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寻访名人留下的阴凉

南海会馆七树堂中的枯松

文天祠中的枣树树干向南生长

绍兴会馆现已找不到《呐喊》中的槐树

豆腐池胡同毛主席故居

郭沫若种下的妈妈树

宋庆龄故居中枝叶飘逸的凤凰国槐

故居中的马缨花树勾起梁从诫无限的回忆

每当海棠盛开，叶圣陶便邀谢冰心、臧克家来家赏花

丹柿小院中，柿树每年还结不少柿子

冯友兰对居所中的松树有着特殊的感情

　　感喟往昔追忆世事沧桑　前人已去惟有树木长留———

　　一所普通的宅院或房屋，由于曾经居住过某位名人，便有了特殊的名气，被称为“名人故居”。那故居中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往往也随之而演绎出诸多故事。故居中最有活力的就是那些树木了，这些活文物，见证了名人的生活，见证了岁月风雨的洗礼。

　　“指南树”：文天祥亲手所栽

　　南宋德祐初年（1275年）元兵大举入侵，宋朝军队节节败退，文天祥坚持抗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文天祥所率领的军队在广东五坡岭陷入重围，文天祥不幸被俘。第二年，他被押至元大都（今北京），软禁在馆驿中。忽必烈派了许多人前来劝降，都遭到他的斥骂。后来，他便被押到兵马司的土牢内囚禁。

　　忽必烈于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八亲自接见文天祥，最后一次劝其投降，并许以宰相高位。文天祥回答：“愿赐一死足矣！”忽必烈无奈，只得下令处死。第二天，文天祥在囚牢附近的柴市就义，年仅47岁。

　　明朝初年，地方人士为了追念这位民族英雄，就在当年文天祥被囚禁的土牢（现在东城区府学胡同63号）修建了文丞相祠，明永乐六年正式列入祀典。文天祥祠至今仍保留着明代的建筑风格。据说，土牢院中有两棵古树，一棵枣树，一棵槐树，都是文天祥亲手所栽。现在那棵枣树还在后院中，老树盘根错节，躯体粗壮，疤痕累累，历尽沧桑，整株树干竭力斜向南方。人们传说，树同人心，竟至南倾，正如文天祥所言：“臣心一片磁铁石，不指南方誓不休！”

　　七树堂：康有为励志维新

　　康有为在北京期间，多住在宣武区的南海会馆（米市胡同43号）。南海会馆始建于清道光年间，据说原先院内“形势安恬，花木竞秀”，环境十分幽雅。其中的“七树堂”因有七棵古槐而得名，七树堂内是康有为多次来京时居住的“汗漫舫”。

　　这个名字是康有为起的。由七树堂北望，是老便宜坊那座二层小楼，如同一艘画舫上的楼阁，康有为把南海会馆想像成大海，自己的住房也似一舫，可在海中自由地漂浮。所谓“汗漫”，就是无拘无束、漫无边际的意思。康有为在这里创办过《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并亲自撰稿，宣传变法维新。

　　南海会馆1984年被列为北京市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这里只是普通民居，院内竟有近百户人家。由于搭建了许多房屋，以致巷路曲折，难辨全貌。那“汗漫舫”是一排造型略微特殊的北房，居中拱出一间，据说就是康有为的住处。

　　现在院中已然无树，七树堂自然也是徒留虚名。只有西侧墙边尚有一棵枝桠峥嵘的枯树，原是“七树”繁衍而成的“子孙树”，也已枯死多年了。由树下北望，居然仍可以看见老便宜坊的那座两层小楼，浮现在一片低矮的屋脊之上，如同一艘搁浅的老船。

　　鲁迅补树书屋：槐树不见，只余枣树

　　鲁迅原名周树人，他在《呐喊》里写：“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地落在头颈上……”

