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四羊市大街和41号院

    羊市大街这个名字消失已经40年了。它就是今天阜成门内大街西四到白塔寺十字路口之间的那一段路。

　　别看羊市大街长不足一公里，街名有些粗俗，它却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记得一本关于北洋军阀的书里有这样的记述：民国13年冯玉祥倒戈，把贿选大总统的曹锟抓起来，囚禁在羊市大街某处，也给这里平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羊市大街41号院（1965年改为阜成门内大街93号）坐北朝南，是这一带极具特色的大宅第，解放后改为机关集体宿舍。上世纪50至60年代，我家曾在这里住过。

　　先说西四羊市大街

　　羊市大街与对面的马市大街（现西四东大街）、东四猪市大街（现东四西大街）以及宣外骡马市大街等，都因过去进行牲畜交易而得名。然而世事沧桑，以后只留下地名。

　　这条街东口十字街上，四座四柱三跨木牌楼相对而立，便被叫做“西四牌楼”，与东城对称的那四座牌楼相区别。有轨电车、汽车从中间穿行，三轮车、自行车在两边通过。说是木牌楼，其实四座牌楼的十六根楠木柱子，在民国时期已同其他不少牌楼被“偷梁换柱”，以整修古物为名，换成了水泥柱子，拆下来的名贵木材被当局变卖贪污，曾是轰动京城舞弊新闻。

　　从西四牌楼西行百余步，路北就是鼎鼎有名的广济寺。广济寺建于金代，现存为明代建筑，共有四进大殿。寺内供奉有三世佛、铜铸观音等。广济寺是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上世纪50年代，佛祖释迦牟尼的佛牙舍利也曾供奉于此。记得1955年佛牙舍利去缅甸供奉，广济寺举行了隆重的法事活动。大街上也站满了人，都想一睹佛祖灵牙。我那年9岁，人小个子矮，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大街上除了人，还“冒”出了许多小汽车，像“吉姆”、“胜利”、“华沙”什么的，都是当时的“主流车型”。小汽车能排成串，在当时的北京城，也算是“盛举”了。

　　历代帝王庙是这条街上另一个重要去处，坐落在靠近西口路北，始建于明嘉靖九年，这里曾供奉自三皇五帝以下开国帝王及守业帝王188人的牌位。民国时期改为女三中。据记载正门东西两侧各有一座横跨大街的“景德街”牌楼。我只见过西侧的一座。正对大门，路南有一座巨大的绿琉璃瓦顶照壁。1958年大跃进时，在上面搞了一组象征“一日千里”的千里马浮雕；“文革”期间又成了“语录牌”。“文革”后女三中改为159中，2003年159中迁走，帝王庙经修复已向游人开放。

　　除去上面闻名遐迩的几处，地质部（现国土资源部）对面有一座红砖二层小楼，虽不起眼，倒也利利落落。一块招牌，自上而下写着“针灸夏寿仁诊所”。夏大夫名气很大，许多疑难病患者慕名而来。长大后才知道，夏寿仁教授的针灸理论和医术在国内属一流，在海外也很有名。后来不知何时，改成了“宏庙正骨”，前些年改卖建材，而现在又是某装饰公司了。

　　上世纪50年代的羊市大街虽然算是一条主要街道，但绝没有现在人声嘈杂、车水马龙的景象。小汽车很少，公共汽车也不多。像红色的、由美式道奇大卡车改装的是13路；稍小一点灰色带“鼻子”的是15路。这两种车都只有一个横拉门，售票员用手推拉，而4分、7分、9分、1角1分这些颇费心算的票价，又要随口报出，可谓手脑并用。1957年2月，北京开通了第一条无轨电车线路“1路”（阜成门至北池子），途经羊市大街，也着实让这里的居民兴奋了一阵子。

　　相对讲，羊市大街靠近西四这一边热闹一些。像广济寺两边，多是些小买卖铺户和临街而居的住户。盒子胡同口那个炸灌肠摊前的大木条凳上总是坐满了人。摊主老爷子用小铲儿翻弄着大平锅里吱吱作响的灌肠，那香味儿能传半条街！夏天傍晚不少人家把小桌子搬到街边，什么过了凉水的麻酱面、什么大葱蘸酱、窝头棒子面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听着匣子（收音机）里连阔如的评书《东汉》、《三国》，虽不富足，倒也其乐融融。

　　再说41号院

　　41号院是羊市大街最大的一所宅院，是三进院落加后花园外带东跨院的大型中西合璧四合院。小时候听街上的老人们讲，这所宅子原本是巨贾魏家的，后几经易手，情况不详。解放后成了国际新闻局（后为外文出版社、外文局）宿舍。

　　临街的红漆广亮大门是正门，与众不同的是在大门外檐下还有两扇镂花铸铁西洋式大门。这两扇铁门和东跨院一个铁亭子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都进了土高炉。正门东侧还有一个走车的门，马车、汽车可以直接进入东跨院的前院。另外在后花园假山南侧有一扇小角门，已经封死，外面是煤厂。

　　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座灰砖影壁，影壁前莲花台上站立一尊汉白玉观音，虽略显突兀，却也透着吉祥。右手一道门可通东跨院，而向左拾阶而下，就来到了前院。院子东西长、南北窄，靠南边高台上是一溜五间带廊子的倒座房。北边应该是垂花门的地方，开了一座半西洋式的砖雕门，门两边摆放着四个圆形石座，估计是放花盆的，靠西北的角落里，随意长着一些竹子，竹影婆娑，算是“迎客竹”吧。

