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俱乐部旧址

    说到北京国际俱乐部，读者都知道这是指位于建国门外的国际俱乐部。而多少年来在我心目中难以忘怀的却是位于东交民巷台基厂大街8号的那个老国际俱乐部,那里独特的幽雅气氛、那里的一草一木以及那些和蔼可亲技术高超的老一辈工作人员。这一“老”一“新”到底是怎么回事，且听我慢慢道来。

　　北京东交民巷（旧称：东江米巷）是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根据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被划定为专用外国使馆区的。使馆区内设立了外国兵营，由各国驻军保护其使馆，中国人不得在区内居住。不过，在东江米巷一带设置外国公使馆，在订立《辛丑条约》四十年之前就开始了。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于咸丰八年（1858年）被迫与俄、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允许西方各国公使驻京。俄国、英国、法国、美国、荷兰、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等国都纷纷在这一带购地建馆。

　　《辛丑条约》的附件还划定了使馆区的范围：东至海岱门（今崇文门）大街、西界前门内兵部街、南至南城根、北至东长安街。整个东交民巷地区内除了各国公使馆和住宅外，还有银行、邮政局、洋行、医院、饭店、俱乐部等建筑设施。馆区内原有的翰林院、銮驾库、王公府第、祠庙、民宅等都被外国公使馆占做馆址或辟为兵营操场。每个使馆都有自己的围墙，整个地区外围又筑起高墙，墙上建炮台碉堡，墙外掘壕沟为隔离带，各出入通道架设铁栅栏门，由外国士兵荷枪把守。自从民国定都南京以后，大使馆迁出。但北京作为明清两朝及北洋政府的首都和北方第一繁华之地，外国领事馆和不少机构还是常驻北京。记得梁实秋先生的一篇散文中特意提到当年他在北平居住时，老百姓一提东交民巷就来气，宁可绕道去城墙根遛鸟，也不愿意到似乎清静的这里来。东交民巷里的“台基厂”也是名副其实的，的确有这么个工厂。早年明朝兴建故宫，因为工程浩大而且对材料、工艺要求高，专门设立了负责将石料加工成台基的台基厂。

　　1949年解放军浩浩荡荡进了北京城，还特地从东交民巷走了一圈。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最令国人感到耻辱的治外法权被破除了！果然，其后不久，外国驻军一一撤离。本着毛主席在建国初期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我国逐步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的驻华使馆基本上沿用东交民巷一带的使馆旧址，担任警卫的不再是耀武扬威的外国军人或海军陆战队，而是雄赳赳气昂昂的解放军战士。而台基厂大街8号，由于原来就具备了俱乐部的功能，解放后也就顺理成章继续为外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提供文娱康乐方面的服务，名称定为北京国际俱乐部（以下简称俱乐部）。

　　高墙内的俱乐部是个功能齐全的综合性建筑群，真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进俱乐部大院可见一圈圆形车道，中间是花坛，花坛外围一圈摆的是夹竹桃和无花果的盆景。正面主体建筑是个三层欧式洋楼，建筑年代无从查考。精致小巧的洋楼谦逊含蓄地坐东朝西，面对高大雄伟的北京市委大楼。花坛左边是个配有玻璃窗户走廊的两层朝南小楼，为职工宿舍和办公室。花坛右手是长方形游泳池和一个正规网球场，网球场东面是苗圃花房和一个可乘坐10个小孩的浪漫游荡小吊船。后来看了英国文学后，我才发现那由爬满藤蔓的竹篱笆围绕的苗圃花房以及那拱形园门都很像莎士比亚笔下描写的仲夏夜花园。从主楼一楼右边的咖啡座可凭窗欣赏网球场上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他们人人身手不凡、态度不卑不亢）与老外打球的情景。主楼地下室别有洞天，设有台球室和正规保龄球场，我们小时候拿起这些保龄球，还觉得很沉呢！主楼一层是供应精美中西餐的餐厅和配有高脚凳的酒吧。沿着铺着紫红色地毯的“Y”形宽阔回转楼梯到达二层，可见装饰有典雅吊灯壁灯的小舞厅兼电影厅。国际俱乐部每个周末都举行舞会，周总理也偶尔来跳舞。为舞会伴奏的爵士乐队可以与上海和平饭店的老乐队相比，也是很有情调很有水平。国际俱乐部的舞会一直到“文革”才停办，而北京饭店的舞会在运动风声日紧的1965年就停了。记得小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看过一些老片，譬如刘三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片以及一些外国电影片。这些电影用现在的眼光，绝对算不上稀奇。当时我们也没觉得怎么了不起，只是小孩子常常时间观念不强，常常迟到而已。俱乐部还设有一流的理发室，配有一流的设备和技术高超的理发师傅，为各国的外交官及其夫人提供优质服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俱乐部理发室一直提供化学烫发服务，即使是在“破四旧立四新”的“文革”期间。有时候，我妈妈参加外事活动，也到这里来烫发。我们觉得好奇，就在一旁看理发室的小夏师傅给妈妈烫发。那是在还没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看到从理发室出来的老外个个都像是电影明星,风姿绰约，各种美丽发型都有。上世纪70年代末，我三姐结婚，也是俱乐部小夏阿姨给盘的头,后来才知道要用100多个发卡,但是从外面一个也看不到。本来就漂亮的姐姐经小夏阿姨这么一打扮，简直就和60年代的香港明星夏梦一样一样的。

