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里的银票真有吗？

    在清代，北京的银号业相当发达。北方的银号就是南方的钱庄，只是叫法不同，性质都是办理银钱业务的金融机构。现在很多描写清代的电视剧，动不动就掏出银票，有的甚至说明自己的银票是“四恒号”的。这说明清代银号开出的票据已经在市面上广为流传，起到了“私营银行钞票”的作用，而其中要数“四恒号”的银票信誉最好，流通最广。

　　北京的银号起源于清初北京的炉房，也即熔铸银两的作坊。后来金银首饰店也开始做银钱生意，但在初期，只是兑换纹银。到了康熙年间，银号业务得到长足发展，除了放款业务外，也开始做吸收存款的业务。清代，北京的银号多为山西人、河北人和浙江人所掌握。康熙六年，即在公元1667年，北京就有了银号会馆———正乙祠。

　　北京的银号最著名的要数“四大恒”。“四大恒”指的是开设在原来四牌楼的“恒利”、“恒和”、“恒兴”和“恒源”这四家大银号。这四家银号是联号，故称“四大恒”或“四恒号”。根据资料，“四大恒”是浙江镇海郑世昌在康熙年间所建。由于“四大恒”名气大，清代的野史杂记多有所记载。如《清稗类钞》、《旧京琐记》、《梦蕉亭杂记》、《道咸以朝野杂记》等书都有关于“四大恒”的资料。有的说：当年京师钱庄，首推“四大恒”，始于乾、嘉年间。有的说：“四大恒”的创办人及伙计多为浙江宁波与绍兴人氏。有不少书对“四大恒”的记述颇为详尽，包括它的组织、业务状况以及流传的故事。据记载“四大恒”的业务有买卖金银、办理存款、放贷、代办“捐官”等事宜。

　　“四大恒”在清代是北京银号的金字招牌。由于信誉卓著，因而获得北京官民的充分信任。《旧京琐记》里说：“官府来往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多依之。市民也以握有‘四恒票’为荣。时有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踩‘内联升’、腰缠‘四大恒’之说。”“四大恒”开出的银票成了京城最受欢迎的“通货”。有个故事说，有位北京富人约了几位朋友到前门外戏园子听戏，由于时间尚早就进到“瑞蚨祥”绸缎庄看看。他买了料子后让随从付款。随从掏出一般银号的银票，主人认为在客人和店家面前丢了面子。他感到十分恼火，命令随从马上回家取“四大恒”的银票来付款。客人表示过一会儿戏就要开场了，这次就算了。主人则表示宁愿不听戏也要争这个面子。从这则故事也可印证“市民以握有‘四恒票’为荣”的证述。所以，腰包里没有“四大恒”的银票已关系到身份和面子问题。它的银票已起到了流通货币的作用。

　　北京的银号在道光年间曾有389家之多，所以银号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有不少小银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纷纷倒闭。开在西华门外的“泰原银号”也是一家实力雄厚的大银号。“四大恒”为了挤垮它曾暗地放风，称“泰原”遇到危机，即将倒闭，从而造成对“泰原”的挤兑风潮。由于“泰原”财力雄厚，应付得法，才得以逃脱厄运。后来“泰原”的人打听到挤兑风潮是“四大恒”暗中捣鬼，于是决心报复。他们暗地里搜集“四大恒”银票二十万两，于一日赶着骡马轿车奔越东四牌楼，找到“四大恒”要求立即兑付二十万两现银，弄得“四大恒”措手不及，手忙脚乱，好不容易才凑齐二十万两白银，从此“四大恒”才不敢小觑“泰原”。

　　“四大恒”业务里还有一项代办“捐官”。当时代办“捐官”业务的柜台叫“捐柜”，这是“四大恒”的一项特色服务。原来买官、卖官是清末的一种怪现象。《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清末讽刺小说多有所描述。清政府为了给国外赔款，而国库又十分空虚，于是就干起了卖官爵的勾当。而有些地主和商人有了钱，为了光宗耀祖也想弄个顶戴，好撑个门面以炫耀乡里，于是“捐官”就大行其道。“四大恒”通过打造金银首饰，存放银两，结识了不少达官贵人，特别是搭上了内务府和吏部的大小官员，于是就手眼通天地做起了这项买卖。一般允许捐个候补道，以下是候补县等，即六、七、八、九品官衔。按品论价，候补道白银三百两，候补县为二百两，八、九品小官为一百两。如买实缺，则根据省地好坏、油水多少另行议价。手续是先议好价，再开好期票，等得到所买官职后，最后银钱两清，一手交官印，一手交银两，办得万无一失。当时“四大恒”要办的事没有办不成的，于是热衷买官的人趋之若鹜，都走“四大恒”的路子。由此可见“四大恒”与清政府关系之深。

　　北京的银号后因战乱频繁纷纷倒闭。特别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对北京大肆抢掠，“四大恒”和“泰原”等银号都被抢掠一空，无一幸免。这两家各损失数百万两白银，从此一蹶不振。时任顺天府尹的陈夔龙在其所著《梦蕉亭杂记》中写道：“东四牌楼著名钱铺‘四恒’首先歇业。‘四恒’均系甬商经纪，开设京都已二百余年，信用最著，流通也广，一旦歇业关系京城数十万人财产生计，举国惶惶。传说此事甚至惊动了慈禧太后，她还下令拨库银一百万两接济‘四恒’。”不管此说成立与否，但“四恒”的存亡确实影响巨大，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整个北京的经济。尽管如此，北京的银号已经元气大伤，日益走向没落。此外在清末，西方列强在北京办起了外资银行，清政府在洋务派推动下也办起了“大清银行”，北京老式的银号业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推翻了满清政府，“四大恒”更失去了依靠。北京的银号业一向以宗族关系为核心、地缘关系为纽带、封建统治为依托。这种经营方法早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日益走向没落。据资料记载，民国五年（1916年），北京的银号尚余160家，其中属于“四大恒”的还有两家。1940年日本占领期间，银号还剩42家，这时“四大恒”也只剩“恒兴”一家勉强维持。1952年北京市政府清理旧银行时，责令旧银行一律停业清理，于是北京的银号业从此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