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帽胡同 护国寺的四合院

    北京有许多带“帽”字的胡同，像后门桥的帽儿胡同，西单附近的宗帽胡同，新街口和护国寺之间的大帽胡同、小帽胡同、前帽胡同、后帽胡同、中帽胡同、北帽胡同，我就在大帽胡同25号生活了39年，那里留下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许多记忆。每次睡梦中所浮现的也总是大帽胡同25号———我的家。

　　那是一个坐南朝北的小四合院，两扇黑漆大门很像旧时的折子套，中间各有一块红色的心，上面镌刻着：述德乃嘉、继善为乐，和一般的大门对联不一样。我记得北京胡同里的大门上刻得比较普遍的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芝兰君子性、松柏古人心。门牌是蓝色的，大小和现在的差不多，左面是“新街口南大街”一行竖字，右面是“大帽胡同”一行竖字，中间是“25”，下面是苏州字码的二十五。大门两边各有一个方的门墩。

　　对着大门道的影壁中间写有两个大字“　穀”遒劲有力，妈妈告诉我这是来自《诗经》里的“俾　　穀”，我名字中的“穀”字就取自这里，只是后来简写成了“谷”。

　　1948年我才一岁就搬来了。听妈妈说，这个院子是一位蒙古族王爷的，他在北京的房产有100多所，上好的院子在解放时就卖给了国家，除了现钱，光是公债就给了很多，有的甚至做了大使馆，这所院子不过是他众多房产中比较差的一座，所以就成了大杂院。我们住时由他的女儿掌管，也就是我们的房东，姓金。她每个月乘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来收取房租，人很有气派，烫发，脚蹬高跟鞋，高高的个子，手指上夹着一支香烟吸两口就扔了。她吸的那两口也就像现在的过滤嘴那么长，从不多吸。院子里的人都觉得可惜，也有的人会捡起来当做烟屁，继续抽完。遇到下雨时，她还会穿着“玻璃雨衣”（上世纪50年代初对塑料雨衣的称谓）来，这也让院子里的人大为赞叹，这样一件雨衣的价钱在当时应该是十分昂贵的！我们交完房费，她就从随身携带的精致小坤包里拿出一本便笺，用那虽然不漂亮但仍很大气的字，写下收据并盖上朱红的印章，中规中矩。收完房租就离开，和房客也没有太多的话。

　　我们家住在大门口，这个院子是大帽胡同路南的第一个门，离大街最近。我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就是大门口、大门道，所以对于胡同里、大街上的事情记得最清楚。从小就听惯了胡同里的悠悠叫卖声，白天有卖菜的，卖臭豆腐酱豆腐的，卖干炸丸子的，卖切糕、芸豆饼儿的，卖大小金鱼的，卖小玩意儿的，卖针头线脑儿的，卖梳头油、胭脂的……有吹糖人儿的，捏面人儿的，敲铜锣耍猴儿的，耍把势的，变戏法儿的，转彩的……有叫唤剃头的，有吹喇叭或摇铁铃（其实就是铁板）带吆喝“磨剪子抢菜刀”的，有打小鼓儿收旧东西的（这些人后来大都进了信托商店），有收破烂儿换洋火儿的，有锔锅、锔碗、锔大缸的，有焊洋铁壶、修理钢精锅的，有拾掇皮鞋的……到了晚上有卖铁蚕豆、炒黄豆、炒半空儿的（“半空儿”就是外面涂上红土、里面空半截的小花生，比大花生好吃），夏天有卖西瓜的，卖白兰花、茉莉花的，秋天有卖水萝卜的。那卖水萝卜的车前总是要插上一朵用胡萝卜、青萝卜、白萝卜、水萝卜雕刻成的一朵花，煞是好看。冬天有卖馄饨的，卖糖葫芦的，还有卖油葫芦、蝈蝈的……

　　入了冬，我们总是要买一个萝卜挖成提水的小桶，里面放上水，栽进蒜，提梁上拴上一根绳儿，挂起来，过一段时间，下面的萝卜长出了缨子，上面的大蒜也长出了苗，红红的萝卜皮，嫩绿的缨子和蒜苗，在寒冷的冬天，陋室里也有了几分春天的气息。

