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鼓儿的老马

    如今在咱们北京城，要是乍一提起“打鼓儿的”这几个字儿，恐怕很多人听起来都会觉得挺新鲜。其实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京城胡同里，对于那些居家过日子的老百姓来说，“打鼓儿的”这几个字儿，实在是太熟悉不过了。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只要你生活在胡同里，差不多就可以天天看到那些走在胡同里的“打鼓儿的”。一个是那个他们握在手里的小鼓儿，还有就是拿在另一只手里的那根细细长长而又带些弹性的鼓槌儿，当时我们这帮孩子只知道管它叫做“打鼓儿的”手里的一根棍儿。记得当时胡同里的打鼓儿的并不吆喝，只是用他们手里那根细长的棍儿一下一下地敲着小鼓，让那清脆而又有节奏的打鼓儿声音传遍了整个胡同。又传进了各家各户的院子里。于是，住家的门洞里就会有人走出来，看准了“打鼓儿的”还没走远，就喊一声“打鼓儿的！”这“打鼓儿的”也没什么废话，立马回过头来跟着进了院子。接着就是“卖主”和“买主”的“交易”了。

　　这一切，对于胡同里长大的我，除了熟悉，自然还多了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和一股发自内心的胡同情怀。想起来，既有对岁月流逝的感叹，也有对曾经亲历过的胡同生活的亲切怀念。因为提起“打鼓儿的”，我立刻就会想起当年那个背着个包袱皮儿，走街串巷的打鼓儿的老马。无论是那回荡在胡同里打鼓儿的“当儿当儿”响声，还是街坊们高一声低一声和老马讨价还价的热闹劲儿，好像就是发生在昨天的事。回味起来，自然是“京腔、京味、自多情”了。

　　从记事起，我们家就住在西城大后仓胡同8号一座四合院里。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家各户的日子都不那么富裕。谁家都有手头紧日子接济不上的时候。这时就免不了要找出些家里的东西卖了换点钱过日子。大户人家一般要卖比较贵重的物件，通常都直接送到当时的拍卖行，就是后来的信托商店。一些不太值钱的货物要卖，一般人家就都找“打鼓儿的”了。自然这跟“打鼓儿的”打交道的还是咱们居家过日子的普通老百姓最多。乍一听，现在的人一定会以为这“打鼓儿的”就是一个五十年代版的“收废品的”。其实不是，在我的记忆中，那些个“打鼓儿的”个各都是懂行的主儿。尤其是老马，那个大后仓胡同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打鼓儿的老马”。

　　认识老马，自然是从院子里的人卖给老马旧衣服之类的一些东西开始。因为我们的院子大，住家多，所以只要一家把打鼓儿的叫进来，其他几家也会拿出东西来让老马看。记得有一次我正在院里玩儿，我妈出来对我说：出去看看，是不是打鼓儿的来了。我跑出院子一看，正好看见一个打鼓儿的“当儿当儿”地打着小鼓儿走过家门口没多远。我忙喊了一声：打鼓儿的！这打鼓儿的二话没说就往回走跟我进了院子。只见我妈手里拿着一件旧棉袍，还有北屋的刘太太手里抱着一个包袱皮都出来了。就听我妈说：老马，看看这件棉袍给多少？我当时虽然只有七八岁，但从此也就认识了老马。而且每次只要老马一进院，听着院里人老马老马的叫着，我也会进屋大声对我妈说：妈，您还不出去看看，打鼓儿的老马来了。

　　现在回想起来，老马当时应该是个四十几岁的壮年汉子。在我的印象中，老马是个中等个儿，腰板挺直，身上穿的衣服老是那么干干净净，说话声音也挺洪亮。永远笑呵呵的脸上，一双眼睛透着那么精明。听我妈说，老马是个回民，就住在我们大后仓胡同东口的北沟沿大街（就是现在的赵登禹路大街）。由于老马脾气好，老是笑呵呵的，再加上收东西时给的价钱还可以，时间一长，院里人有什么东西要卖，都爱找老马。要是别的打鼓儿的来了，大家总觉得他们哪个都不如老马给的价儿合适。所以只要这进院的打鼓儿的不是老马，十有八九是“卖主”不出手，“买主”悻悻而去。一句话，成交率太低。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那天西屋的颜家大姐找出两件旧式外衣想卖掉，那天正好又是我在大门洞玩，自然又是我帮着把打鼓儿的叫进来的。这打鼓儿的回过头来我才发现，他不是那个我们院里谁都认识的打鼓儿的老马。也许是印象太深刻了，到现在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打鼓儿的模样。只记得不大工夫，刚进去的那个打鼓儿的就满脸不高兴地出来了。就听颜家大姐说：就他给这价儿，门儿也没有呀。旁边一个街坊说：就冲他长得那德行，也不能卖给他。得，还等着老马来再说吧。说得大伙全都哈哈地笑了起来。说实在的，别看我当时只是一个小孩子，听了大人们的这些话，心里却非常赞同。因为我也特别看不上这个打鼓儿的，觉得他长得太难看，木呆呆的。哪像老马呀，跟谁都爱说话，还老是笑呵呵的。现在想起来，这也正是老马的精明独到之处。您想啊，老马不也正是凭着他的“人气儿”，才让院里的街坊们“乖乖”地把东西卖给他吗。