　　现在国内大城市的一些高级康乐设施都实行会员制，其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俱乐部就实行了会员制。也就是说，外事部门一定级别的干部及其家属可以付费前往，其中也包括已故老同志的家属，例如黄埔第一期、我国首任驻印度大使、原三野代参谋长袁仲贤将军的夫人及子女（建国初期新组建外交部的司局长和大使都至少是中将或以上级别的干部）。现在回想起来，这样做可能是出于“人民外交”的考虑吧！

　　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处于被包围和被经济封锁的状态之下。说来可能令人难以置信，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也不过十几、二十个，主要是这么三拨国家：最初是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12个国家，后来有几个亚非穷弟兄国家，外加英国代办处和若干北欧发达国家。与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来往顶多只限于民间。1958年，古巴与我国建交。1964年，一向特立独行的法国与我国建交。

　　在那个年代，国人对外界的认识大都停留在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的报道上，而外界对我们的了解又何尝不是一知半解呢？加上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的开打，一般民众和外界的接触即使有，也非常鲜少，同时又有被扣上“里通外国投敌叛变”帽子之虞。因此，那会儿外交部的一些做法颇具有创意，例如干部参加一些游览、文娱性质的外事活动时可以携带子女。记得小时候有好几次，我、我姐和我哥就曾和父母一道陪外宾及其家属游览颐和园等北京名胜，父亲单位的叔叔阿姨也带了他们的适龄子女。我们和外宾的子女刚见面时，难免彼此有些拘谨，但过不了一会儿，来自不同国度的儿童就玩得不亦乐乎了。而俱乐部更是开展“人民外交”的理想场所，不过，在俱乐部游泳池旁，我们和经常来此消费的外国小孩都比较熟悉。比起参加外事活动的拘束感，这里有时是“不打不成交”。记得就在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时段，袁仲贤大使的儿子和南斯拉夫外交官的孩子不知因为什么打得不可开交，俱乐部的值班叔叔赶紧加以制止。事实上，无论在电影厅，还是在游泳池，我们和外宾及其家属还是相处愉快的。我人生中遇到的第一次真实生命危险，也是靠了一位外国驻京外交官的及时搭救才得以幸免的。那是在我六七岁那年的暑假，我父亲看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就让我多和姐姐哥哥们去游泳。俱乐部的游泳池分为浅水区和深水区，中间并无明显标志。浅水区沿池边有可以拉的粗绳子，当时我正在浅水区自学游泳。不知怎的，手一滑，我就一下子沉到深水区，在水中瞎扑腾。姐姐她们以为我在开玩笑，也就没太注意。坐在一旁的妈妈突然发现深水区漂着一个熟悉的黄色胶制游泳帽，立刻意识到可能是我。说时迟，那时快，一位高大魁梧的男外交官一下子游到我身边，把瘦小的我高高托起。就在我流着泪拼命的咳嗽声中，妈妈连连对搭救我的老外说谢谢。

　　作为俱乐部的会员子女，我们不仅可以参加俱乐部的一些康乐活动，如果所带的零用钱不够，餐饮还可以记账消费。我们有时游泳游得饿极了，又没有带钱，就到柜台记账购买俱乐部自制的炸土豆片、北冰洋汽水。如果小吃不解决问题，就到主楼餐厅向服务员叔叔阿姨要一碗肉丝面或几个小包子。这些东西，现在看来一点儿也不稀罕，但当时外面的商店是买不到的，我们也觉得味道好极了。特别是俱乐部餐厅的肉丝面真是美味无比，是用和了鸡蛋的面自制而成，加上香菇肉丝鸡汤。到现在北京都找不到做得那么好的面条。俱乐部的小包子是猪肉馅儿的，包子皮竟有些甜丝丝的。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姐妹几个都一致认为俱乐部中西餐厅是北京最好的，由身怀绝技的大师傅掌勺，味道超一流。

　　当时俱乐部有着完善的财会制度，和外交部财务司之间有着严格而畅通的财务申报渠道，哪怕是3毛钱一盘的炸土豆片，不仅父亲当月月底的工资单上一定有显示，发到父亲手里的工资也会有相应扣减。父亲一般不会说我们什么，只是让我们在去俱乐部的时候注意礼貌，要尊重工作人员，要问叔叔阿姨好，同时要遵守规定，还特别反复提醒我们要注意安全。我们小孩子也比较自觉，在一般情况下，都会克制自己。只有万不得已，才会买点东西吃。其实那会儿小孩子的零用钱很少，记得父母每次给我们的钱只够买游泳票或电影票的。

　　去年我回国休假，三姐特意和我从台基厂大街8号门前走过，当时，我真想进去来个故地重游。也许是童年印象的魅力无法阻挡，我在自己心中永远珍藏着对国际俱乐部的美好回忆。说它虚幻也好，说它感慨也好，总归我是带着这些珍贵印象走出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同时，我真心希望台基厂大街8号不要被卷入目前的拆房浪潮，因为有些老房子一旦拆错了，就等于拆散了历史，再也无法复原了。这里毕竟是中国近现代史、新中国初期开拓艰难外交的物证，它曾目睹了北京城沧海桑田的变革变化和风风雨雨的流逝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