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　三人作证口径一致即可定罪

插图/庞丽

　　富翁过世　恶女婿买通邻里　赶走少爷霸占家财　知县指使江洋大盗诈出真相———

　　古案回眸

　　富翁过世女婿霸占家财买通邻里赶走小少爷

　　清朝雍正年间，在河南省某县有户有钱人家，户主是位老翁，年事已高，却一直膝下无子，只好让女婿来主持家务，所有财产也交给他管理。

　　那个女婿以嗣子自居，一副当家作主的模样。后来老翁的侍婢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老翁怜惜儿子还小，担心女婿欺负幼子，迟迟不敢立遗嘱。

　　本打算等儿子长大以后再分家产，岂料天不遂人愿，老翁得了暴病突然死亡。这个女婿企图独占家产，立即赶走了老翁的侍婢和儿子，用钱收买了亲戚朋友以及左邻右舍，谎称老翁没有儿子。虽然老翁的侍婢带着儿子多次到官府击鼓鸣冤，却一直没有结果。

　　母子街头乞讨遇知县邵公怜悯越权审案

　　侍婢知道自己力不能敌，心怀愤恨却没有办法，生活没有着落，也只有在其他郡县乞讨为生，慢慢地儿子也长大了。看到自己和儿子的这般状况，侍婢常常忍不住失声痛哭，惹得路人纷纷观看。一日，二人行乞到清苑县，正碰上清苑县知县邵公乘轿出行。

　　侍婢哭着来到轿前诉说冤情，邵公仔细问了情况，觉得这个女人确有冤屈，于是让她到衙门去投状子。因为不归自己管辖，邵公请示了总督李公，最终决定越权受理。

　　知县指使江洋大盗诈女婿做贼心虚堂上承认龌龊事

　　邵公提审了狱中的一个江洋大盗，要他指称富翁为他窝藏过赃物并如此这般嘱咐了一下，随后他派捕快速捕来老翁的女婿，亲自在大堂讯问。老翁的女婿大叫冤屈。

　　那个盗贼愤恨地说道：“你父亲能荣华富贵，全都依赖我们。你家有几间房，窗户朝哪开，我都一清二楚。现在你独享家业，难道让我们白白被关在监狱中吗？”

　　这个女婿十分害怕，赶紧辩解：“老头生前做了什么事情，我并不清楚，我只是个女婿，不是他儿子，他的儿子不孝顺，一直在外流浪，我不过替他们家管理家产而已。”

　　邵公心中暗喜，问道：“如果老翁真有儿子，你能认出来吗？”老翁的女婿点点头。

　　邵公遂令老翁的侍婢和儿子上堂质证，女婿立即承认其中男子是老翁的儿子。邵公笑着说：“既然儿子不是假的，那你就将家产全部还给他吧。”这个贪婪的女婿这才明白上了当，却也只好俯首认罪。

　　今日判决

　　遗产只能子继承

　　遗产子女都有份

　　这个案子定性属于民事诉讼中的继承案件，判决的关键在于准确判定财产继承人。清代实行的依然是嫡长子继承制，“有子立嫡，无子立嗣”，没有儿子的时候，可以立嗣子继承。在尊卑有序、男女不平等的封建社会，女子是不享有继承权的。老翁没有来得及立遗嘱就过世了，财产按大清律例应归嫡子一人所有。

　　事情如果发生在今天，结果就会不同。老翁的财产应按法定继承进行分割，不光有儿子的份，女儿与女婿包括侍婢都有份。当然，如果老翁留有遗嘱，那就应遂老翁的意，他爱给谁给谁。

　　大清律例VS今日法律

　　三人作证断真假

　　谁主张谁举证

　　判定儿子的真假是本案的关键。这个问题之所以有难度，是因为清代的科学技术还不发达，调查取证的手段也很有限。放到现在，我们完全可以通过DNA检验解决这个问题。古代虽然有过滴血认亲的案例，但现在看，这种方式并不科学。

　　解决这个问题的另一条途径就是法院主动收集证据。虽然现代民事诉讼是“谁主张，谁举证”，但是也存在法院主动收集证据的情况。慑于老翁女婿的淫威，侍婢在取证方面确实存在客观障碍，因此可以申请法院取证。 
　　取证方面，清代采用的是“众证定罪”，三名证人作证并口径一致，即可判定真伪。在本案中，老翁的女婿就是钻了这个空子，买通了所有证人。

　　大清律例VS今日法律

　　重实体　知县晋升

　　非法取证法官担责

　　邵公取证的方式超越了法官职权，其非法取证，放在今天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一介草民突然被缉拿到官府，被扣上窝藏赃物的帽子，胆战心惊地听知县讯问，绕来绕去，原来是为遗产的事。这个案件实质上是我国古代重实体轻程序理念的一个反映。

　　在今天，依这种方式取得的证据是绝对不能被采纳的。最高院出台的《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一般认为，采用威胁、暴力、欺骗等方式收集的证据，采用侵犯他人人格权、隐私权、商业秘密权等重要民事权益的方式所收集的证据，采取违背公序良俗、有伤风化的方式所收集的证据，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收集的证据，都属于非法证据。邵公随意逮捕老翁的女婿，采取欺骗手段诈取真言，当然属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

