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煤球炉子

    甭往远了说，只五十年前北京城的早晨，就是“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直到太阳老高了，笼罩在胡同里的烟儿还没散去。那会儿，不管是深宅大院，还是小门小户取暖、做饭都离不开煤。那时蜂窝煤还没普及，煤铺的伙计蹬三轮串胡同往各家送的，不是煤球，就是砟子。三轮车上码的是竹编筐，长方形的那种，一筐50斤。砟子因为是原煤，好烧又有劲儿，所以价儿比煤球要贵。“小伙子，给西屋卸100斤，快夏景天儿了，少卸点吧，买多了回头让雨水冲喽！”西屋马老太太隔着窗户冲外喊。煤铺小伙子一气儿端着两筐进了院，把煤倒在马老太太屋檐下的煤池子里。

　　不管烧煤球，还是烧砟子，都免不了攒下一堆煤末子，四合院的小户人家就自己动手和煤末攥煤球。中小学校利用劳动课发动学生攥煤球，叫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机关单位和大宅门请人来处理成堆的煤末子。上世纪60年代以前，北京还有两个行业，一是“摇煤球的”；另一个是“卖黄土的”。每到秋凉，“摇煤球的”就从农村来了。他们的打扮让人一眼就能认出来：腰里系根带子，甭管大褂还是棉袍的下摆就掖在带子里。肩上扛的是大板儿锹和剁铲，身后扣个直径一米，深有三四十厘米的摇筐和一个大号花盆。这些人每年来，知道哪儿用他们干活，所以与胡同里的人家也熟悉。东屋傅二爷就爱和他们“逗闷子”。见他们扛着家伙来了，他就学着唐山口音：“远看像林教头，近看粪叉子手。仔细一打听，嗨，敢情就会摇煤球儿！”“摇煤球的”征得主人或老街坊同意，先打扫出一片空地，然后和煤、摊晒、剁块儿、摇滚，最后晾干、苫好。这是卖力气挣饭吃的苦活儿，干一天也就挣五毛六毛的，刚够嚼裹儿。这活儿也讲究点手艺，比如把摊在地上的煤剁成大小一样的块儿，就需要点眼力和手劲儿；再比如，掺不掺黄土，掺多少好烧，也需要点经验。好把势摇出来的煤球就是好烧。

　　那会儿北京好多人家，用一种简易炉子。它用铁板铆接而成，制作非常简单。先用2毫米厚的铁板，四边加头号豆条（铅丝）　成炉盘；用铁板卷成直径30厘米、高50厘米的炉体。然后将炉体与炉盘铆接，四角用铁板条连接，既用以加固，又成为炉腿。炉底固定四五根铁条用以漏灰，上有一个鸡蛋大的圆孔，可以用火筷子擞灰。因为工料都少，所以这种炉子很便宜，一般人家都买得起：花个块儿八毛的，再弄点搪炉料回家一抹，吃饭、取暖等用火的大事就解决了。这种炉子的优点是轻巧、上火快。早晨起来，点上火，添上劈柴，先压上“水汆儿”（带把儿的长圆铁桶），水开了先沏壶茶（老北京人有喝早起茶的习惯），然后趁火旺加煤，再套上“拔火筒”，等浓烟冒尽，火苗上来了就可以做饭了。

　　煤球要是不好烧，那才叫“嘬瘪子”。因为这种炉子有一个致命的毛病：“能吃不能拉”。如果煤球里掺进的黄土或者煤矸石太多，不上火苗不说，还堵在炉底，用火筷子也擞不开。眼看到做饭的时候了，急得没办法，只好手提炉腿，把这些伪劣煤球倒出来重笼一炉，费时费力，还得再冒一次烟儿。所以，不管是煤铺，还是“摇煤球的”、“卖黄土的”，都讲究诚信二字，绝不干招老街坊们骂的事。

　　老北京人见面常说：“吃了吗？”其实也与用火有关。“没吃”有多种原因：可能没粮食了；也可能没煤了。自古以来吃饭、取暖就是人的大事，四合院人家用火都有个互相照应，千方百计把那点劈柴和煤用到极致。“二婶儿，把暖壶递我，给您串壶开水！”街坊们互相送开水是常事，送的虽是一壶水，接过的却是一片人情和关爱。要是谁家今儿没笼火，或者火炉不给劲儿，又急着吃完饭上班，准有人张罗：“我那火闲着呢，端过来用呀！”夏天，有的人家上午笼一炉，到晚上犯懒：“二婶儿，回头我跟您火上煮碗面条，行吗？”赶上谁家遇着事儿了，没时间或没心思笼火，就有人家赶紧端过火炉帮着做开水，刷杯子沏茶待客。

　　四合院也有富裕人家用安烟筒的“洋炉子”，傅二爷家就用一种“花盆炉子”。这种炉子是铸铁的，炉肚是鼓形，炉盘厚实还有雕花，三条炉腿像龙爪。它最讲究之处是添煤和出灰可以密封，室内不见烟尘。傅二奶奶是个勤快人，把这炉子擦得油亮。她家这炉子的炉腰上还有两圈炉盘，是专门用来烤东西的。院里的小孩子常把馒头、窝头片放到这个炉子上烤。傅二奶奶从不嫌烦，有时还主动招呼：“把东西拿来，我给你们烤上，明儿清早儿上学时吃。”第二天一早，手捧着香喷喷、嘎嘣脆的烤窝头片上学，是孩子们的一大美事儿。

　　上世纪50年代末，在新街口外索家坟建了机制煤球厂，后来又在四九城建了蜂窝煤厂。上世纪60年代初，居民用上了两用炉（烧煤球、蜂窝煤都行）。再后来，四合院用上了“土暖气”。再后来，人们住上了楼房，用上了天然气和集中供暖的暖气。再后来，兴许傅二爷家的那个“花盆炉子”就成了古董，上了拍卖行的拍品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