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曾经的日子

    一位澳洲朋友对我说，你们的四合院把人关起来，很难与外界沟通；再加上还有灰色高大的城墙，都使人感到一种束缚。怪不得中国的“囚”字，是人在方框里——我惊佩她对单音节、象形文字有如此的理解。

　　我不奇怪她对北京四合院及城墙有这般见解，毕竟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过，她的一番谈论，倒引起我的反思：四合院圈住我了吗？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对我意味着什么？

　　从我生下来到18岁离家参加工作，我都是住在四合院里。我奇怪，对过去半个世纪的生活，我怎么会记得如此深刻，甚至如昨日发生的事情。

冬至消寒

　　每年十二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是“冬至”。“冬至”这天，是季节的转折点。冰冻的土地，一个■头下去，地只被刨出个白印儿。父亲把写好的三份“九九消寒图”分给我们三姊妹，每人一份，贴在各自的房间。

　　“九九消寒图”是用正楷双勾写成：“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按繁体字笔画算，每个字都是九笔，正和“数九”的日期。每个字，一个“九”，九个字都填满，便“出九”了，天开始暖和。选这几个字是因为在北京，当年柳树多，春天发芽最早的树木也是柳树。树木返青，也必得春风吹绿。涂写“九九消寒图”在北京也是比较普遍的习俗。

　　涂“九九消寒图”基本上有两种。比较普遍的是只用毛笔一天涂写一笔。涂完后，一色黑。讲究的是用不同颜色涂双勾，如晴天涂红色、阴天涂蓝色、雨天涂绿色、风天涂黄色、雪天不涂或用白粉笔涂。这样九个字涂完后，不仅“消”了寒，还可以知道在这九九八十一天中气象变化，也有人家是用填梅花形式，即在白纸上画出枝干，一天画一朵梅花，或红或黑，八十一天过后，就成一幅墨梅图或红梅图。

　　每年开始头几天，我们姊妹仨都觉着好玩儿，有意思，各人在自己屋里兴许把“庭”字都用毛笔涂满，或涂“一点一横长，一撇到南洋”，就是“广”字头。汉字是象形字演化过来的，每个字或偏旁部首都有“说道”，记起来既容易，也有趣，也能多识字。

　　父亲第二天到我们仨人房间检查的时候，发现涂得都不规范，他会说：“这还叫什么‘消寒图’呀，‘消寒’、‘消寒’是一天一天的‘消’，因此，要一天涂一笔。”

　　父亲每年这样说，我们每年都没按他说的涂。

　　使用毛笔可跟使用圆珠笔不同。毛笔最普通的分大、小楷，还有羊毫与狼毫之分。父亲给我们的“消寒图”每个字约5cm×5cm，必须用大楷毛笔涂。尽管当时从小学到初中，都有书法课，但每周只一节课。这毛笔使用后，必须立即用清水把笔头洗净，再戴上铜笔帽，方可延长使用寿命。每天为涂这一笔，要花那么多时间，特别是清洗笔头，不是涮涮即可的事。三姊妹谁也不愿意费这个劲。开始时，仨人互相商量使谁的笔，三人写，一个人收拾。我当时年龄最小，刚上小学，学描红模字。她俩便都过来用我的笔。渐渐地，我也不干了。于是，我们便向父亲借笔。他有笔筒、笔架，放置各式毛笔。开始，他也借我们使用，还笑眯眯地问：“是涂‘消寒图’吧？”

　　“冬至”这天最愿意接受母亲的安排。中午一定是吃饺子，这叫“捏耳朵边”。她说，“冬至”是数九开始，吃了饺子，一个冬天儿都不冻耳朵。多好玩儿呀。吃过午饭，母亲又发布“通知”：“从今天开始，你们可以到北海滑冰了。”按她的说法，“冬至”以后，自然水域的冰冻得结实，冰碴儿“横”了，不容易掉冰窟窿里。

　　我们不仅可以到自然水域滑冰，母亲在我家的西墙根儿，还为我们泼一个一米宽、三米长的小冰场，只供我们打滑出溜儿玩，每晚，吃过晚饭，我们便在这块小“冰场”玩，直到晚上九时，母亲把我们轰走，各自准备睡觉。她打扫“冰场”，泼水。一夜后，便是非常光滑的冰面。

Bye—bye 灶王爷

　　农历十二月廿三日，是各家各户供奉的灶王爷启程上天，向玉皇大帝报告本宅情况的日子。这天，各家各户不敢怠慢灶王爷，晚饭给灶王爷饯行，必得有鱼、肉，有酒，还要燃香、点蜡。全家人自然也是大吃大喝一顿。因此，老百姓把这天叫过“小年”，隆重程度，仅次于除夕。

　　灶王爷是套色木刻、手工印制，质地粗糙的画像。每年农历除夕“请”进家，实则是买来的。为了对灶王爷尊敬，必须用“请”字。灶王爷被“请”进家后，先随便在屋子里呆几天，除夕夜，随着举家欢庆的爆竹声中，被贴在厨房的墙壁上。然后焚香礼拜，才算神归旧位。灶王爷画像两边贴上对联，一般上联都是“上天言好事”，下联是“下界保平安”或“回宫降吉祥”，横批也都一样：“一家之主”，灶王爷画像下面钉个小三角木架，架上放一条小木板，小木板上放小巧的香炉、蜡烛台和小供品。

