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康胡同原名巡捕厅胡同,3号原来是甲1号。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改的。大约是“巡捕厅”为旧社会的名称,于今已不宜再用;住在这条胡同的人,也不愿意说自己住在巡捕厅的缘故。总之,也算是顺应民意吧。至于是谁的提议,又是何人给起的“民康”之名,就不得而知了。民康胡同位于阜成门内路南的锦什坊街里,与路北的白塔寺遥相呼应。向东穿过羊肉胡同可直抵西四,向西即到阜成门。 我家的院子 我家是1952年搬去民康胡同3号的。我那年刚7岁。它虽不是那种官宦人家的大四合院,但很讲究。该院坐北朝南,三层高台阶。朱红漆大门两侧,各有一个石雕的狮鼓门墩。进门是一面灰砖雕框、白色粉墙的素净影壁。一进大门就使人觉得素雅、亮堂。进门左拐是前院,一溜四间南房,三明一暗是原主人的客房。东、西各一间房,东房是厨房,西房大约是原主人家的佣人住房。前院的西北角,一道小墙上开有一扇门。那个小院里有一间南房,算是私家司机的休息室。这个小院与大院即连又隔,达到了既保护主人家的私密性,又能联系使用方便的效果。北面是进内宅的二门,虽无华丽的垂花门装饰,只有两面素墙,但中间的四扇屏风门上,绿漆红底书写“中正和平”,倒很肃穆。屏风门开合自如,平时只开两扇,似乎掩映着里面生活的恬静与安详。跨进二门,迎面是一个大大的木制影壁,上书“福”字,影壁后面是个大荷花盆。里院稍大,北房五间,东、西各四间厢房。先说北房的布局,正中三间前出五尺宽的廊子,红柱绿窗棱,进正房须上三层石阶。这三间堂屋两明一暗,高约4米,算是全院的正房。这三间正房的东、西两侧各是一间耳房,各连带一个小跨院,尤显幽静。东厢房三间是一明两暗,木板隔断,靠北头一间东房是卫生间。西厢房三间是两明一暗,大间里有一张砖砌的大炕,火洞、灶眼俱全,可看上去从没有烧过。似乎表示着原主人的某种怀旧情思而特地复制的吧。西厢房靠北头的一间,也是卫生间,并且是水磨石地面,还有西式澡盆和抽水马桶,与中国农村传统的火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个四合院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屋内是传统的方砖铺地,而院内地面是上好的水泥铺就的甬路,还格画成方砖大小的模样。看上去有点亦中亦西、甚至有点不伦不类。但是这种在大布局上不失四合院风格下的种种小改动,颇有中西合璧的味道,倒的确是很实用和耐用的改良。院内有一棵沙果树、两棵海棠。春至繁花点点,夏日绿荫匝地,秋时果实累累,冬来有寒鸦停枝,给小院平添了无限的生机。院内有自备井一口,配有压水机一个。院内总电源闸刀开关是产自日本的“松下”。这个开关一直用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 随着北京城市人口的增多,北京原来的独院,大多变成了多家居住的大杂院。从而也就失去了四合院独有的那份闲适、幽雅的文化韵味。而这韵味正是咱老北京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哪!说这小院有文化韵味还有个旁证,据说当年《四世同堂》摄制组有关人员就真的来看过,想在这院里拍该剧。后因破坏的太严重,恢复又不值,才放弃了。您说这小院要是没我说的这么好,人家能相中吗?失去的固然可惜,但北京人骨子里的那份文化底蕴,并没有随之消失。多家人住在一个院子里,邻居里道的这不就又生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大杂院文化。您可别小瞧这大杂院,那邻居间的友情、温情、客气、礼节,甚至连有了矛盾的吵架拌嘴,都透着节制有度,透着那么一种善良。要是赶上有学问的人做邻居,那可是受益匪浅呢。 我的邻居 我们家是第一家搬进民康胡同3号的。紧接着就搬进了好几家。最多时曾住过11家。那时家家都很和气,邻里之间从没红过脸。主要是每家都很自律。比如,居家过日子谁家能没有点留着没用,弃之可惜的东西呢?可就这些东西,没有一家放在院里,都尽量在自家屋内收放,决不摆在院子里,哪怕是自家屋檐下,也是利利落落的那么干净,绝无谁占谁家的地方啦之类的矛盾。冬天赶上下大雪,那时时兴街道吹哨,每家出一人到大街扫雪。院里没有一家不出人的。再看整条胡同每个院子也都是男女老少的,没有不出来的,个个顶风冒雪认认真真地扫雪。为什么?邻居们说了:“我们家要是不出来人,那多对不起街坊们哪!”说这话的老人没文化、不识字,可他懂别做对不起别人的事。全是这样的邻居,谁跟谁能闹别扭呢,您说是不是?真有学问、有知识的邻居,要是和你赶上住一个院,那可真是“芳邻”! 我家搬去不久,外院南屋一拉溜四间,就搬进了一家姓陈的人家。一对老夫妇,孩子是三男二女。大女儿已结婚工作了,三个儿子全在北师大读书住校,一星期回来一次,小女儿上初中。他们是广东人,老先生瘦高身材,总是神采奕奕的。