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被人熟悉了的东方广场，当年却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上”与“不上”的争议。 本报记者 胡雪柏 摄
东方广场，对很多人来讲，现在已经是长安街上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已成为很多人购物、休闲、工作的重要场所。但在当年东方广场的建设过程中，罗哲文、郑孝燮等专家却对之提出了极大的异议，时至今日，罗哲文、郑孝燮提起东方广场项目犹是愤愤不平。
支持者认为，东方广场在设计上采用了平实无华的立方体和圆柱体的组合，简洁单纯的形体，轴线对称的排列，加上弧线升起的屋檐，以现代手法营造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图韵。
通过该事件的回访，可以发现，支持者与反对者身上体现的正是“发展”和“保护”两大观念的直接交锋。以史鉴今，通过对这件刚过去不久的“往事”的解密、回放，本报希望能有助于北京市未来的发展建设。
1994年，在靠近天安门的王府井兴建东方广场的方案出台，该方案一露面便遭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反对。罗哲文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回忆说：“当时之所以提出反对，主要是因为该方案严重违反城市总体规划，对北京旧城保护构成极大威胁。按照规划，长安街应该是一些重要的政府部门、具有典型意义的单位所在地，而东方广场这种商业项目完全与长安街的定位不符。”
1994年8月到1996年5月，周干峙、吴良镛、张开济、罗哲文、谢雨辰、傅熹年等专家人士多次以联合提案或联名上书的方式，指出东方广场将极大地破坏北京这一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建议中央和北京市政府应依法办事，按照总体规划对设计方案进行修改。
1998年7月，吴良镛、周干峙、罗哲文、郑孝燮、张开济、张锦秋、傅熹年等14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再次给北京市领导写信，认为在建的东方广场仍然突破了北京城市规划要求，紧急呼吁将东方广场超过规划部分转移到北京旧城外的其他地方进行建设。
2000年，东方广场正式落成。经过5年时间，在很多人的意识中，东方广场已成为北京市最具现代都市感的区域之一。而当初反对东方广场项目的、年已九十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孝燮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如果东方广场建在CBD、建在奥运村那肯定没什么问题，但建在长安街上，实际上直接影响到了故宫风貌。”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市计划拆除历代帝王庙牌楼，著名建筑学专家梁思成对此大力反对，向中央领导直呈意见，在与周恩来总理沟通时描述说，帝王庙牌楼在北京夕阳的照映下具有无限的诗情画意。最后，历代帝王庙牌楼还是被拆除，梁思成为此大哭几天。在拆除牌楼之时，梁思成对拆除者说：“50年后，历史会证明你是错的。”
2004年，北京市有关部门开始计划重新修复历代帝王庙牌楼。在获悉该消息后，作为梁思成弟子的罗哲文感慨良多。
50年后，我们会如何看待东方广场呢？
■观点
将古建保护进行到底
罗老总结自己50多年的工作，其实就做了三件事：一是古建筑的修缮；二是历史名城的保护；三是世界遗产的保护。为这三件事，罗老付出了一生辛劳，也为文物保护界留下了丰厚的财富。
在古建的维修上，罗哲文一直遵循着老师梁思成“整旧如旧”的观点。古建筑维修要有古意，不全换成新砖、新石，不用水泥；残断的地方，没有危险、不危及游人安全的不必全修，“故垒斜阳”更觉有味儿。
在考察实践中，罗哲文发现，保护古建筑离不开周围的环境，倘若单独保护一个古迹，很难奏效。于是，他和一些专家提出“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的建议，作为政协提案。
对现在文物保护的现状，罗老仍旧忧心。他说：“现在北京开始重视了，做得比以前好。可是在一些地方，对于古建的保护还不够重视。”
罗老讲述了一件事。作为历史名城，绍兴拥有百草园、沈园、周总理祖屋等著名古建筑，但绍兴的一位领导却坚持在城里盖化纤厂。面对国家文物局派去的鉴定工作人员，此人公然说：“周总理、鲁迅都是我们的绊脚石，是绍兴经济发展的阻碍。”到此人离职后，开始后悔了。“可是，为什么只有离职后才会意识到呢，这值得每一位在职领导深思。”
现在不少历史名城已被经济大潮席卷得面目全非。不少人对此很灰心，认为也没什么好保护的了。罗老却认为，“就算已经遭到破坏，也不能破罐子破摔。而是要更加珍惜留下来的东西，应该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将古建保护进行到底。”
本报记者 赵丽萍
四个心中隐痛 本报记者 肖宾
在罗哲文等专家多年的文物保护生涯中，遭遇过多次的失败，几经陈情，终无效果，反复奔走后，只留下一堆伤心的瓦砾。
本报特将罗哲文等专家参与保护过、但终究未果的几处古代建筑名单附录于下，以明过去，以示现在，以警未来。
粤东新馆
原位于宣武区南横街11号，原为康熙时期大学士王崇简、王熙父子的住宅，相传明朝时是严嵩的别墅。
1898年4月17日，康有为于此院中聚集200多位书生，成立保国会，开始维新变法。从此，粤东新馆成为戊戌维新派的重要活动场所。
1912年9月，孙中山于此发布演说，提出海南建省、兴建铁路等构想。
1998年，虽经多位专家反复陈情，粤东新馆因南下路工程仍被拆除。
曹雪芹故居
原位于北京蒜市口，俗称“十七间半”。
从1982年起，就有张叔才、端木蕻良、周汝昌等著名红学专家多次来到这里进行实地考察。时至今日，学术界已公认这所旧宅为曹雪芹故居遗址。红学专家蔡义江教授甚至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即是在此完成的。专家学者们认为，曹氏故居遗址的确定将对曹雪芹生平和世界名著《红楼梦》的研究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广渠门到广安门的道路拓宽工程中，曹雪芹故居被拆除。
美术馆后街22号
美术馆后街22号是我国近现代著名学者赵紫宸、赵萝蕤的故居。这个四合院有着完整的院落格局、罕见的“象眼”砖雕与精美的落地雕花隔扇。“象眼”砖雕是明代四合院的一大特征，而明代四合院在今天更是罕见。
在平安大街的建设中，22号院距平安大街拆除线约100米，并不妨碍这条大街的建设，后经多位学者紧急呼吁，22号院暂得活命。然而好景不常，一年以后，开发商在无任何单位通知下，突然将四合院前院的南墙与东墙推倒，随后拆除此院。罗哲文、郑孝燮、刘西拉、舒乙、梁从诫、胡继高、弥松颐7位学者再次呼吁保护，终于未果。
顺承郡王府
原本在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东侧，旧赵登禹路32号。建于清代顺治初年，第一位主人勒克得浑，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曾孙，礼亲王代善第三子萨哈林的次子，也是清代初年，“八代铁帽子王”之一。1917年，因顺承郡王后裔家境逐步衰落，因此将顺承郡王府卖给东北军阀张作霖，当时成为大帅府，张学良与赵四小姐也曾经在这个王府居住长达数年。
“那是八大铁帽子王的王府，后来又是大帅府、少帅府，不光是建筑，就是里面的古树都是百年以上的。我们当时算了算，古树有12棵。”有专家回忆说。
1994年，顺承郡王府终被拆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