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说书人的黄金岁月

    北京评书艺人的黄金岁月是20世纪20年代，二十多岁正当青春阶段、黄金年龄的连阔如，其阳刚的生命轨迹刚好与评书艺术的鼎盛同步———评书的黄金岁月与他生命的黄金年龄相重叠。

　　 很少有艺人对自己这门艺术的历史感兴趣，即便感兴趣也很少会去调查考证深入研究，即使有所研究也很少能写文章表达见解。而连阔如自是与众不同，他关注评书的起源、历史沿革、门派分支以及各自的艺术特点，并撰文发表，以促进其繁荣。他的理论意识和学术研究能力都令人叹服。据连阔如本人考证，“在清室时代北平没有评书茶馆，庚子年前说书的人都在马路边上拉场子露天讲演，叫做‘上明地撂场子’，在东四牌楼、西单牌楼、西四、东四、后门外、交道口、安定门内、阜成门内等处都有评书场子，艺人就靠着甬路边儿支棚帐摆凳子说书，只有十分之一的艺人上馆子。庚子年断大烟之时，评书茶馆才畅兴一时，一直到了民初袁项城（袁世凯）秉政，极为发达”。

　　 从历史上看，北京评书的兴旺及发达与散落四城的书茶馆的数量成正比。而“极为发达”的时代，到底能有多少评书茶馆呢？连阔如描述：“北平这个地方，评书茶馆共有七八十家之多，其中‘王八茶馆’（天桥福海居故去之旧主人姓王行八）屋内宽阔，能设三百多书座，为书馆之冠（如今北京最大的曲艺厅包括书馆如‘天桥乐’仅能容纳一二百人）。说书的先生们挣钱最多亦属该馆第一。白天上座最多，晚上座客稀少，不及白天三分之一。评书界演员有叫座魔力的在该馆讲演，能上满堂座；能力稍差者就无人去听。在‘王八茶馆’说书虽能挣钱，亦要艺术高超。第一路角色才能呆一转儿（每两个月为一转儿，过期改换新角色），第三四路角色，皆畏而不往。第二路角色亦时常有磕出去做不到一转儿的（凡是说书的演员到某书馆说书，如不上座，演员辞了馆另寻他处时，同业人讥诮他在某书馆磕出去了。磕出去为评书界最耻辱的事儿）。”

　　　可以想见京城的七八十家评书茶馆买卖兴隆、醒木噼啪作响的盛况，其书馆数量与21世纪初北京的电影院数量相仿。而一些走街串巷赶场的评书名家，如潘诚立、品正三、陈士和、张少兰、袁杰亭、袁杰英、金杰丽、刘继业、阎伯涛、连阔如等拥有声势浩大的观众群，也有许多铁杆听众追随左右。书茶馆多，说书人也多，全城的评书艺人知名与不甚知名的有100多位。当时连阔如就已经预感到评书的滑坡趋势，并且呼吁：“清末时能叫座的说书演员为：王致廉、王杰魁、田岚云、杨云清、张智兰、群福庆、张诚斌等。至今评书界演员尚有百数余，欲邀六个相当角儿都感觉困难，评书界人才缺乏为百年来所未有，望评书界同仁设法培养人才方好，倘不设法维持，评书界的事业就要破产了，不知说书的先生们以为然否？”

　　 另有研究者称，清末民初，“规模较大的书茶馆有天桥地区的‘德义轩’和西安市场的‘欣福来’，崇文门外花市的‘青山居’、‘三友轩’，朝阳门的‘义和轩’等。只有评书界的名艺人，才有资格有机会在大书茶馆中献艺。如有‘净街王’美称的王杰魁，先在天桥，后在西直门内‘五福轩’；以说《施公案》著称的袁杰英曾在西安市场‘龙泉居’；说《聊斋》的曹卓如在什刹海的‘义留’河沿茶社；连阔如说《东汉》在东安市场书茶社等”。新中国成立后，对书茶馆进行了整顿，大部分得以保留。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末，北京尚有书馆四十多家，朝阳门外有几处，天桥有十几处，新街口、德胜门一带也有，一般都卖两毛钱的书票，听众不少。到“文革”之前，尚存26家。遗憾的是在“文革”期间，全部书馆被当做“四旧”破除了。“文革”后虽然恢复了几家书馆，到1988年也全部消失了。书馆的消失，使评书无“家”可归，成为断奶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