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满快乐童年的黄庄西二号

    过去，看别人的回忆录，对字里行间的怀旧氛围不以为是，总觉得是一种暮气，同时庆幸自己还没老到可以回忆。然而，不经意间，过了不惑之年的我，竟也有资格回忆了，而且是那么自然和惬意。莫非我老了？

    三年前，“黄庄西二号”彻底从地球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现代化的高档写字楼——中关村大厦。对一般人来说，它的消失不过是国际化的中关村，最后一个需要告别的破败不堪的四合院；但对我来说，却意味着光阴的残酷。那些你曾经熟悉的生活已经成为历史。生活跑向远方，跑到你捉摸不到的地方。

    这是自然规律。我理解了为什么人有怀旧的习趣。当你拼命追赶生活而疲惫不堪的时候，你就是想坐下来，看看身后的脚印和风景。

　　粘蜻蜓的时光

    我在黄庄西二号住了17年，就像人们常说的，开心事三天三夜说不完。最开心的是夏天出去粘蜻蜓。

    那是1971年到1976年之间的故事。上世纪70年代的海淀黄庄，跟现在完全不同，西面是太平庄街道（不是北三环南边的那个“北太平庄”），里面有一家国营纺织厂和很多居民住宅区；北面是科学院，联想集团和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就诞生在那里；南面是海淀医院和海淀公社的一片菜地，再往南便是人大附中；东面则是屠宰场、东升公社的农田和北大附中。如今，四十岁以下的人已经不会知道公社是何概念。由于东面和南面有很多菜地、玉米地，因此，夏天有无数的蜻蜓诱惑着我们去捕捉。

    那时的蜻蜓有很多种，除了现在偶尔还能看到的最普通的黄蜻蜓外，还有老杆儿、老籽儿、老架包、油昆儿、麦穗儿、小红辣椒等诸多高级品种。老杆儿和老籽儿是那种大个的蜻蜓，体形健壮，蓝眼睛，红身子，绿尾巴，浅灰翅膀，漂亮极了，飞行速度奇快，比一般的黄蜻蜓高贵得多。当时，能够捉到这样一只蜻蜓贵族，是每一个孩子的最大心愿。这种蜻蜓不但数量少，而且警惕性极高，很难被捕捉。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捉过一只这种蜻蜓贵族，只是常常流着口水看着它们美丽的身躯在空中或水面上飞翔。

    老架包也非常美丽，全身黑黄相间，天然的“迷彩”。事实上，很多直升机正是仿照这些蜻蜓设计的。老架包的黑色身躯如同黑色的天鹅绒，温柔高贵，明黄色的条纹和谐地和黑色躯体相搭配，你不得不佩服造物主的神奇。老架包也和老杆儿、老籽儿一样，根本不在普通黄蜻蜓的“航道”上飞行，而是更高、更快，所以想捉到它绝非易事。

    油昆儿是什么样子我已经记不清了，可能是通体漆黑的那种，体形介于老杆儿和黄蜻蜓之间。麦穗儿则是灰色的，身上还有白色的斑点，其色彩搭配和谐高雅。人类的服饰色彩，很多取法于这些自然界的生命。小红辣椒是体形最小的蜻蜓，红身子，红翅膀，上面还闪着点点金光，俨然一个火红的辣椒。

    说了这么多，这些年能够看到的只有最普通的黄蜻蜓了。有时候带着儿子出去玩，连黄蜻蜓都很难找到，至于老杆儿、老籽儿等，只能在连环画中看到。

    粘蜻蜓之前，首先要熬制“粘胶”。用一个装雪花膏的小铁盒，放在蜂窝煤上，把切成碎丁的废弃自行车内胎或者猴皮筋儿放进去，一会儿被加热的内胎或猴皮筋儿就会冒烟起泡，颜色逐渐变深，固体变成液体，最后变成稠糊糊的一小摊儿。用手一试，很黏，可以拉出丝来，说明胶已经熬好。用一根冰棍棍儿蘸上胶，再插到一根三米长的竹竿里，于是就可以出发了。

    蜻蜓们最爱在菜地里飞，因为那里有很多昆虫可以做它们的食物。蜻蜓飞累了，就趴在西红柿、黄瓜等的秧架上，这时，我们的竹竿就会悄悄靠近它们，在其后背上猛力一点，被惊醒的蜻蜓绝望地扑棱着翅膀，乖乖地被我们俘获并夹在指缝间。一只手有四条指缝，每个指缝能夹三只，因此常常见到小伙伴们满手都是金黄的翅膀。有时胶用完了，或者蜻蜓趴在人手可及的地方就用手捏。我们蹑手蹑脚，接近蜻蜓，将拇指和食指一点点伸向蜻蜓的翅膀或尾巴，然后突然发力。看着蜻蜓在手中挣扎，成就感油然而生。