　　如此取证，邵公在当年因此被擢升通州牧，但如果在今天，他即使不被降职，也会受到严厉的行政处分。

　　富翁过世　恶女婿买通邻里　赶走少爷霸占家财　知县指使江洋大盗诈出真相———

　　古案回眸

　　富翁过世女婿霸占家财买通邻里赶走小少爷

　　清朝雍正年间，在河南省某县有户有钱人家，户主是位老翁，年事已高，却一直膝下无子，只好让女婿来主持家务，所有财产也交给他管理。

　　那个女婿以嗣子自居，一副当家作主的模样。后来老翁的侍婢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老翁怜惜儿子还小，担心女婿欺负幼子，迟迟不敢立遗嘱。

　　本打算等儿子长大以后再分家产，岂料天不遂人愿，老翁得了暴病突然死亡。这个女婿企图独占家产，立即赶走了老翁的侍婢和儿子，用钱收买了亲戚朋友以及左邻右舍，谎称老翁没有儿子。虽然老翁的侍婢带着儿子多次到官府击鼓鸣冤，却一直没有结果。

　　母子街头乞讨遇知县邵公怜悯越权审案

　　侍婢知道自己力不能敌，心怀愤恨却没有办法，生活没有着落，也只有在其他郡县乞讨为生，慢慢地儿子也长大了。看到自己和儿子的这般状况，侍婢常常忍不住失声痛哭，惹得路人纷纷观看。一日，二人行乞到清苑县，正碰上清苑县知县邵公乘轿出行。

　　侍婢哭着来到轿前诉说冤情，邵公仔细问了情况，觉得这个女人确有冤屈，于是让她到衙门去投状子。因为不归自己管辖，邵公请示了总督李公，最终决定越权受理。

　　知县指使江洋大盗诈女婿做贼心虚堂上承认龌龊事

　　邵公提审了狱中的一个江洋大盗，要他指称富翁为他窝藏过赃物并如此这般嘱咐了一下，随后他派捕快速捕来老翁的女婿，亲自在大堂讯问。老翁的女婿大叫冤屈。

　　那个盗贼愤恨地说道：“你父亲能荣华富贵，全都依赖我们。你家有几间房，窗户朝哪开，我都一清二楚。现在你独享家业，难道让我们白白被关在监狱中吗？”

　　这个女婿十分害怕，赶紧辩解：“老头生前做了什么事情，我并不清楚，我只是个女婿，不是他儿子，他的儿子不孝顺，一直在外流浪，我不过替他们家管理家产而已。”

　　邵公心中暗喜，问道：“如果老翁真有儿子，你能认出来吗？”老翁的女婿点点头。

　　邵公遂令老翁的侍婢和儿子上堂质证，女婿立即承认其中男子是老翁的儿子。邵公笑着说：“既然儿子不是假的，那你就将家产全部还给他吧。”这个贪婪的女婿这才明白上了当，却也只好俯首认罪。

　　今日判决

　　遗产只能子继承

　　遗产子女都有份

　　这个案子定性属于民事诉讼中的继承案件，判决的关键在于准确判定财产继承人。清代实行的依然是嫡长子继承制，“有子立嫡，无子立嗣”，没有儿子的时候，可以立嗣子继承。在尊卑有序、男女不平等的封建社会，女子是不享有继承权的。老翁没有来得及立遗嘱就过世了，财产按大清律例应归嫡子一人所有。

　　事情如果发生在今天，结果就会不同。老翁的财产应按法定继承进行分割，不光有儿子的份，女儿与女婿包括侍婢都有份。当然，如果老翁留有遗嘱，那就应遂老翁的意，他爱给谁给谁。

　　大清律例VS今日法律

　　三人作证断真假

　　谁主张谁举证

　　判定儿子的真假是本案的关键。这个问题之所以有难度，是因为清代的科学技术还不发达，调查取证的手段也很有限。放到现在，我们完全可以通过DNA检验解决这个问题。古代虽然有过滴血认亲的案例，但现在看，这种方式并不科学。

　　解决这个问题的另一条途径就是法院主动收集证据。虽然现代民事诉讼是“谁主张，谁举证”，但是也存在法院主动收集证据的情况。慑于老翁女婿的淫威，侍婢在取证方面确实存在客观障碍，因此可以申请法院取证。

　　取证方面，清代采用的是“众证定罪”，三名证人作证并口径一致，即可判定真伪。在本案中，老翁的女婿就是钻了这个空子，买通了所有证人。

　　大清律例VS今日法律

　　重实体　知县晋升

　　非法取证法官担责

　　邵公取证的方式超越了法官职权，其非法取证，放在今天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一介草民突然被缉拿到官府，被扣上窝藏赃物的帽子，胆战心惊地听知县讯问，绕来绕去，原来是为遗产的事。这个案件实质上是我国古代重实体轻程序理念的一个反映。

　　在今天，依这种方式取得的证据是绝对不能被采纳的。最高院出台的《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一般认为，采用威胁、暴力、欺骗等方式收集的证据，采用侵犯他人人格权、隐私权、商业秘密权等重要民事权益的方式所收集的证据，采取违背公序良俗、有伤风化的方式所收集的证据，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收集的证据，都属于非法证据。邵公随意逮捕老翁的女婿，采取欺骗手段诈取真言，当然属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

　　如此取证，邵公在当年因此被擢升通州牧，但如果在今天，他即使不被降职，也会受到严厉的行政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