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燮：保护名城古建任重情深

    今年89岁的郑孝燮先生，是著名的古建文保专家。郑老对我说，他干了一辈子的文物研究和古建保护，到现在快90了，但还是“不服老”，还山南海北地跑。

　　德胜门箭楼要保住

　　德胜门在元大都时，是北垣的健德门，朱元璋一举攻下元大都，高兴之际，就命令把健德门改名为“德胜门”，表示他的大明军是“以德取胜的”，后来明军凡作战回城，都从德胜门而进。永乐十八年修北京城时，大都城的城墙南移两公里另建城门，继续名为“德胜门”。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箭楼曾面对着“留”还是“拆”的生死抉择，但最终逃过一劫，使我们今天能看到它巍峨的身影，而这郑老是应该领头等功的。

　　郑老细说，50年代“城改”后上世纪60年代又修地铁，箭楼在城楼外侧，没挡着地铁线，一时侥幸留了下来。但到了70年代，要打通德胜门内外大街，箭楼的问题又提出来了。他当时身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国家建委城市建设总局总建筑师，闻讯后，连夜给陈云同志写了一信，请他出面对拆除箭楼一事“迅加制止”。郑老在信中说，德胜门箭楼，是除前门箭楼外，在京城“北线”现存的惟一的明代古建筑了，得把它保留！它不仅对“南线”和中轴线有个“呼应”作用，又正好是来自十三陵方向的终结，成了一个最好不过的标志。而且，会成为北城一带最具有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的最佳景观，称得上是“无可替代”，从城市的整体效果来看，举足轻重。郑老还举了凯旋门的例子，巴黎就没有为改善交通而把凯旋门拆掉，希望我们的政府领导者和国人，也要看到古建文物的珍贵价值及它的“资源”作用。

　　陈云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阅信后立即转给了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谷牧几天后就批转回来，并请郑老牵头召集国家文物局、市规划局以及建筑科学研究院的专家讨论。讨论中，专家们一致支持郑老的谏言，说那么好那么多的城门楼和城墙都拆了，仅存的前门和箭楼已显孤单，在北线上保留德胜门箭楼很重要。郑老又说，他做了考察，看到箭楼墙体有很多“伤口”，得好好治疗，再强身健体，得多投入些，一般的修修补补，怕不管用，时间一长，照样会自行坍塌。文物局估算需用30万元。

　　会后，郑老又和建筑科学研究院的袁镜身主任，一起打了报告给谷副总理，建议由国家批拨30万元给北京市文物局，他们愿意积极配合，负责维修好。谷牧很快专批了30万元，并责成国家文物局负责工程……就这样，德胜门箭楼保住了。

　　平遥列入“申遗”

　　 平遥，现在是闻名遐迩了，当初，它只是位于山西省中部的一个小县城。这个小县城有着2700多年的历史，初建于公元前七八百年时的西周宣王时代，夯土筑垣，规模很小。到了宋朝，金兵入侵、平遥百姓在城破后死伤5000余人。到了明朝洪武年间，就把夯土城改建成了砖石城，还扩大了城池。城墙上有3000多个垛口、72座敌楼，在四角位置上各建角楼一座。有6个城门，各门前箭有瓮城，从高空下瞰，南北各一座，东西各两座，仿佛一个方身体长出一头一尾四只脚，形象似乌龟，由此，人们称平遥为“乌龟城”。古城中心，原县衙门的建筑，四周民居、街道对称布开，大街小巷多到100余条，在街巷两侧，基本保存了17世纪至19世纪建造的各种店铺，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票号一条街，四合院的民居，完整、精致，仍然是明清时代的格局和风貌……平遥县城的历史文化价值、民俗研究价值、建筑艺术价值等，在全国城镇都是罕见的，特别是经过千百年的岁月，至今还保留着“原汤原味”，实属不易。