　　灶王爷是玉皇大帝派驻各家的“检察官”，从落座神位那一刻开始，便监视这家每个人的行踪品德，待到十一个月零二十三那天，启程上天奏本。万一说上几句不着听的话，本宅吃不了兜着走。自然，启程那天，各家各户好吃好待的了。

　　吃过晚饭，不必招呼，几个孩子齐集厨房，听从母亲的支配，一齐参加祭礼。过去看书，都说祭祀等事把女性排斥在外，算是封建社会轻视女性的一条“罪状”。我家相反，所有祭礼全由我妈主持。她算得上是我家的女祭司。

　　吃晚饭的时候，母亲已在灶王爷像前摆个小方桌，显然，墙壁上的小木架已不够气派了。方桌上的香炉里，已经燃起三炷香，香烟缭绕。两个蜡烛台上点燃的两支红蜡烛，似有意与香炉的香挑战，蜡烛火光摇曳与烛烟青灰，整个厨房气氛就是与往常不同。我家晚饭吃的饭菜，母亲挑选精致的几样，分放几个小碟里，供在灶王爷像前。两大盆的关东糖和糖瓜在供桌上特别显眼。

　　除此，小方桌上还摆放着用高粱秸外皮编结的马、狗和鸡；一小盘黄豆、一小盘小米、一小盘高粱米和一小碗清水，白菜自然是给灶王爷吃的。马是为灶王爷上天骑的；狗是灶王爷的护卫；鸡是为了每天打鸣儿叫起儿，使灶王爷不至睡过点。黄豆、高粱米是马饲料，鸡吃小米。清水是它们一行共饮。

　　“狗吃什么？”我们问。

　　“吃灶王爷剩的！”母亲认真回答。孩子们点头称是。

　　晚饭过后，母亲收拾停当，“祭灶”典礼开始——

　　母亲令我二姐站在板凳上，把灶王爷画像揭下来，放在桌前的一个废旧搪瓷盆里，然后把马、狗、鸡和各种饲料，依次放在盆里。孩子们的眼睛盯着母亲的双手，最关心的是供桌上的那两盘关东糖。关东糖短粗，有的地方叫麦芽糖；糖瓜是用麦芽糖做的结南瓜造型，大小如小胶水瓶。这才是当晚点睛之物。

　　母亲把零碎事儿干完，返身回厨房。只见她点燃灶王爷画像及随从，口中念念有词：“灶王爷，本姓张。骑着马，上上方，见玉皇。好话多说，孬话瞒着。”说毕，她从桌上拿一块关东糖在大铁炉子的灶口处，使劲地涂，然后说：

　　“什么都别说了，用糖把嘴堵上吧。”母亲笑眯眯地伸直了腰。

　　厨房里，伴和着燃香味儿、蜡烛油味儿，这阵又掺和进烧焦的关东糖味儿。

　　祭礼结束，每个孩子分到数量、品种相同的关东糖及糖瓜。这是我家的传统，任何糖果、花生、瓜子，都是按人头均分，不分大小。

　　每年一次的“祭灶”，每年都有新鲜感。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

　　解放前的冬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早已把北平团团围住。二姐当时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活动，她从学校带来解放军的信息和解放区的流行歌曲，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你是灯塔》等。母亲从街面上也听到许多传闻。可街筒子的老百姓，只待解放军进城。

　　农历腊月廿三，我家照旧“祭灶”。在点燃灶王爷画像时，母亲说完了往年的那套话后，又找补了一句：“北平解放了，您就别再回来了。”

　　从此，我家再也没有“祭灶”的活动。

除夕夜惊魂

　　进了腊月门，从初八开始，我家便进入节日状态。姐弟六个人，掐着指头算日子。墙壁上的“九九消寒图”，参差不齐地被填写着。父亲也不再挨着房间检查了。母亲张罗着埋她的“冰柜”。说是“冰柜”，实是一个一米高、口径约三十厘米的水缸。母亲在花池里挖一个大坑，把这缸放进一半，露出地面部分用积雪紧紧围住。缸口用一个高粱秸做的盖帘扣上，然后再用一口大铁锅倒扣住。“冰柜”里陆续放进鱼、肉以及为正月初一到初六吃的馒头、饺子。

　　廿三，送走灶王爷，没人“监视”了，全家气氛更活跃。

　　傍年根儿下，“送灶王爷的！”“送财神爷的！”叫声络绎不绝。除灶王爷只能买一张，至于财神爷，凡“送”必请（买）。谁敢把财神爷拒之门外？

　　1942年农历除夕，在日本人统治下，家家都被笼罩着阴云，人人心头压着石头。可年也得过呀！照惯例，我家各屋门框上都已贴上对联；天井贴着春联。这些对联和春联，早先都由父亲写，日本侵略后，父亲也没心思写对联，改由我二姐写。二姐当年也才小学六年级，却写得一手好字。父亲看着女儿写对联，心头才有点点快意。

