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半截10号的树

    北京城，贡院在崇文门里，校场在宣武门外；都是明清时代选拔文武人才的场所。虽文武赛场东西分明，但是，各省文武举子们进京赶考待试的居所、住所———会馆却集中在宣武门外的菜市口一带。

　　南半截胡同10号，一座明清时期的湖南会馆，原来就是“惟楚有才”的湖南举子们进京赶考待试的居所、住所，自然不是一家一户的四合院；解放后成了大杂院似乎也是历史的沿袭。这个院子虽没有丞相胡同曾住过曾国藩、左宗棠、龚自珍、蔡元培……而具有深厚的历史感、也不像毛泽东曾住过的烂漫胡同教工幼儿园的湖南会馆而在五六十年代被人景仰；更没有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因谭嗣同居住过、在新世纪初拆迁时的“拆与留”争辩中而受到世人的格外关注；但是在五六十年代，却因为宽敞方正、能容纳三四百人而成为那条胡同居委会的开会场所、甚至“文化大革命”初期斗争“牛鬼蛇神”、红卫兵挥舞皮带的刑场。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的童年到青少年的七八年都生活成长在这个院子里，往事依稀，但那个大院中的树：椿树、榆树、桑树、槐树、枣树，还有桃树，尤其是这些树留给我的童年生活感受和活生生的动植物知识熏陶却总使我倍感珍惜。

　　这确实是个大院子。六十年代，院子里一直住着二十一二家人家。像我那么大上小学的孩子，男女都算上也不过十一二个，上中学的五个；可是院子中的树就有椿树、榆树、桑树、槐树、枣树和桃树六七种，差不多二十棵，几乎院内的每个中小学生平均一棵树还多。其中最多的是枣树：两棵长枣树、五六棵圆枣树。一到夏天，高大的椿树、榆树、桑树，特别是槐树，像一顶顶巨大的遮阳伞，几乎能遮盖整个院子里各家房屋的屋顶。当时谁家也没有空调电扇，而且还都是煤球火炉子做饭；可是家里却没有觉得像现在这么热。别的院里的人家，夏天的晚上都到胡同里、大街上乘凉。南半截10号的邻居们则差不多都在院里的树下乘凉聊天。我们这些孩子则白天可以在树下搭台子打乒乓球、打克郎棋；男孩下象棋、下军棋；女孩跳皮筋、跳间、拽包、抓拐；晚上在树下叠罗汉、捉迷藏、吹口琴。院子大、树多，留得住孩子玩，孩子也就不到院外“野跑”，家长们都很放心。在这样的院子里生活，暑假期间，我们这些小孩从不午睡，就在院子里玩，可从来不知道“中暑”；现在想来，实在是得益于院子里的这些树。

　　南半截10号分里外院。外院种椿树、榆树和枣树。里院是正院，有桑树、槐树、枣树和桃树。每年4月初，里院仅有的一棵桃树开花时，粉嫩而明媚，向院内的城里人娇艳报春；下过雨，桃树皮裂开处流出的桃胶是我们这些小孩搜寻的“玩物”，拿在手里捏呀揉呀，不觉得无聊，总感到新鲜。在那物资匮乏、又绝少污染的年代，三四月的榆钱、五六月的槐花有时就成了院子里有些家庭采摘收集的食品原料。外院的一位大婶把榆钱、槐花洗干净，拌上一些白面或者棒子面，蒸一蒸，撒上椒盐和葱花，就成了“拌烂儿”。当时家长不让随便吃别人家的东西，但有一次，我还是尝了人家的几口，至今觉得清爽好吃；是我能记得住、又买不着的可口“小吃”。

　　从外院进里院,平达先生门前有棵大桑树。五六月间桑葚熟了，风一吹就落下来。这棵树上的桑葚是浅黄色的，不是紫色的。桑树太高，年幼的我们只能一边仰望桑叶间隐隐约约透出的桑葚，一边咽着口水。有时性急了拿竹竿乱打，不过多半会伤了桑果。打下来的多是还没熟的，不酸也不甜，没有味道；要不就是熟透的，掉到地上，就快摔烂了，虽拿到水管子上去洗，也洗掉了其中的好味道。因此至今对桑葚没有好印象。