　　穿过砖雕门，来到二进院。迎面四扇绿漆屏门，一扇门上一个字，合起来是“斋庄中正”。抄手游廊将东西厢房与正厅连为一体，正厅石阶两侧各站一个头顶花盆的西洋石雕小人儿。房子也是中西合璧：四坡式屋顶上，方形石板一片压一片，像武士的甲叶，泛着青光。屋内是红漆木地板。磨砖对缝的墙面上开着西洋式的门窗，院中有十字甬路，而两株海棠、两树丁香占据了四角的花坛。海棠树的周围簇拥着月季花、大丽花、美人蕉和鸡冠花，你方唱罢我登场，满园春色，真要关不住啦！

　　沿着游廊绕过正厅有一小院，北面一道墙将前厅与内宅分开。中间一道绿漆木门和东西两个廊洞直通后院，推门而入，来到后宅。依旧是屏子门、依旧是抄手游廊。然而来到这里才看到了正宗的中式四合院：正面台阶之上，三正四耳七间北房。正房前廊后厦硬山顶，阴阳合瓦、清水脊、蝎子尾分立两边。东西厢房各三间，南端都有耳房相配，同样是青砖灰瓦木窗棂。院中大方砖漫地，只摆着些盆栽的花卉，较之前院，少了姹紫嫣红，却平添了恬淡与闲适。

　　从东北角的耳房向东拐，以为到了尽头，却忽见一门，小心推开，竟别有洞天：原来这里还有一个小偏院，三间北房、两间东厢房，南边是厨房，西廊下有一小窗口，隔墙直通后院当年作为餐厅的东厢房，由此可直接把饭菜传送过去。院里有一棵合抱的大桑树，夏天，巨大的树冠把阴凉洒满小院，坐在树下好不惬意。这东厢房还有些说道，走在屋内脚下总有些空空的感觉。1962年修房时发现下面竟有一个地窨子。我曾打着手电下去，里面很潮，一里一外两个整齐的、各约十几平方米的房间，空空如也。这里是做什么用的？曾发生过什么？令人十分纳闷。冯玉祥囚禁曹锟那件事，莫非就在这里吗？这一悬案只有靠史家去解决了。

　　提到前跨院，1959年成立人民公社后，各地都办起了食堂。41号院也不能免俗，在前跨院办起了食堂。临街走车的大门被红、绿漆油饰一新，对外挂出一块牌子，上写“丰盛人民公社羊市大街第一食堂”，各家都必须吃食堂。但没过多久，这一“新生事物”就自生自灭了。在此补记一笔，算是为西城地方志留点素材吧。

　　也说41号院里的人们

　　在前院，斜对着小竹丛的南屋，住过诗人荒芜先生。和这里并排的东跨院前院，则有上世纪80年代初创办加拿大宋庆龄基金会的林达光教授和摄影家吴寅伯先生先后居住。

　　二进院先后住过作家萧乾先生、资深记者张彦先生、著名爱国华侨陈志昆先生和资深报人、翻译家胡仲持先生等。正厅原为宽大豁亮的客厅或舞厅，外文出版社先做单身集体宿舍使用，后改成两个独立各三间的套间。作家徐迟先生一家住在西边的那套。徐家孩子中的两个男孩徐延、徐建是我童年最好的伙伴。徐迟先生当时40多岁，清瘦清瘦的，略有些谢顶，一对深沉的大眼睛里好像有讲不完的故事。60年代初，徐家搬走了，若干年后徐建凭记忆画了一幅后花园的水墨画寄给我，徐迟先生在上面信笔写道：“在后花园的沙径上，没有了少年同窗的足迹；再没有足球飞来，自行车环绕不已！”作家冯亦代先生曾在另外那个套房里居住。冯先生四方脸，戴一副宽边眼镜，颇具学者风范；安娜阿姨梳一个高高的发髻，仪态雍容。冯家的书特别多，记得冯浩大哥有时领我们去他家看书。当然，我们看的都是小人书了。在后院厢房里住过的有翻译家杨承芳先生和作家、记者陈依范先生。陈先生擅长绘画，家中墙上的“壁画”，均出自他的神来之笔。陈先生之子依文比我稍大，聪明之极也淘气之极。1955年以前，刘尊棋先生一家住后院北房。刘先生是老资格的名记者、翻译家，温文尔雅，闲暇时总喜欢侍弄花木。房前的盆花、屋后的草坪，被他收拾得赏心悦目、生机盎然。刘家三女儿、四女儿当时正上高中，院里的小孩子都叫她们“三姐”、“四姐”。暑假里，四姐把院里的小孩组织起来去北海玩；在得知我要上小学时，三姐买了水彩、练习本送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家住在后院东边的小偏院里。

　　后来呢？

　　小时候听大人讲故事总爱问：“后来呢？”后来，41号院里有的老住户搬走、新户入住。但“文化大革命”一来，造反派大兴抢房之风，干部，特别是在历次政治运动受过整治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一时吵吵嚷嚷，大院被闹得乌烟瘴气。父亲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自然在劫难逃。我家便被轰到东城墙根附近的两间破屋。我们离开时，整个院子除局部有小改动破坏之外，总体结构还保存完好；

　　后来，不知为何41号院（当时已改为93号）被外文局当权的造反派“置换”给某单位，换来的竟是一座简易楼！至此，院里的人就都搬走了；

　　再后来，听说后花园被夷为平地改成了煤厂；

　　再后来，大门口挂出了“西城区粮食局”的牌子……

　　如今，随着朝阜路的旧城改造，这个院子也在修复中。然而，石雕石刻没有了，前后宅之间的墙拆了，耳房拆了，后花园没有了，东跨院没有了，连我们家住过的小偏院也没有了，只有前院两棵丁香树长得一房多高了，默默地陪伴着幸存的院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