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院子的故事

    也许这个院落已经颓废，也许这个院落已经风华不再，也许这个院落曾经的光彩掩蔽在由不同的年份、四下搭盖了的小房、厨房、接出的廊子后面……就像每个人都曾年轻，有的人也曾有过绝代风华。岁月不再，感情却怎能轻易流走，更何况，它承载了太多的记忆、太久的岁月、太多割舍不下的情感。我们即将开设“日子·院子（宅·院·生·活）”这个栏目，希冀将您曾经生活过的院落的历史、人文、花草、树木、邻里、生活记录下来，留给我们不曾有过四合院生活和记忆的后人……

　　听父亲说，他在1950年秋天买下了位于文昌胡同的这个院子，那时我刚刚半岁。

　　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父母早已作古，院子也显得冷清且破旧，但无论我走到哪里，住在何方，对这所院子的美好回忆却永远难忘。

　　这是一所像北京无数四合院一样的普通四合院，但不同的是，由于院子大门坐南朝北，所以院内南房为上房。院子的大门中等大小，门口两旁各有一头石狮子，像两个看家护院的使者。进得大门，门道右手有一间小房，像门房。对着大门没有影壁，正好是西房的房山。走过门道往左走便是两扇平门，记得平门是绿色的，外边一圈紫色的框，平门平时不关，但它起的作用不小，有了它，使进院的人不会一下子把院子看得一目了然，起着二道门的作用。“文革”后，平门被拆走了。穿过平门，下两层台阶就进入院内了。这是一所标准的四合院，北房四间（如加上门道的一间则为五间），东、西房各三间，南房五间，因为是上房，屋前有廊子，屋后墙有后窗户，这样有了向南开的窗户，实际上就是北房了。南房五间三间正房，两间耳房。在南房后面，是我家的后院，五间房长，四五米宽。在西房的后边，还有一个小跨院，院内有两间小南房，当时作为厨房和餐厅用。

　　北京的四合院大都种有植物，我家院内有四个大花池，分别种了4棵树，东南花池的树叫卫茅（也叫明开夜合），这种树在北京不多，每年春天开小白花，然后结一种四角小荚，每个角内有一粒小红豆，这个荚白天打开，露出红豆，夜里合上。据说这棵树比我年龄大，现在已长成一棵茂盛的大树了。西南花池内是一棵丁香，每到开花季节，满院清香，父亲还特意记录丁香每年何时开花，以查看天气的冷暖变化。东北花池里是母亲亲手种的香椿，每到春天，我们都会吃到新鲜的香椿芽，摘得多了，还要送给左邻右舍。西北花池中则是一棵黑枣树，那年院里搬来了一个懂得园艺的王大爷，把这棵树给嫁接了柿子，但没有成功，所以直到今天，结出来的果实比黑枣大，比柿子小。除了四棵树以外，还种了许多花，像美人蕉、西粉莲、串红、指甲草、狗尾巴花、茉莉花等，后院还有一个大大的葡萄架，每年也能结一些又酸又甜的葡萄。

　　我从小在这个院子里长大，在1958年之前，这里只有我家和姑姑两家居住。那时的院子很清静，只有到下午我们几个孩子放学后，院里才热闹起来。我们会招来同学一起在院中玩各种游戏，跳皮筋、拽包、跳房子、捉迷藏，甚至爬树。小时候最盼望的事是过年，因为到那时，不仅可以穿新衣服，新鞋，吃好东西，还可以放花放炮。除夕之夜，全院聚在一起，在院中间架起高高的凳子，上面放上老头花，一点火，焰火会蹿起好高好高，照得全院通明。那时的春节没有晚会，我们会坐在屋里听收音机播送的相声、京剧，会在一起猜谜语，虽然不像现在这么丰富，但却有另外一种亲情与温馨相伴。

　　院内最早住进街坊是1958年，因为天安门广场扩建，政府要安置一些拆迁户，父亲响应政府号召，腾出了东房和门道的北房，接纳了两家街坊。

　　搬来的第一家街坊是京剧名家马连良先生的司鼓，姓王，我们叫他王大叔。他是一个很热情、健谈的人。尤其爱和酷爱京剧的父亲一起谈论京剧的各种流派，边谈还要边唱上几句，我那时不懂京剧，但很爱在旁边听。一到过年，他家会来很多徒弟，总是边聊边唱，热闹非凡。