　　南屋堂屋里，摆上了祭祖的供桌。供桌上摆放着香炉、烛台、干鲜水果、鱼肉糕点。供品中的鱼肉、馒头等，都出自母亲之手。孩子们最看中的，是那四方形、如宝塔般的“蜜供”。这是从糕点铺买来的。每年只是除夕才能买到。初六过后，大家分而食之。过了除夕，甭想再吃，那才是“过了这村儿，没这店儿”。

　　已是除夕夜。院子里铺满了松树枝的芝麻秸。只待把祖先“接”回来，孩子们便可把这些芝麻秸、松树枝踩碎，以取其谐音——踩岁（碎），然后是燃放鞭炮，全家人穿新衣，依次向祖先拜年，向父母拜年，向姐姐、哥哥拜年。孩子们等待着这一兴奋而喜悦时刻的到来。

　　除夕夜要的是喜兴。母亲从早到晚，挨个儿孩子嘱咐：“吃饭小心，别砸碗盘；走路小心，别摔跟头；说话小声，别乱喊乱叫……”母亲以“家礼”规诫她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她会说：“女孩子家家的，站没站样儿，坐没坐样儿，长大叫人笑话。”

　　大约晚上十一点左右，母亲提个红纸灯笼，把我叫上，出了家门，到家门对过儿的南墙根儿下，烧一堆用金银纸箔折的元宝造型，算是把祖宗“接”回来。

　　按传统规矩，家祭活动的主持应是男性户主，或成年的长子。我家却始终都由我妈主持。父亲只在他的书房看书、写诗，等待妻子的召唤。

　　那是一个冬雪的除夕。胡同里早已没了行人。平日冬夜叫卖：“冰糖葫芦！”“落花生—脆瓤儿多给！”“萝卜—赛了梨！”也都销声匿迹。间或有零星爆竹声。积雪在昏暗的路灯照烁下，闪闪烁烁。

　　我们家在东四三条胡同。当年叫东四牌楼三条胡同。从东四牌楼由南朝北，一共有平行十二条胡同，都是东西向，是典型元朝时的胡同，胡同宽约九尺，元时为六步。满清入关，汉旗和其他民族被赶出城，内城全部住着满族八旗子弟。东四三条这一带属正白旗。我家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搬进来的。

　　从我家大门到南墙根儿也才不足十步远。等我把家门虚掩好，走到南墙根儿的时候，母亲已经点燃了金银箔，站立起来，算是把祖先“接”回来了。

　　母女俩一前一后地朝家门走着。我觉得身背后好像有人跟着，这时我俩已走到家门前，两个陌生男人直挺挺地站在我们背后，不像是来偷东西的。

　　母亲拉我出来陪她“接”祖先，为的就是替她照看四周。六个孩子中，大姐、二姐正值少女，属大姑娘了，黑更半夜不能叫这么大的女儿出来，太不安全。我弟弟小我两岁，刚七岁，还不懂干什么事，再说，他是我家惟一的血脉。在母亲眼中其地位同她的丈夫一样重要。我便是最佳人选。虽是女孩，年龄尚小，刚九岁；论年龄小吧，多少又懂点事。我又具有本应是男孩会的本事，如上房、登梯子、爬墙头、一手持“二踢脚”、一手点火放爆竹等。这次我可真被派上了用场。

　　母亲见身背后两个陌生人已经无法摆脱脱口问道：“你们干什么？”

　　两个男人中有一个说了几句话，我们没听懂，但知道是日本话。这是因为我已经学了一年日文，妈天天上街买东西，也听熟了日本话。

　　我们已无法阻止他俩进我家了。妈妈与这两位日本人周旋，他们看供桌上我祖父的照片及供品。我到大姐窗前低声说：“别出来！”也不知她听见没听见。又跑到北屋，喘着粗气对父亲说：“日本人进家了！你跟钟麟快到里屋，关上灯，别出声！”然后通过小过道，出后门，找到邻居祖家。祖先生是日文翻译。平日，我们邻里关系不错。我家的孩子却尊称他为祖大叔。经过翻译，我们知道这两位日本人是从二条横胡同拐过来的。他俩看见我们母女的全部活动，估计是跟祭祀有关，于是进来看看。这两个日本人也没看出我家有什么不轨行为，便走了。

　　“哐！”母亲把大门紧紧关上，又用横杠把大门再加关一道。任谁也推不开。她脱口说了句：“没接来祖宗倒接来了鬼！”后来，爸爸弟弟姐姐们陆续过来了。妈妈这才说：“把芝麻秸、松树枝归拢起来，踩什么碎（岁）！也别放鞭炮了，别再招来鬼！”

　　全家悄悄地把原本准备得热热闹闹的“除夕夜”草草收场又吹熄在院子里点燃的灯笼；把院子打扫利落；除夕夜的团圆饺子也不吃了。自然也没必要守岁。各人回各人的房间，熄灯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