，就象是鸡尾酒。我看到太多的北京建筑在追求一种表面化的东西。”他善意地指出：“那是不健康的，建筑设计的出发点应该是考虑和当地的历史与传统的关系。”
    究竟问题出在哪里？问题的关键何在？我无力作出全面的回答，需要大家来讨论。这里我也不想做什么理论探讨，只是肤浅地感到，应该说，“体制”是问题的核心，包括决策体制、审查体制、教育体制、学术包括众多学会（和所谓学会）的建设体制以及学术刊物的自律机制等等。事情要远比我们表面看起来的深刻多了。
我们的建筑理论现状可以以“混乱”二字来概括。一方面，中国的许多建筑师太听话了，业主要什么，开发商欣赏什么，包括“欧陆风”在内的不健康要求，都统统给以满足。我们的创作非常缺乏“理念“，许多建筑师自己就没有什么理念，更谈不上用自己的理念去影响社会和业主了。这些建筑师也十分缺乏建筑文化观念，误把中国现代建筑与西方现代建筑混为一谈，认为我们只要遵循西方现代建筑的路子走下去就万事大吉了，并以此作为“与世界接轨”的回应。
    有些建筑师好像也有自己的理念，比如在市场经济的借口下以迎合所谓“大众”趣味为已任，或以张扬个性为目标的追求时尚，在“先锋”、“前卫”、“实验”的旗号下放纵自己，我认为都值得评论界的关注。在前者的驱动下，必然会涌动出一股平庸的、低俗的、纯商业功利的作品；在后者的驱动下，则以怪诞、新奇、浅薄的手法主义为最高追求，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前出现了一股先锋美术家忽然都投身到建筑创作行业的原因。他们把对象当作一种“纯艺术”来对待，并不懂得建筑的真义。赵汀阳先生在他的《观念图志》一书中对这类“艺术”作过如下的分析。他说：“他们需要突破，突破本身变成了艺术的任务和目的，开始是为了突破古典艺术概念，后来变成互相突破其他艺术家的思路。艺术不再追求成熟和完美，而是追求叛逆、造反、破坏、革命、另类和变态。”这些艺术家所遵循的，只“是一些也许打破日常规则的肆无忌惮的想法”。当然这种突破也自有其手法上的意义，但不可视之太高，更不应推波逐澜。
    吴良镛先生最近提出的建筑应“back to the basic”（回归本体），是十分及时的。理论的混乱使得我们面临强劲的洋风或其他各种“风潮”无所适从，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许多建筑师忙于应对繁重的设计任务，既没有强烈的要求也没有精力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不知道理论建设的重要性。
    许多建筑师对于自己的优秀传统也十分生疏，个别的甚至持十分鄙视的态度。没有对传统的相当了解与尊重，当然不可能在创作中体现出中国特色。
    我们至今也还没有形成一支具有高素质的，拥有一定规模并协同作战的建筑理论研究队伍，许多涉足理论研究的人士几乎都是单兵为战，自身也存在一定问题，脱离实际，观点含混，缺乏深度，很难对建筑师们产生较大影响。
    建筑历史领域也不见得乐观。我们从大量的建筑史学著述中，发现的只是对本专业有关“事件”的专注和描述，而很少注意规律性的探讨和阐释。历史理论家科林伍德曾经批评过一些历史学家“对确定新的事实非常热衷，而对发现规律之事却少有问津，除了发现事实之外，历史学家根本不对事实提出问题”。恰恰正是这一点，对于与影响建筑发展的宏观社会因素尤其是人的心态的联系缺乏兴趣，没有把真正直接决定建筑进程的文化纳入视野，融入于原本非常生动的建筑历史的活的躯体之中，这样，就既无法找到决定建筑发展的深层文化基因，也不能得出关于建筑自身发展的科学认识，以致对历史的发展进程提不出更多具有深度的贡献，更不用说对中国当代建筑创作道路等问题做出自己的有力回答了。
    吴良镛先生在《建筑意》第一辑中发表的《树立“建筑意”观念——谈中国建筑文化的创造》中呼吁：“目前，商品的竞争战略观念已经从产品竞争转变到‘核心专长’的竞争，要拥有别人所无的优势资源，那么，在建筑领域呢？有人说21世纪竞争将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对建筑来说，是非常确切的。所以，中国建筑师要赢得竞争，就理应熟悉本土文化，拥有这个优势。”我完全同意吴先生的真知灼见。
    这里我想再引用一位作者的话：“难道我们真的割断了历史，就实现‘现代化’了么？在看了奥运会国家主体育场‘鸟巢’方案之后，一位市民说：‘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在一些公众眼里，‘这纯粹是个鸟儿窝，中国人会喜欢这个东西吗？’。……至于有人把场外地面镶嵌的巨大的十二生肖图，还有场内座椅通通刷成红色，就解释为与传统的结合，明眼人一听就明白，不过没话找话而已。十二生肖的那么巨大的尺度，除了从飞机上俯视，人们实际上是感受不到的。而且，“十二生肖”就能体现中国文化吗？文化观念对城市规划具有深层次的影响，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个不争的事实。美国建筑师沙里宁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沙里宁还说：“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在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中，文化观念的影响是极其显著的，并成为其独具特色的基本因素所在。而现在，我们迫不及待地一下子割裂传统，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抱负？我们的文化追求又在哪里?”（《建筑意》待发稿，祝捷文）
    我的话也就要说完了。无论如何，这本小书也只是提出问题，并没有开出灵丹妙药。我相信，随着经济建设的进一步高涨，文化建设也必将走上一个新的台阶，也许十几二十几年过去，当我们的建筑文化观念和建筑理论进一步提高以后，回过头来再来看看过去了的一切，只不过是过程中的一个插曲罢了。
    关于国家大剧院的这场大辩论，其意义也早已远远超出了对某座具体建筑的评价。有位学者甚至评论说，它将标志着中国建筑创作道路的一个新的转折，在中国文化建设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努力吧！中国建筑文化的前景，只要大家努力，看来，还是光明的!
(另，据听说国家博物馆原计划也采用安德鲁的方案进行改造，幸好老天有眼，让这个老梆菜的机场踏了，所以采用其他方案了，否则北京又多了一坨法国大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