　　这“S会馆”就是北京城南的绍兴会馆。1912年2月，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周树人离开绍兴赴南京至教育部任职。后因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他也于同年5月北上，到达后的第二天，便住进这里。他先被安排住在藤花馆，后来又移到西南面的补树书屋。据说多年前在这院中的槐树上曾经缢死过一个女人，所以那三间屋子始终没人住。他是学过医的，鬼神不惧，倒正好借此获得一份难得的清静。他在这里写下了《狂人日记》，并第一次用了笔名“鲁迅”。 
　　绍兴会馆所在宣武区南半截胡同7号，现在是居民甚多的普通大杂院。遗憾的是，院中那棵大槐树早在1949年便毁于雷击。但在院子的西南角长有一棵颇大的枣树，至少也有几十年的树龄，枝叶茂密，也已经是“高不可攀”。据说这树上每年要结不少枣子，大约是未经嫁接的缘故，枣子的皮较厚、核稍大，算不上好品种。但那枣子极甜极脆，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枣树见证：毛泽东杨开慧的恋情

　　东城区鼓楼后豆腐池胡同15号是“毛主席故居”。其实，这个不大的普通两进四合院称为“杨昌济故居”也许更为合适。1914年，杨昌济在第一师范担任教员教授伦理学课程的时候，认识了学生毛泽东。杨昌济最喜欢的学生有两个，一个是蔡和森，另一个就是毛泽东。1918年6月，杨昌济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携家眷自湖南迁至北京，住进了豆腐池胡同那个四合院。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生平第一次来北京，与蔡和森一起住在杨昌济家前院南房靠院门的房间里。后来毛泽东等人在景山东街三眼井租了3间屋子，便从杨昌济家里搬了出去。当时，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了助理员。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爱上了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两年后，他们在长沙结婚了。

　　八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院子里住了四五户人家，都是租住在这里的房客。院子的主人住在后院，虽然也姓杨，但与杨昌济没有任何关系。这院子是其先辈于20世纪40年代买下的，一直居住至今。据主人介绍，院子里的房屋还都是原来的样子，只做过一些简单的修缮。前院有一棵枣树，据说是杨昌济亲手种的，每年都要结很多枣子。20世纪60年代，院子的主人还特地把摘下来的枣子送进中南海，让毛主席尝一尝。

　　凤凰国槐：宋庆龄凭窗常顾盼

　　沿什刹海后海北沿漫步，会看到一座重檐高楣的朱漆大门，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的故居。故居主楼一层的小客厅东墙上，悬挂着孙中山的遗像，其他的房间是小餐厅、理疗室和工作人员用房。二楼是卧室和书房，尽管房间十分宽敞，但家具布置十分简朴。

　　如今，前厅被辟为宋庆龄展室，展出了有关她生平的大量实物与照片。仔细看那些反映宋庆龄前半生的照片，不难发现，她很少来北京。

　　宋庆龄第一次到北京是1924年底陪同孙中山北上。但孙中山因肝癌不治，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宋庆龄在北京整整呆了100天。

　　1929年5月，孙中山的遗体被运往南京安葬，宋庆龄第二次来到北京，参加孙中山灵柩南迁的“奉安大典”，只待了短短的8天。

　　1949年6月，毛泽东亲笔写信，诚恳相邀：“仰望之诚，与日俱积。……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并“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宋庆龄于8月26日在邓颖超、廖梦醒的陪同下，乘火车来到京城。这是宋庆龄第三次来到北京。她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从此便在北京定居。

　　宋庆龄故居在西城区后海北沿46号，是一处旧王府。宋庆龄在这里工作生活了18年，直至逝世。如今，园中林木茂盛，且多为槐树。由卧室窗户向外望去，正好可以看到草坪对面那株硕壮的大槐树。古槐身姿飘逸，长枝曳地，被宋庆龄称之为“凤凰”，她常在楼上欣赏它犹如飞凤回首的姿容。如今人已逝去，而“凤凰国槐”仍风采依旧，繁茂的绿叶犹如五彩的长羽，若有微风拂过，枝叶飘逸，似欲乘风而去，直上九天。
　　银杏妈妈树：郭沫若亲自移植