　　没有硝烟的战斗

    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黄庄西二号的生活基本上是平静的，但也有不平静的时候。黄庄西二号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四合院。在院子南部，东西方向横了一道花墙，也许是早年做影壁之用。所谓花墙，就是墙壁用镂空的花形砖堆砌，两面能通过砖的空心对望。地震那年这段花墙和旁边的一棵死松树随震波一起晃动，有点吓人。花墙中段被打通，于是四合院南北两部分得以贯通。

    本来就不大的四合院，住着十户人家，几十口子人，当我们这一代长到八九岁的时候，空间就显得更加局促。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家家的门前还是空地，有种葡萄藤的，有栽花的，院子里还比较空，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为了赢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各家门前都盖起了小厨房，小院越发拥挤。

    我家的厨房把四合院的南北过道变窄了，同时使东北角佘家的“出院口”突然收缩，好在佘家并没有提出抗议。南边，毛家的厨房虽然不大，但几乎顶住了院门，出出进进搬自行车必须歪着把，不如以前方便洒脱。而且旁边就是我喝过凉水的全院唯一的自来水池，人们洗衣服的空间被缩小。北屋从西边数第二家孙家，也在门前盖了小厨房，结果使西北角的顾家几乎被困在角落里，但顾家知书达理，没有和孙家发生“边境摩擦”。

    问题比较严重的是西屋黄、金两家。黄家处南，金家在北，两家挨着。金家男人在粮食局工作，有一个女儿，早早就开始备料，准备盖厨房。黄家本来有一个小厨房，在南边，与金家隔着一段距离，但由于担心金家盖起厨房，会影响到自己门前的空间，于是，火速上马，竟然在金家准备盖厨房的头一星期，大兴土木，在自家门前北部又盖起一个厨房。这样，抢先一步占据有利位置，用既成事实阻挡了金家拓展生存空间的步伐。金家若想再盖，只好委屈一下，尽量将空间压缩，而压缩后的空间已经所剩无几。

    我记得非常清楚，黄家盖厨房的那几天，金家男人瞪着充血的眼睛，一言不发，犹如一座随时喷发的火山。

    激烈的争夺不仅局限于厨房用地，在四合院的南部，同样爆发了一场争夺菜窖用地的无声战斗。这次的主角依然有黄家。原来，四合院的西南角，曾经是一个女厕所，里面有一个粪坑。我上幼儿园的时候，还记得背粪工人扛着大粪桶，去里面淘过粪。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女厕所被废弃，于是便成了一小块荒地。由于西屋黄家的南墙和南屋杨家的西墙，正是这个厕所的两面墙，于是，黄杨两家天生地对这块空地拥有各自的“主权”。因此，在公元1975年秋季的一天清晨，两家人竞赛般地同时挖起了地窖，为的是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储存大白菜。

    两家谁先下的手并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一方刚开始掘地三尺时，另一方立即派出“快速反应部队”，也在自己的领地挥汗如雨。父亲用毛泽东的一句诗词概括道：“黄洋（杨）界上炮声隆”。好在两家势均力敌，彼此克制，“本着互不侵犯的基本原则”，避免了一场“国际纠纷”。

　　院子里的生活

    四合院里的文化生活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冬天相对乏味一些，玩玩弹球，放放鞭炮，或者去外面菜地里滑滑冰车。夏天却是十足热闹。不知从哪年开始，全国人民流行“敲三家”，我也是那时候学会的。

    晚上，大家热得睡不着，端着大茶缸子，拎着马扎、板凳，来到院外路灯下，一边拍打着蚊子，一边“敲三家”。

    除了“敲三家”，还有下围棋。黄庄西二号的围棋启蒙老师是南屋牛牛的爸爸——老毛。大人们叫他老毛，我们叫他毛叔叔。应该说老毛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人，也是我们院甚至方圆几里地以内最有知识的人。

    老毛是上海人，南方人的热情爽朗在他身上体现得很充分。院子里还没盖小厨房的时候，里院还有点空地，星期天，老毛就和黄家三丫头一起托排球。黄家老三小我一岁，但个子很高，是学校排球队的，所以被老毛当做球友。当时我不会打排球，很羡慕地看着他们将球托来托去，球在老毛的手里似乎很轻，被他细细的手指一弹就高高地跃向空中。在我眼里，他是全院最有活力的人，几乎也是唯一有活力的人，而且是除金家男人以外的第二个南方人。从那以后，我对南方人的印象就很好，觉得他们比北方人智慧、整洁、有活力，充满生活情趣，按今天的话讲，“综合素质”高。