而且永远一身蓝色长袍,彬彬有礼,颇有点孔乙己的味道。就这身打扮,他老人家竟一直保持到他去世的1964年。家中摆设也是不同寻常。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他家墙上总在中堂位置挂有字画,记得有康有为落款的“寿”字和一副对联,还挂过徐悲鸿的画。长条案上有座左右转摆的钟,非常精美。还有个玻璃罩子里放着一个如意,旁边还有个破瓦片,上面有一首诗,落款也是康有为。书柜里全是线装书。老人平时少言寡语,若是狭路相逢,不论对方大小,一准儿是老先生主动让路,并且面带微笑。唯一能听到老人声音的是,他不时用广东话,高声颂诗,抑扬顿挫之声直达我住的里院东北角小跨院的屋里!大有声振寰宇的气概。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后来得知老人叫陈大章,他的兄长即是近代史上有名的陈焕章,可说是典型的书香门第。老先生中午必午睡,我儿时常不顾大人习惯,奔跑呼叫的玩耍。这自然吵得老人不得安睡。老人并不嗔怒,而是用了个办法,他午前教一首诗让我背,午后检查。背对了,糖果鼓励;背错了,要当场背会,糖果自然免了。幸喜我年幼就记忆力奇佳,加之糖果的诱惑,几乎没错过。没想到这练就了我蒙学的童子功,一生受益匪浅。自小学到大学,我的语文课和中国古典文学成绩,全是班上的佼佼者。就是我以后当记者,到出版社做编辑工作,写文章,无不受益良多。陈老先生可谓是我启蒙的恩师。又过了两年,随着我的长大,逐渐和陈家的三个儿子熟悉了。尤其是陈家的二儿子,他后来因病在家休学,接触更多了。又因为院内没有和他年龄相近的人可交往,我便成了他唯一的朋友。他是学美术的,但养病其间却喜欢摆弄无线电和收音机。他自制音箱,放的唱片音乐很好听,可我不懂是什么乐曲。一次他说:“你听!这是世界名曲,舒曼的《梦幻曲》。”我当时竟听得掉了眼泪,他说我悟性很高。以后就每每不停地介绍了很多名曲,直到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从那时我才知道了莫扎特、肖邦、柴科夫斯基、海顿、勃拉姆斯……知道了卡拉扬、伯恩斯坦……又通过一幅画知道了列宾、雷诺阿、高更、梵高……知道了印象派、抽象派……知道了外面还有一个世界,很美、很大的世界!这时我已经是10岁左右,在那文化相对闭塞的年代,使我偶然间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受到了西方人文艺术的关照,可说是有点“学贯中西”的味道了。这真是我的幸运!当我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的过程中,在我一生的学识与追求上,奠定了较好的基础。虽然以后上学也学到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但似乎都没有儿时那么兴味盎然。时至今日,陈老先生、包括陈家二儿子,都已作古。但我儿时那背会古诗时的快乐、聆听世界名曲时的兴奋之情,还历历在目,恍如昨日。我忽然记起和更加明白了,“孟母择邻”的良苦用心。 我上高中时,院里又搬来一家新的邻居,中年夫妇带三个孩子。男主人是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毕业于辅仁大学。住的熟悉了,我常去串门。因为他有学问,还因为他是教师,有“好为人师”的习惯;我是学生,喜欢就文化的话题提问和请教,遂成一对“半师半友”的邻居。他的博学,他的旷达,开阔了我的眼界。他言辞犀利,思维敏捷;他爱好广泛,情趣高雅,对传统文化有独到的见解。他的言谈和思想,像催化剂般使我对文化的渴求与探索热情,急剧地升温。在他的指导下,我系统地读了许许多多的名著,更加坚实的为我打下了文化的基础。在我走上文化工作岗位上的一生中,那时得到的知识和教诲,受益终生。 还有院里其他的邻居,虽不能在学识上给我以滋养,但生活上潜移默化的道德培育,宽人克己,礼貌周全和乐于助人等等,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旗人的老理儿,实际上那是沁满了和善、谦恭与自尊精神的人品和修养。这些是我一生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并且构成了我为人处世的基本素质。 我的怀念 人们在怀旧时常说:“物是人非”,此话几近凄凉。而如今旧人已作古,连四合院也被拆除,不仅“人非”,连“物”也“非”了,这就更令人惆怅。幸好,民康胡同只拆了一半,民康胡同3号还在。我现在虽远居昌平,在一片“水泥森林”里与家人独处,舒适而寂寞的楼房啊……为此我年年还是要回去看看,看看那虽已破旧不堪,但又熟悉、又亲近的四合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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