　　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他认识了于立枕的妹妹于立群。于立群当时才21岁，比郭沫若小24岁，然而年龄上的差异并没有阻挡爱情的产生。从此，于立群和郭沫若的命运就连在了一起。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初到北京时，住在西四的大院胡同5号，1963年11月迁居西城区前海西街18号。这里原是恭亲王府的马号，民国初年时被人买下，改建为一所中西合璧的宅院；新中国成立后，曾作为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使馆。20世纪50年代中期使馆迁址。郭沫若在这里住了将近30年，直至逝世。

　　进入大门，是宽敞的前院，迎面有两座遍植草木的小丘，绿树葱茏。在北侧的草坪中有一棵银杏树。郭沫若最喜欢这种树，称它为“中国的国树”、“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1954年于立群因病去外地治疗，郭沫若思念难已，特地从大觉寺林场移回了这棵银杏树幼苗，栽在西四大院胡同家中，并将其取名为“妈妈树”，率孩子们时时为它浇水修枝，祈愿他们的母亲早日康复。1963年迁居此处的时候，他和于立群一起将这棵树移种到这里。在草坪一隅，安放着郭沫若的铜质坐像，形态安详，似在小憩，双目深情地望着“妈妈树”。如今，故人已逝，这树却愈发挺拔茂盛了。

　　海棠花香：叶圣陶、谢冰心、臧克家常赏玩

　　在当代中国文坛上，叶圣陶的名字很响亮，但叶圣陶自己说：“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我当过教员，又当过编辑。”他始终不愿意称自己是“作家”。至多，他说自己是“写写文章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历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等职务。从1949年来到北京时开始，他便一直住在东城区东四八条71号院。

　　这所宅院共有三进院落，院门不大，门内有影壁，倒座儿房前带走廊。入垂花门进正院，里面有抄手走廊及坐凳栏杆，廊墙上还嵌有什锦窗。叶圣陶喜欢花草，当年在上海居住的时候，虽然天井很小，他还是设法凿去地面的水泥，运回泥土，种上些蔷薇、紫藤、芍药之类。如今这院子比那时可大多了，自然更要满满地种上花木。

　　叶圣陶最喜欢的是院子里的那两棵海棠树，每到春季，花枝摇曳，清香宜人，他总要打电话邀请好朋友谢冰心、臧克家等一起来赏花。1987年，87岁的冰心前来探望93岁高龄的叶老，在海棠花下，冰心靠近他的耳朵，叮嘱他要多保重身体，有人及时用照相机拍下了这难得的动人场面。

　　第二年，叶圣陶逝世。

　　丹柿小院：老舍最后的日子

　　被誉为“人民艺术家”的文学大师老舍，一生的最后时光在北京一所普通小院中度过。

　　1949年12月9日，老舍应周恩来的邀请，由美国回到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不久，他当选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由于亲属尚未返京，他暂时住在北京饭店。

　　为了有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老舍想自己购买一所房子。征得周恩来总理的同意，老舍买下东城的一所小院（现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经修缮之后，老舍和刚由四川返回北京的家人于1950年4月搬了进来。因院中的柿子树枝叶繁茂使人流连，每逢深秋红柿高挂如彩灯缀满枝头，被老舍夫人胡絜青称为“丹柿小院”。

　　进小院，先是一较宽的夹道，据说每逢夏日，老舍常在此摆一小桌，上置茶壶茶碗，供路过的街坊邻居歇脚。周围的居住者多属下层市民，闲暇的时候，老舍也常在这里坐坐，与大家聊聊，写作的灵感便油然而生。