　　另一家街坊也姓王，我们叫他王大爷，曾经在园林部门工作过，来我们院时没有正式工作，每天到西山砍荆条，回来后坐在院中编筐，砍回的荆条要用水泡，这样编起来才不会断。他编的筐有各式各样，大的小的，圆的扁的，有时能摆满半个院子，然后拿到外面去卖。因为那时没有公开的市场买卖，他要偷偷的找人，偷偷的卖，所以生活经常十分拮据。

　　“文革”后，院子归公了，我家也开始向房管所交房租，还被迫腾出了许多房子让别人住，院内最多时住了九户，人口也有四五十人了。从此，这个院子就成了一个大杂院。院子里人多了，但邻里关系却很好，而且院子原有的文化氛围始终不减当年。胡同里的人都说这个院子住的都是文化人，其实不然。“文革”后，院内的街坊换了一茬又一茬，从事的职业各有不同，有公共汽车司机，有工厂工人，有中学教师，有医院护士……但可能是一种熏陶的缘故，无论什么背景的人住进来，都不再大呼小叫地说话或带脏字骂人，大人孩子都能互相尊重，彬彬有礼。院内的几家双职工上班了，他们会把家门钥匙交给母亲或姑姑，夏天下雨时帮他们关上窗户，冬天快到他们下班时，帮他们打开炉子，下午放学回家的孩子也总是从母亲和姑姑那里取钥匙，他们不会成为脖子上挂钥匙的孩子，也不会因为家长没下班而感到孤独。由于院子大，整齐，干净，街道经常在我们院开群众会；每到发粮票的日子，粮店的同志会带着一个小木箱到我们院，然后周围的邻居会到院里来领粮票。可以说，这是一个充满关爱与和谐的院落。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文革”前还是“文革”后，从这个院子走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学生，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兄妹五人。父亲在世时常说，我当年选中“文昌胡同”，就是看中了它的文化昌盛之意，也可以说看中了这里的风水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院子颇具“影视缘”。

　　记得第一次登上银幕是1958年初冬，当时北京各街道正在成立城市人民公社，那天是一个晴朗的日子，街道干部带来一队人马，说要在我们院拍几个镜头，是一个纪录片，名字叫《城市人民公社好》。那时家中没有电视，电影都很少看，更不要说看拍电影了，所以大家都很兴奋，积极配合导演作各种准备。纪录片的内容我已不记得，只记得在我家拍的镜头。其中一个是，让我站在椅子上去撕下一张日历，日历上显示出1958年某月某日。接着，是让新过门的大嫂给我母亲梳头，对着大衣柜的镜子，一边梳头，一边往头上插了一支红色的绒花，当时的镜头从衣柜镜子里看到的是母亲和大嫂满面春风的笑脸，背影是大嫂的花棉袄和母亲头上的红花。再后来，就是让我和几个同学一起背着书包从胡同的西口往东口走，表现我们高高兴兴去上学的情景。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电影是这样拍的。但遗憾的是这部纪录片我始终没有看到过。

　　第二次进入影视已是二十多年后的事了。可能因为我们院尽管在“文革”中住进了许多人，但没有像其他四合院那样私搭乱建，保护较好，走进院子仍然显得很宽绰，而且比较典型，所以被一些导演相中。1987年前后，电视剧《夜深沉》剧组来到我们院，要借用东屋拍几个镜头，那是一个晚上，院里来了许多人，演员中也有熟悉的，他们在东屋内演唱戏学戏的一场，从屋外透过木格窗户拍摄人影，一人在拉二胡，一个姑娘拿着身段唱戏，看上去有点像皮影戏。因为是拍电视剧，所以我们可以在监视器上清楚地看到拍摄的情景。从此，这个院子便踏上了影视之路。在随后的几年内，相继拍摄了电视剧《片儿警》、《永远的门》、《唢呐声声》、《奥运广告片》等。无形中，这些影视片为我们保留了这个院落的资料，每当我们看到院子上镜头时，都会有一种异常的兴奋。无论片子内容如何，我们都会专心收看，并且通知在外地工作的兄弟姐妹也看，从电视中看到自己的家时往往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

　　这就是我生活过的四合院，从这里可以看到北京人生活的缩影，折射出北京人生活的变迁。如今，院子虽然还存在，但与院门仅几米之隔便是新建的凯晨广场，院子已不见当年的风光。每当想到这里可能会拆迁时，总有一种十分矛盾的心理，谁能说与居住五十年的地方没有感情？谁又能说这院中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不通人性？记得女儿上初中时，老师让改写一首古诗，她以我家的院子为题写了如下的诗句：常忆独门古宅，庭院花草楼台，冬日观雪景，夏日蝉鸣蟋蟀。自在自在，伴我童年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