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打动我的是你的个性

    多年来，我几乎每年有一两次机会到北京去，我到过中国大多数城市，上世纪七十年代还作为一个青年漂泊者，自费在中国大地上漫游了两万里，历经十二个省，到过四十一个城市。多年以来，在我心目中，没有一个中国城市像北京那样深深地吸引我。

　　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上海的人，我喜欢北京基于三点理由：

　　首先，是北京的厚重深沉的历史感。我记得第一次到北京是在1978年，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难以忘却当时见到天安门的强烈第一感受，从长安街一眼望过去，天安门是那样的安谧、深沉而又稳重，内向而又不失博大，肃穆而又不失宽厚，它似乎通过一种极为抽象的方式，表达了中国的民族性格的内敛性与沉稳性。它又在无形中体现了中国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从未间断的古老文明的沧桑感，它那巨大的体量强烈地冲击着你的视觉。一般而言，风景照片总是比真实的景物更美，然而我总觉得，唯有真实的天安门与长城，借助于它们那巨大的空间感，因而是任何照片都无法把它们的内在的美捕捉下来的。

　　长城、天安门、端门、午门、前门、天坛、故宫中的太和殿前，那长着青草的广场与残缺不全的平板石块，处于这一建筑群体里，受它所体现的人文气氛的浸淫，一个人就会在巨大的历史感中感到渺小的同时，又会被这种历史意识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之中，就会在无形中变化了自己的气质，涵养出一种大气来，北京人普遍都有这种大气。北京人会油然而生一种匹夫匹妇的历史责任感。相对而言，世界上很少有一个城市能像北京那样，古代建筑群体对市民性格的形成具有如此强烈的影响。

　　我第二次到北京是在1985年9月，那时我刚完成一部书稿《儒家文化的困境》，书稿的内容，是反思中国保守的士大夫，在多大程度上应为近代以来的中国的挫折与失败负责。我在北京修改书稿的住所，就是前海西街的恭王府内的一个小房间，人们告诉我，窗外三十公尺，那座黑影幢幢的大殿，就是当年恭亲王的签押房(书房)，据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的1860年10月，恭亲王正是在那个大殿里，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在深夜我常常在那大殿前漫步，凝视着天空中的繁星，以及大殿前那数百年的古藤，它一定在一百二十多年以前见证过恭亲王与英国额尔金勋爵匆匆进出的脚步，这时，一种颇带伤感的史诗般的历史感，浸透了我的全身，我在改定书稿的最后一夜，在书的后记中写下了自己当时的切身感受：

　　在这月光如水，风清露冷的秋夜，古藤发出的沙沙声，仿佛要求你去承担一种历史责任。那无疑是一种使古人欣慰，使后人羡慕的历史责任……

　　说实在话，这种深切的激情与感受，只可能在北京这种特定的环境中才会产生。我想，这些由传统建筑所透露出来的北京特有的沧桑感，那古城墙与胡同杂草所透露出的残缺美，似乎总是在告诉你，你是中国人，你生活在历史荫庇中，你决不可能也不应该摆脱历史与祖先传承下来的文化。你就会油然而生一种天下意识，一种中国人特有的人文情怀，我想，在北京，从知识分子、公务员、工人到出租车司机都喜欢谈天下大事，虽然这些芸芸众生并不是高级别的官员，但他们总觉得自己是有责任对中国的一切指手划脚的，他有义务心忧天下，关心这一切。这种情况在其他城市很少见到，当你置身在上海的南京路、淮海路或愚园路的林阴道上时，你很难产生这种深沉的历史感悟。

　　我喜欢北京的第二个理由是，北京是中国思想最为丰富活跃、最为多元化的城市。没有一个城市像北京那样，吸引了如此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北京是全国高校最多的城市，各种研究所林立，信息来源丰富，各个单位机关吸纳人才的能力比任何城市都强，提供你出人头地的机会更多，从五四运动以来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各地那些最有才华、或自命不凡、怀才不遇又想寻找发展机会的人们，都会向北京汇集，北京像一个巨大的虹吸管一样，把全国的大大小小的知识“野心家”们吸纳进来。这些“野心家”们相互呼应激荡，形成一个大磁场。

　　久而久之，北京就形成了一种其他城市见不到的特殊人文氛围，各种沙龙和文化小圈子层出不穷，国粹派、激进派、保守派、自由派、先锋派、后先锋派，以及后后先锋派，各种思想的代表人物，浪漫的行吟诗人，超现实主义的画家，玩世不恭的痞子作家，以及孤芳自赏的国际战略“纵横家”们，几乎都可以在北京各种圈子里找到自己的归宿并自得其乐。任何一个外地读书人只要在北京住下来不久，就会很快找到属于自己的物以类聚的小圈子，并在那高朋满座的房间里吞云吐雾，发一通满座皆惊的高论，幻想着自己雄伟的未来计划的实现的日子。当年北京的画家村就是一个例子。一个来自边缘省份的小知识分子只要到了北京住上不到半年，就会变得自命不凡。他的谈吐与自信会让自己的老乡感到自愧不如。久而久之，这种气氛又会形成强大的磁场效应，吸引着五湖四海的新的青年“野心家”们。

　　实际上，北京知识分子精英中，真正的老北京并不多，但北京胡同文化特有的亲和性，使新老北京人都会享受到串门的乐趣。北京的胡同文化特有的人情味，浸淫着新老北京人，使北京人成为全国各城市中最喜欢串门交流的人。正是它造就了北京城市文化的温床。没有了胡同也就没有了北京性格。北京人有如此强烈的自我表现欲，以至于使一般上海人觉得北京人浮躁，事实上，处于萌芽状态的各种思想观念的碰撞，面红耳赤的争辩，恰恰是城市文化生命力的某种表征。有时我总在想，如果世上没有了北京人，中国的思想与精神的丰富色采无疑将会大为逊色。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