　　几年前，我国首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世界遗产公约的《世界遗产名册》的历史名城只有两个：山西的平遥和云南的丽江。但说起平遥的入选，曾有过一段周折。郑老回忆说，当时，国家文物局开会，审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有苏州园林、牛河梁遗址等，也有丽江，但没有平遥。虽然，有同济大学的一位教授在会上介绍了一下平遥，但很简单，更主要的问题是，他不代表地方政府，平遥自己没来人。郑老担心平遥会泡汤。他立即给建设部的几位部长、局长写信，建议领导组织专家对平遥的事再次调查评议，他认为，在“古城历史纯度”上，平遥可达“接近90%”的档次，和丽江都可称为“古色古香之最”。如果把这两个古城的文化渊源进行比对，可以发现，丽江充分显示了我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的风貌，而平遥则体现了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华儒家文化的深厚长久的积淀，二者都不可或缺，都需要保护管理和宣传。郑老还特别讲述了平遥县城的许多文物的文化品位很高，尤其难得的是得以保护至今，光是五代、宋、金、元时的建筑，就有8处，至于明清时代的东西就更多了。特别是那座建于1824年的清代日升昌票号，不就是中国金融业发展史上的一块活化石吗？不把平遥列入“申遗”，太可惜了，太不应该了，不管他们来不来人，平遥不能“缺席”，我们对待像平遥这样的古城古建，也应搞点儿“扶贫”政策！

　　1997年12月3日，平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当时，是我国惟一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古县城。平遥城告别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日子，脱颖而出了。

　　上海应该是“历史名城”

　　上海是我国第一大城市，在世界都是屈指可数的，如今，它正迈步走入国际大都市的行列。

　　1986年，在审批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时，有关部门将上海甩了下来。文物界素有“文保三套车”之称的单士元、罗哲文和郑孝燮三老，正在合肥开会，听到这消息后，很是不解。三老立即联合致函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阐述他们的看法和建议，说上海历史虽然较短，但它在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上地位和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那里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缩影，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离不开上海；写中国工业发展史、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海有很大的分量；写中国共产党史，开篇就离不开上海，它后来还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基地和当时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上海至今保存有重要的古代建筑和近代西方建筑样式的文物遗存，具有丰富、生动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郑老他们认为，上海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理所当然地要定为历史文化名城。这封信，在安徽省办公厅同志的热心帮助下，用快件送到国务院办公厅，然后放到了万里同志的办公桌上。当时的万里副总理非常重视他们的提议，阅后又批示转送相关部门重议，重新考虑上海的列入。郑老由此又在很多地方和部门，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奔走呼吁。他坚持认为，历史文化名城应该包括近代、现代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有过重要影响的城市，因为历史文化名城要有重点地反映不同历史阶段的城市社会性质和环境风貌。后来，由于郑老他们的据理力争，建议最终被国务院采纳了。还使天津、武汉等具有同类性质和相同价值的城市也都顺利进入历史文化名城的行列里。

　　“旧城保护”和“有识之官”

　　听郑老从北京德胜门箭楼说到平遥，说到上海，再说回到北京。郑老表示不能不说的是，这其中还有不少忧虑的事情要弄明白，要尽快解决。他说他看到清华大学去年做的大栅栏地区危改方案，方案的原则是“保护、整治、复兴”，但他主张在“保护”和“整治”之间加一个“保留”。“保护”是从里到外都保持原来的样子，而“保留”则是外面保持原有的风貌，里面可以搞现代化的改造。“保留”这一层不仅要加进来，而且还应该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他希望北京城改的规划工作者和城市建设者，要处理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改造的关系。

　　多年的调查研究和思索，郑老认为，文物保护不是孤立的，不是“独善其身”的，而是要连同文物周围的环境统一的加以保护，要把城市规划和文物古迹的保护有机地结合起来。他说，他曾提出过两个新概念：“城市文态环境保护”和“城市文化风貌保护”。说这两点做得好坏是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文明、国家的形象的标志，他期盼着，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在这两方面搞好了，城市就会贯穿着“美的秩序”。

　　在谈到文物、名城等世界遗产的保护上，郑老认为应该警惕的是，有人把世界遗产当成“摇钱树”，在这种认识下，一些地方出现了过度开放、错位利用、忽视保护及建设性破坏。甚至有的世界遗产竟然搞了股票上市、转包、出售经营权。这和一些地方官员追求个人政绩、私利有关。郑老由此呼吁，保护名城古建文物，保护世界遗产，我们不仅需要有识之士，更需要“有识之官”！

　　郑老最后意味深长地讲：一个民族不能失落自己的历史，没有了历史，没有了文化，就没有了自己的根，所以，历史千万不能被割断，我们做的就是要保护应该保护的文化，这是我这个普通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但同时，我也常感到，我个人的力量远远不足，也时常受到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