　　有时住在里院的街坊怕听不见吆喝，尤其是冬天家家都紧门闭户，就特地跟我妈说：听见剃头的叫我一声，我们孩子该剃头啦！我和妈妈都会留心仔细地听着。

　　我们这条胡同里庙多，小时候还经常能看到入殓的、出殡的、做道场的、放焰口的。虽然是丧事，但也非常热闹，走在队伍前面的是僧人，手持乐器吹吹打打，跟在后面的是丧家，哭哭啼啼。最后也是我最爱看的，用秫秸搭架子糊的五颜六色的纸人、纸马、纸船、纸车，金山银山，纸人里还有童男童女。据说送到西直门外一烧，死去的人就收到了。

　　小的时候，我最盼望的就是卖小玩意儿的老头儿，胳膊上挎着一只篮子，篮子上盖着一块蓝布。揭开蓝布里面有很多我喜欢的东西———玻璃球、洋画儿、糖果、糕干、尜尜、毽子，最吸引我的是小蒲包。那是用蒲草编的，里面有六件小点心，每一件只有指甲盖大小都是油炸的，看着很香。上面还有一张大红的门票，用纸绳捆起来，就像大人送礼用的蒲包一样。可是我从来也没有买过，买不起，太贵，要两千元，就是2角。我最多也就只能买一块用粉纸包着的杨村糕干，两百元。那已是很不错了。就是这些人不来，我们院子离护国寺、平安里、新街口都很近，买东西也很方便。

　　夏天的晚上我们会拿个小板凳上大街，坐在油盐店（后来改成了清华斋）门口很宽的便道上，槐花的香气随着阵阵晚风袭来，我会让妈妈讲故事，要不破谜儿让我猜。有时我和街坊家的小伙伴在路灯下的婆娑树影里藏闷儿玩。上学以后每个暑假的晚上我都和燕生一起去护国寺捡西瓜子儿。人家吃西瓜，我们各拿一个盆接在下面等着他吐瓜子儿，回家后洗干净晒干，开学前卖给收购站，就赚足了我一学期的学费。

　　一个暑假的辛劳也卖不了一两块钱，后来同学告诉我别卖，留着冬天自己煮五香瓜子儿卖。在他的指导下，冬天晚上自己在家里包好了一包包瓜子儿，我也挎个小竹篮到护国寺汽车站、电车站、人民剧场叫卖，一篮子瓜子儿很快就卖完了。那已经是1958年、1959年了。

　　在《北京晚报》创刊不久的一段时间里，大杂院里的姥姥和几位大妈热衷于买晚报，原因是那上面有长篇小说连载《杨家将》。天天下午4时左右她们放下手里的家务活儿，买了晚报让我给她们读，虽然我只有四五年级，好多字还不认识，可这并不影响她们的理解和浓厚的兴趣，读完后她们还沉浸在故事中不愿离去。

　　由于我们住在大门口，每天晚上都由我妈关大门，晚上10时许问一下全院的人都回来没有？回来了就关上大门了。偶尔有谁回来晚了，就会叫门。我妈即使已经睡下了也要穿衣起身开门，从不耽搁。人家进门后都会小声、客气地说一句：给你添麻烦了，既表达了谢意，又不影响别人睡觉。后来有人怕吵醒我妈，就带一把小刀从门缝伸进去拨动木头的门插舌，进来后再关上。

　　这儿的地理位置非常好，房租也不便宜，所以住进来的人也非等闲之辈。有大学教授、中学职员、粮库的工会主席、国民革命军将军的眷属、资本家，还有一位上世纪50年初画过天安门上主席像的画家、著名服装店的裁缝师傅……“文革”后才陆续搬来了街道办事处干部、退役的体操运动员、房管所长、基层商店领导。虽然身份不同、社会地位各异，但大家都能和平相处。这个院子的人也都非常上进，“文革”后期，我每次从房山回来妈妈都会鼓励我：你看，人家严雷生考上了研究生，温庭也当上技术员了，你也得努力呀！

　　1986年我离开了那个大院，以后多次回去。后来再回去看见大门、石墩都没了，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日本人看着好，房管所就给卖了，换了一个铁皮包木框的大门。可是那两扇镌刻着“述德乃嘉、继善为乐”的黑漆大门、石墩和这个四合院都会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