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改服制“夷夏之防”烟消云散

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着中山装

民国广告画上的旗袍女子

着外交礼服的顾维钧

早期不收腰的旗袍

民国第一届内阁成员代表了政界的穿衣时尚

女子也穿西装

民国穿西装的男子越来越多

　　雍正是中国头一个穿西装的人　中山装五个扣子别具深意———

　　辛亥革命成功后，国体政体迅速变革，社会呈现一片维新之象。作为中国政治晴雨表的服饰也不甘落后，1912年10月3日，民国政府颁布了新的陆军服制。

　　易服色是改朝换代的头等大事

　　除了陆军服制、男女礼服和常服服制以外，民国政府还前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服制条例，从检查官、推事、律师到地方行政官、领事官、外交官、海军、警察和航空人员，都有了自己的着装规范。一时间，“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坠马髻灭；爱国帽兴，瓜子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

　　民国初年颁布的《服制》规定，官员不分级别，都以西式大氅或燕尾服作为大礼服，裤为西式长裤。常服可用西式或袍褂，丧礼在臂上围黑纱。女子礼服，上装是对襟衫，下穿裙子。即使是退位后暂居宫廷的遗老遗少也必须遵循服制平等。“宫廷内外，一切前清官爵命服及袍褂补服翎顶朝珠，一概束之高阁。”

　　服饰，在当时的中国人眼中，是个人、社会乃至国家、民族的象征。在王朝鼎革，时代变迁的震荡时刻，服饰更具有了非凡的意义与功能。改正朔，易服色，几千年来一直是改朝换代的首要大事。

　　雍正最早穿西装“夷夏之防”最终消失

　　在中国最早穿西服的是雍正皇帝，至今在故宫尚保留他的这一画像。这位精力充沛的皇帝喜欢玩赏钟表等西洋事物，他穿西装更多的是满足追新求异的猎奇心理，并不具有多大的社会意义。乾嘉时期，洋装已在中国城市出现。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洋式打扮开始流行，但知识分子依然谨守“夷夏之防”。近代著名思想家宋恕提出“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被时人视为惊世骇俗之论；中国的第一位驻英公使郭嵩焘为避风寒，披了一件洋外衣，也曾遭到弹劾。

　　然而几年之后，1903年初，广西梧州中学总教习胡汉民，已经容许学生在“岁时令节，学生披洋衣揖孔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式军队从实战的要求出发，剪辫子、穿洋装，大大推动了社会上接纳洋装的风气。洋装渐渐成为文明的象征，受到人们推崇。有人宣扬说，西装之精神在于发奋踔厉雄武刚健，有独立之气象，无奴隶之根性，穿了它可振工艺，可善外交，可以强兵强种云云。

　　民国建立后，民众的穿着打扮不再受国家禁令的约束，一时间仿效《水浒传》、《七侠五义》中的武生打扮以示尚武精神者有之。“头戴方巾，身穿明代古装，腰佩龙泉宝剑”以表革命姿态者有之，脑后垂辫以明“复辟”之心者有之。但西服在其中脱颖而出，终究成为现代中国人的普遍装束。

　　孙中山先生对民国服饰提出了四条原则：“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

　　中山装有好多讲究

　　另一延续至今体现中西融合的服装是中山装，它由孙中山创制而得名。

　　对于这一服装的来源，有人说是参照英国猎装；有人说是改进自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也有人说是以日本陆军士官生服装为蓝本；还有人说是起源于日本铁路工人服等等。从中山装的形制来看，它以西服为模本，改大翻领为立翻领，门襟用9个扣，上下左右4个明袋，腰部系腰带。后又改为立翻领，去掉腰带，暗口袋，袋盖做成倒山形笔架式，纽扣改成5个。这5个扣，有说是象征五权宪法；也有说是表示五族共和。与中山装配套的裤子则是把传统的连裆裤改为前后两片组合，腰围有折裥，侧面和臀部有口袋，裤脚带卷口。这一服装样式结构合理，穿着自然舒服，在孙中山先生的带头下，很快流行开来，成为中国人喜爱的国服，并延续至今。 
　　中西合璧让旗袍起死回生

　　清朝入主中原，强制推行满人的服饰，禁止汉人穿汉装的法令非常严厉，这在各地引起轩然大波。后来则形成了所谓“男降女不降”之说，也就是说汉人女子可以不依旗人女子装束。旗女保留了游牧民族的服装特色，日常穿袍，袍里面穿裤，礼服袍则还要加马蹄袖等装饰与附件。而汉女则穿裙，上下衣不连属，汉族妇女裙有百褶裙、凤尾裙、月华裙、马面裙、阑干裙等许多种类，裙内再穿裤。民国服制改革之后，清朝服饰被取缔，社会上流行西装，旗人袍服暂时走向沉寂。

　　但民初以后，女子旗袍渐渐融合了装袖、装垫肩和拉链等西式裁剪制衣方法，装饰性质的镶滚趋于简洁，甚至完全取消，色调也力求淡雅和谐，总体上显得十分简洁方便。进口丝袜的流行则赋予旗袍的开衩以全新的意义，使女性的腿成为时装的视觉中心。

　　再晚些流行起来的高跟皮鞋，更与旗袍浑然天成，成为摩登女郎的必备行头。经历了洋服冲击之后，旗袍成为风靡至今的中国女子服装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