　　当时，园林局管不到住宅院里的树，也没有人打农药杀虫，所以，一到夏季，里院的大槐树上就寄生出好多“吊死鬼儿”———浅绿色的槐蚕，含着长长的细丝从树上垂直吊下来，刚好悬垂在一人高处打秋千，大人讨厌它们，小孩却觉得好玩。我就曾没事的时候看它们，吞进细丝升高、吐出细丝下降……正是由于对槐蚕的好奇，到了四年级，上自然课，有幸得到桑蚕种，竟得以完成了一整个的养蚕过程，至今记忆犹新。这也是得益于院子里就有那棵大桑树。幼蚕仅有蚂蚁大时，三天才换一次桑叶，也是由于桑叶不太新鲜；随着蚕宝宝第一次、第二次的蜕皮，六只蚕几乎每天都要添加桑叶。桑树很高，当时的我身高只有一米三四左右，只好拿粘知了的竹竿拴上个绳套采摘；“够桑叶”成了我的课外作业。第三次蜕皮后，竟然要每天添两次桑叶（每次不过四五叶）……蚕宝宝在生长，大桑树的叶子也在进入仲夏之后，更加茂密。直到就要吐丝时，蚕宝宝更是“疯吃”，每次竟要添十几片叶子；蚕宝宝吃得肥肥胖胖，浑身发亮……第二天早晨，刚起床，爸爸就告诉我：“蚕吐丝了。”爸爸没让这些蚕作茧，而是把它们分别“转移”到我家的几个杯垫上；看到蚕宝宝在上边执著地从这头到那头地辛勤“拉丝”，最后成了一块块圆圆的丝棉垫。这些丝棉垫后来被垫到我的墨盒里，再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时不知了去向。然而这段养蚕的经历，却成了我童年的美好记忆。

　　院子里最有人缘儿的是枣树。在那食品与水果都十分金贵的时代，枣能吃，枣好吃。孩子们最喜欢枣树。进入8月份，院子里的长枣开始成熟。这种枣有约两寸长，熟得早、甜度极高，市面上从没见过有卖的。一刮风，院子里的孩子们就站在树下，眼巴巴地等；忽然听到“啪”的一声，肯定是一个枣儿被风吹掉了。孩子们立刻在树下乱找，总会有一个幸运者大叫一声，“在这儿呢！”捡起来看也不看就送到嘴里，自鸣得意。别的孩子无限遗憾。

　　七八棵枣树是全院人的“共同财产”。然而长枣早熟、圆枣晚熟。八月底的某一个星期天一定是全院打枣分枣的日子。经过大人的一气“打枣”，大人小孩的捡拾收集，七八棵枣树的收成竟能堆出一个约一米高的小山。二十几家人家能每家分一小洗脸盆。然而最有趣的是每年分到最后，总能剩下约一洗脸盆。分枣的长者或者每家再添一捧，或者出其不意地向地下一泼并说“孩子们捡着吃吧！”大人们哈哈一笑，男女孩子们紧张捡枣，觉得有趣极了。

　　当时，南半截胡同几乎院院有枣树，包括鲁迅住过的4号绍兴会馆，但没有10号院枣树这么多。好像只有我们10号院每年有这样的“分枣”经历。

　　南半截10号树多，却没有柳树。其中似乎有些缘由。这个院子里解放前大学毕业的文化人有两个：60年代的冬天仍然穿棉袍子的秦先生和穿背带西裤的平达先生。当时还是小孩的我曾请教过二位先生。秦先生的说法是：柳者留也。会馆希望举子们应该尽快金榜题名，出将入相；不在会馆中插柳，实在是不愿他们久留其间……

　　平达先生的说法是：在北京，柳树只栽在园子里，不进四合院。对植物颇有研究的平达先生还说：榆树、桑树、椿树是吸氟量高、吸铅量高的树种；枣树、椿树、榆树还是对二氧化硫吸收量较高的树种。这些植物叶片通过气孔呼吸将大气污染物吸滞降解，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现在看来，老北京的院落及其环境确实是文化尽在不言中、文化尽在现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