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乡宣南与旧京报业

    老北京的报刊有一个现象，大多聚集在宣武区。据《北京市宣武区志》记载：这里自辽以后，印刷、造纸等相关工业就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文化氛围浓厚更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大量会馆的开设使众多的文人雅士居住在这里，群贤荟萃，向有宣南士乡之称。

　　明代的《邸报》是我国最早的报纸。它是由通政司负责发行的朝廷公报。内容包括诏令、奏章、皇室动态和官吏升迁等。《邸报》只在统治机构内部发行，普通民众是看不到的。到了明末，在京城民间开始出现手抄本的《邸报》。崇祯十一年（1638年）改用活字印刷。清代，由军机处承担抄录并转发六部和在京各衙门的公告。后来，名为荣禄堂的南纸铺取得了承印、发售的特权。地点就在地处宣武区的铁老鹳庙胡同，即现在的铁鸟胡同。道光年间，《邸报》改称《京报》。一些贩报的山东人，在前门外设立报房，包揽《京报》的发行。京城有固定字号的报房达10余家。较为有名的有聚兴、聚恒、聚升、集文、同文、合成、信义、公兴等。这些报房大多集中在南柳巷。《京报》改为日刊，发行量最多时能达1万份。内容分为“宫门抄”“上谕”“奏折”三部分，基本是经过批准的官方公文。这与现代的报纸有所不同。现存清代的《京报》多为7至10页的小册子，用竹纸和毛太纸印刷。

　　现在人比较熟悉的《京报》则是另外一张报纸。它与我们的先烈紧密联系在一起，那就是邵飘萍。1918年10月5日，《京报》在北京前门外三眼井38号诞生，后又迁到了琉璃厂小沙土园胡同。最后，邵飘萍集资把报馆建在了魏染胡同30号。这份凝聚着邵飘萍心血的大型日报一问世，即体现出敢讲真话的大无畏作风。在题为“本报因何而出世”的发刊词中，邵飘萍写道：“民国以来，军阀所为者俱为祸国殃民，今则必须国民共起，志同道合，协力除之！”同一天，他还在编辑部亲手书写了“铁肩棘手”四个字。这取自于明代杨继盛临刑诗句“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中的四个字，与报社同仁共勉。

　　《京报》之所以在20年代中国报业中名噪一时，主要得力于两个方面。一是迅速、准确的新闻报道与旗帜鲜明的原则立场，二是经营得法。“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这是邵飘萍常讲的一句话。由于注重依靠社会力量办报，注意经常革新版面，在标题、新闻、评论等方面下功夫。不到一月，《京报》的发行量从300份增至4000份，最高时达6000份。这在当时北京是首屈一指的。报纸除日出两大整张外，还先后出版了《京报副刊》、《莽原》等23个副刊。鲁迅就是这些副刊的作者之一。众多名篇，如《灯下漫笔》等杂文、小说在此发表。“五四”运动前，邵飘萍与毛泽东还有过交往。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曾回忆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

　　印刷厂设在今广安门内大街广安西里5号，以承揽市民印刷品为掩护，并通过民信局和铁路局，发往全国各地的《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份报纸。这份报纸是共产党1922年9月到1927年7月的政治机关报，它实际上是一个周刊。主编蔡和森，编辑有高君宇、陈乔年等。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刊《向导周报》对孙中山幻想利用军阀力量、企图从军事投机中取得胜利的错误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指出只有仿效苏联，建立革命军队，革命才能成功。如1922年11月《向导周报》第9期在《国民运动、革命和革命宣传》一文：“只是时常依靠别的有力分子对它的感情为转移，那些有力分子昨天还是他的朋友，今天能够翻脸，明天或成仇敌。”苏联“坚强的红军能够组织成功，便因为有真正革命精神。……红军是一个真正革命的军队。”

　　另外一张在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报纸，就是《每周评论》，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倡议下，《每周评论》于1918年12月创办，并在米市胡同设立编辑部和发行所，《每周评论》是中国最早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刊物。为了加强对旧文学、错误思潮的攻击力，同时着手新文学自身的正面理论建设。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政论性刊物。《每周评论》采取小型报纸的形式，每周日出四开一张，分四版，内设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国内劳动状况、评论之评论、名著等栏目。密切关注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发展，并及时地加以报道和分析。陈独秀在《发刊词》里写道：“《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元旦正好逢出版《每周评论》第二期，李大钊写了一篇《新纪元》社论，提出“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此后，由胡适接办《每周评论》。胡适在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第三十一号上发表了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从此，胡适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展开了现代文学史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这场论战，在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我国传媒历史上曾有两份同名的《万国公报》：一份是于1868年9月在上海创刊，以传播西学、新学为主要内容，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内容。其前身是《中国教会新报》（简称《教会新报》）。另一份则是1895年8月，由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人出资，在北京南海会馆，既今米市胡同43号创办的，后来改为《中外纪闻》。报纸为双日刊，每期10页，内容有上谕、外电、各报选录、译报、评论等。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用此报纸，介绍《马关条约》签订中，清政府官员的腐朽无能，分析条约对中国的危害，在鼓动舆论、宣传维新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报上的文章大都出自梁启超之手：《地球万国说》、《通商情形考》、《地区万国兵制》、《万国矿务考》、《铁路通商说》、《铁路工程说》、《佃渔养民说》、《农学略说》、《农器略说》、《铸银说》、《西国兵制考》、《报馆考略》等等。《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一书认为：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应是康有为等人于1895年在北京创办的中国大陆最早的政论性杂志《中外纪闻》。”

　　《北京女报》是一份很有特点的女性报纸，由张展云母女于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即公历1905年8月20日在前门外羊肉（今耀武）胡同创办，是反映中国清末新女性心声最早期的报刊。该报“以提倡女学妇德为宗旨”，颇受妇女界的欢迎。

　　在宣南地区类似的报纸杂志还有很多，如《京话日报》《大兴日报》《共和民报》《北京日日新闻》等，听其名就能了解它的内容之多。还有一些著名的报刊如《大公报》在永安路，《晨钟报》在菜市口胡同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宣南士乡孕育了旧京的报业，为中国的新闻史留下了色彩浓重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