    老毛很关心政治，记得粉碎“四人帮”前期，有回见他和父亲在屋里探讨国家大事，我那时不懂，只记得他们在说谁要上去，谁要下来，样子很神秘。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天里，老毛显得很兴奋，面带笑容地和父亲议论刚刚发生的事情，话题还是老一套，谁上谁下。我对政治的关心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儿子牛牛长到六岁，老毛又添了一个女儿，中科院为他解决了住房，他们一家便搬走了。他们家是我们院里最先离开的人。

    盼望国庆节放焰火，也是我们的开心事之一。夜晚，我们早早拿好板凳、马扎，和四面八方汇聚的人群一起，坐在已经禁止通车的大马路上，酸着脖子看烟花在空中绽放。海淀这边的燃放点好像在中关村大操场，就是现在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所在地，那时这里有个带看台的篮球场，放烟花的炮就架在篮球场里。

    看焰火最激动人心的是抢降落伞。不是每种花都有降落伞，因此弥足珍贵。人们瞪大了眼睛，分辨着烟花灭时是否有白色的小点出现。一旦白色小点出现，人群便开始骚动。降落伞直径不到一米，伞包不大，因此容易随风飘动，于是地面上的人群便随着降落伞的飘移不断涌动。虽然还高高悬在空中，足有几百米，但白白的伞包飘向哪里，下面的人群便开始激动不已，无数只手臂指向空中，那场面用“张牙舞爪”来形容决不过分。

    伞包越来越低，人群更加疯狂，迅速向降落方向涌去。就在伞包即将落地的瞬间，上百条手臂一阵狂挠，伞落谁手全凭运气。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有一回小高竟然得胜还朝般抢回一只降落伞，于是，立刻成了四合院里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小高领我们到院子外，用一把门锁当坠物，用力将伞包抛向空中，我们一遍遍地欣赏那饱满美丽的白色花朵，姿态优雅而又神奇地从空中缓缓降下。可惜，好景不长，没玩几下，伞包就被路灯的电线拦住。无计可施的我们望着挂在电线上的伞包，盼着一阵大风把它吹下来，但最终伞包还是牢牢地挂在上面。我们那时的心情要多沮丧有多沮丧，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

    不知道过了多久，孩子们再抬头看时，伞包已经不见了。

　　回忆过去的时代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我才三岁，刚刚上幼儿园，最难忘的一件事跟“文革”无关，却也发生在“文革”期间。

    那是一天夜里，我们突然被院外的叫声惊醒，一个男子大喊：“同志们，救人呐！这有一个孕妇走不了了，同志们救人呐！”这声音就来自我们家后山墙，喊声整整持续了十分钟，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听见了，但没有一个人出去，包括曾经打抱不平的父亲。声嘶力竭、近乎绝望的叫喊依旧在空中一遍遍回荡，四合院里依然死一般沉寂。终于，事情出现转机，两个解放军战士路过，听到喊声，帮助这位可怜的丈夫和临盆的妻子走进不到百米远的海淀医院。不知道这位孕妇和婴儿的生命是否安康？

    不足百米的距离，却无法让黄庄西二号的人们迈出一步，这也许是世界上距离最长、间隔最远的百米。

    第二天，大家议论这件事的时候，以孝顺著称、曾经伺候半身不遂的老母长达十年的杨家女人说，听到喊声后，她起来透过院门往外看，似乎看到那两个人的身影，一个歪坐着，一个守护着她并大声呼喊。杨家女人从墙角里找了一根结实的木棒，将已经插好的门栓用力顶住，估计不会被推开，才回屋继续睡觉。杨家女人说，现在刑事案件这么多，万一这两个是坏人怎么办？我相信，这不是她一人的想法，而是整个黄庄西二号所有成年人，当听到那绝望、急迫的呼救时的想法之一。这就是那个时代。

    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等我儿子到了我这个岁数，也会有他自己的回忆。他的回忆里已经没有了四合院，没有了五颜六色的蜻蜓和夏天的无边绿阴，没有了奇奇怪怪的孩子们看不明白和听不懂的事，没有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夜半呼叫；他们有的是肯德基、钢琴和摩天大厦，有的是漂亮的玩具和各种催人早熟的辅导班，有的是方便快捷的各种服务中心，有的是干净的校服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的“成功”，如果那真是成功的话。

    我们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两代人的回忆也将迥然各异，只是希望，儿子的回忆里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