　　小院面积不大，养了不少花草。老舍腿部有疾，行走不便，久坐常有不适。他往往是写了一段时间的字，便到小院里遛遛，浇浇花，看看草，活动活动腿脚，放松一下精神，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些。
　　老舍喜欢上午写作，这样，每天早晨，初升的朝阳便可透过疏疏朗朗的柿叶直投入桌前。在这张桌子上，老舍写出了《龙须沟》、《茶馆》、《宝船》……

　　丹柿小院静谧宜人的气氛持续了16年，终于被“文化大革命”的狂烈风暴打破了。1966年8月24日，老舍走出柿叶轻摇的小院，在德胜门外的太平湖投水自尽……现在，小院中的柿树长势良好，每年都结柿子。

　　三松堂：冯友兰的北大居所

　　顺着北京大学燕南园东面的小径一直走，尽头是一个不大的院子。两尊石狮蹲在门旁，守护着小小的院门。小院里最显眼的，就是那几株四季苍翠的油松。小院也因松得名：三松堂。这就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寓所。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冯友兰自清华调入北大，由此住进了燕南园。冯友兰一家先是住在燕南园54号，后来迁至57号。他的后半生都是在这所小院里度过的，因此对它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将其命名为“三松堂”。30年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三松堂自序》的“《自序》之自序”中写道：

　　“三松堂”者，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余家寓此凡三十年矣。十年动乱殆将逐出，幸而得免。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多其二焉。余女宗璞，随寓此舍，尝名之曰“风庐”，谓余曰：已名之为风庐矣，何不即题此书为风庐自序？余以为昔人所谓某堂某庐者，皆所以寄意耳，或以松，或以风，各寄所寄可也。宗璞然之。

　　那或直或曲、形态各异的三棵松树，似乎正可作为冯友兰人生道路中不同时期的象征。

　　如今住在三松堂的，是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宗璞曾写道：“三棵树中的两棵高大稳重，一株直指天空，另一株过房顶后作九十度折角，形貌别致，都似很有魅力，可以依靠。第三棵不高，枝条平伸作伞状，使人感到亲切……”

　　但是，如今那“枝条平伸作伞状”的第三株却已经枯萎，仅余半截木桩，三松堂已名不副实，实可痛惜。

　　马缨花：记下梁思成、林徽因的遗憾

　　几年前，为写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故居，笔者曾先后6次去北总布胡同寻访，却始终无功而返。不料，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先生在得到这一消息后，亲自与夫人方晶引领笔者再一次前往北总布胡同。在如今的门牌是北总布胡同24号门前，梁从诫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就是这里。”

　　这院子隐藏在一个饭馆旁边小夹道的后面。从靠西的一个大门进去，是一座几乎占了整个院子的居民楼。梁从诫先生认识大门一侧的那棵老树。他抚摸着沟纹纵横的树干说：“这棵树我记得最清楚了。当然，那时候它还小……”他称那树为“马缨花树”，也有人叫它“芙蓉树”。春天，它会开出十分茂密如粉色浮云般的小花。据说，它总是夜里开花。

　　梁从诫的姐姐梁再冰在她写的文章中曾经介绍，梁家住的是一个“两进小四合院，两个院之间有廊子，正中有一个垂花门，院中有高大的马缨花树和丁香树”。

　　梁思成与林徽因在这里居住的那几年里，对中国的古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当初的院子的确是一所很宽敞、很舒适的大宅子，院内的正房曾是京城文化人圈子里颇有名气的“太太客厅”，也有过高朋满座、名人汇聚的热闹时光。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梁思成与林徽因放弃了北京的家产，奔赴内地，与民众共赴国难。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林徽因不幸病故。而梁思成为北京旧城的改造奔走呼号，却始终未能阻挡住大规模的野蛮拆迁。北总布胡同这处故居的命运，就是一个缩影。
　　梁从诫出生的时候，他家刚住到这里不久，他的童年便是在这里度过的。因此，他自然对这院子充满了感情。然而，如今老屋早已消失，只留下这棵孤零零的马缨花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