　　有时回想起老马当年在我们院子里的“工作场景”，觉得老马也确实挺不容易的。毕竟，这是他养家糊口的“饭碗”。而且，这碗饭端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记得当时老马每次来我们院时的“工作场所”大都是在院子里。一来是院子大，二来是拿到这个场合的，也没什么十分值钱的物件。只见老马先把他那个敲小鼓儿的长棍儿麻利地插到后脖颈子上，就开始一件一件打开这些“卖主儿”们的包袱皮儿。自然是从来就没有过一次成交，通常是几次的打价还价，一直到看见老马往外掏钱，才能算是成交了。我也经常看到一些个“卖主儿”没说两句，拿起包袱皮儿，扭头就走。不用问，是老马给的价儿“惨”了点儿。也有的时候，只见老马用手将包袱皮儿合上，说了句：那您就找别人吧。那也不用问，是“卖主儿”要的价儿“狠”了点儿。经常是像咱们北京人说得那样，来回拉几次抽屉，有的是拿回家琢磨半天又回来的，也有的是前两天拿回去今儿又拿出来了，还有赶上脾气急的主儿嫌老马给的价儿低干脆当场就跟老马吵起来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只要你想卖，老马都不急，还保准能让你把东西乖乖卖给他。

　　老马上我们院来的时候，一般都是下午。有时早点儿，有时晚点儿。现在想起来，他们这些打鼓儿的上午应该是到市场上把手里的货倒出去才是。有一天下午，时间已经不早了，院子里也没有人拿出什么东西找老马，再看老马的包袱皮儿，也没多少东西。可是老马仍然坐在院子里乐呵呵地和大伙聊天。东屋心直口快的穆大婶说：老马，你今儿个是挣着钱了吧。老马只是笑。事后听西屋颜大妈跟我妈说，老马一进院就去了北屋刘家了。听我妈说过，北屋刘家老头年轻时做过“大事”，家里还真趁点儿“东西”。估计今天老马算是“逮着”了。到底是什么，谁也没看着。因为值点儿钱的东西，刘家是不会拿到院子里来卖的。还有一次，前院吴大妈去东北找儿子，把大部分家当都卖给了老马，只见老马跑前跑后的满脸都是汗，又是找人帮着抬，又是雇车拉。一直到天快黑了，老马才算忙完了。大伙都说，今儿个老马可挣着钱了。

　　不管是收旧家具，还是收旧衣服，或者是收北屋刘家的“物件”，老马可谓是样样通。说起来，还真挺佩服老马。尤其是听了老马对我们家的写字台下的“评语”，让我更加认识到老马的“全能”，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那时，我们家有一个老式的镶着石头芯的写字台。一天，看着老马不太忙，我妈说：老马，你看看我这个硬木的写字台值多少钱？老马没看几眼，就告诉我妈说：您这个，不值多少钱。说得我妈挺不高兴，说：怎么不值钱，这可是硬木的。老马说：您这个，我看了，它是外面包了一层，里面不是硬木。因为当时年纪小，老马还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反正老马说得头头是道，只把一向精明强干的我妈也说得哑口无言。过了几年，我家的写字台果然翘了边，露出了里面不同于硬木家具的黄颜色木头。想起以前老马对我妈说过的话，不由得心里更加佩服老马。

　　我想，当胡同里再也听不到“当儿当儿”的打鼓儿声的时候，大约是在公私合营以后吧。从此我也就再也没见到那个爱和人说话，永远不急不恼又精明的打鼓儿的老马了。没想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和老马又有了一次“重逢”。那时我家已搬到德胜门。我也在郊区教书。正赶上放暑假带着孩子和我妈一块在德胜门逛街。我妈指着前面一个大约七十岁左右的老头说：看看这是谁，你还认得不？我摇了摇头。我妈说，你想不起来啦，这是当年老去大后仓的那个老马呀。快叫马大爷。我一看，立马想起来了，没错，就是当年那个打鼓儿的老马。虽然是年岁大了，头发也全白了。但依然是腰板挺直，声音洪亮，穿的衣服也还是那么干净整齐。一句话，还是当年那个满脸笑呵呵，精明的打鼓儿的老马。老马也很高兴，一边还冲我比划着说：你当年才这么高。看着老马的精神劲儿，估计日子过得还不错。他跟我妈说，虽然岁数大了，也是闲不住，仍然爱给人帮忙看看旧货古董什么的。我妈说：老马你可得好好活着，现在懂你这行的人可是越来越少了。老马也乐了。

　　老马，你给挑个西瓜吧。我妈对老马说完，一边还对我说，你马大爷挑的西瓜，保准错不了。只见老马对着一堆西瓜看了几眼，指着一个西瓜说，就是它吧。我还有点犹豫。我妈说，没错，拿走吧。前两天他已经给我挑过一个了。回家一尝，果然是又脆又甜的好瓜。不由得对我妈说：想不到这老马还有这本事。我妈说，老马也就是年岁大了，要不然，搁到哪也得是个戳得住的好把式。

　　我想，老马要是搁在当今这个年月，最起码也得是个懂收藏的行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