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四方奔走为古都

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外滨河公园里的北京建都纪念阙（摄于2005年）

卢沟桥桥面被车轮碾压变形的条石（摄于2005年）

卢沟桥(摄于2005年)

万宁桥西侧的金锭桥。“金锭桥”三个字并非侯仁之专门书写，而是从他的信中拓下字迹拼接而成的。（摄于2005年）

修复后的莲花池（摄于2005年）

《侯仁之》一书今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算出北京生日　拯救卢沟桥　保护莲花池　命名“金锭桥”———

　　侯仁之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开创人之一。他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研究、城市及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等方面均有丰硕成果。

　　受身体和年龄的限制，如今侯先生已经难以再漂洋过海出国交流讲学，也不能去考察，甚至就连骑着自行车出去转转也已经成为奢望。不过，他还可以写文章、提建议、收“徒弟”，11月中旬，侯先生因身体不适而住院，所幸这次时间不太长。11月30日，他终于出院回到燕南园的家中，又可以继续工作，继续怀着满腔热忱关注自己居住的北京……

　　今天是侯仁之先生的“九五寿辰”，在这里，讲述一些侯先生与北京城的故事，北京人的确应该记住他。

　　出国听消息，回国写草案　成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1984年侯仁之去美国考察时，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一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国历史悠久，有无数极其珍贵的文化遗址和著名的风景胜地，为什么不加入这个公约？

　　侯仁之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回国后，他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一份提案，具体介绍了有关“世界遗产公约”的情况，明确提出：“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

　　提案写好后，侯仁之征得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三位政协委员的同意且联合签名，在1985年4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并获通过。

　　当年12月12日，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并自1987年开始进行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1987年12月，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第十一届全体会议上，中国的故宫博物院等6处文化与自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99年10月29日，中国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

　　到2005年7月，中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数量已经居世界第三位，有22处世界文化遗产、4处世界自然遗产、1处文化景观和4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此外，还有2项“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在这些世界遗产当中，与北京有关的便有6处。即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颐和园、天坛以及明清皇家陵寝。

　　奋笔疾书，6天以后　卢沟桥禁止机动车与兽力车通行

　　有近800年历史的卢沟桥，不仅作为全民族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纪念地而天下闻名，它本身还是一处历史和艺术价值极高的古迹。

　　但是，这样一座珍贵的古桥，却长期保护不善。尤其是“文革”后期，由于承载了一辆载有超大型部件、重达429吨的车辆通过，以致造成“内伤”。后来又常年频繁使用，桥体破损严重。1985年，北京市政协与全国政协组成文物保护联合调查组前往卢沟桥实地考察，发现北京城郊开往西南方向的车辆都要经过这座桥，日平均流量竟达一万五千辆，卢沟桥的桥身已经遭到严重毁坏；石狮、栏板、望柱一半以上已被震裂；桥下河道中淤满工厂排放出的酸性粉尘，桥墩条石有的已被腐蚀为蜂窝状……

　　侯仁之对卢沟桥面临的危机感到心急如焚，当即写出了《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侯仁之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卢沟桥所面临的问题，虽然发生在首都，影响却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

　　侯仁之的文章发表在1985年8月15日的报纸上,这一天正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日。6天以后，媒体公布了北京市政府的决定：自8月24日开始，卢沟桥禁止机动车与兽力车通行。这座古桥从此正式“退役”。此后，卢沟桥不仅多次整修，还在2002年9月公布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与宛平城同时被列为旧城外的1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2005年，北京市文物局确定了7个项目作为申报世界遗产的后备名单，卢沟桥及宛平城也名列其中。 
　　北京到底有多大年龄，建都多久？

　　北京最早建城的具体年代，是长期未曾定论的一个大问题。侯仁之认为有必要尽早解决这一悬而未决的历史之谜。经过仔细而慎重的研究，他在1990年发表了“迎接北京建城3035周年”一文，正式提出自己的看法：“……根据研究成果表明，北京建城的时间可以上溯到30个世纪以前，故1990年则是北京建城3035周年。”

　　侯仁之通过详尽考证大量历史资料，合理推断：“武王伐纣后正式建立诸侯国的时候，北京附近的‘蓟’、‘燕’，已经初步具备了城市功能，即为北京建城之始。大约在东周初年，日益强盛的燕国已经征服了蓟国，并且迁都到蓟城，遂有燕都蓟城之称。日后北京又称燕京，来源于此。……按西周纪年，惟《史记·鲁世家》所记较详，因此武王伐纣在十一年，当无问题。”

　　根据专家推算，“周武王十一年”折算为公历纪元应为公元前1045年。侯仁之据此得出初步的结论：北京最早建城时的名字为“蓟”，时间是公元前1045年。

　　他的这一推断，得到学界认可。1995年，为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北京市在宣武区广安门外的滨河公园建起一座“蓟城纪念柱”，并特请侯仁之撰写《北京建城记》。

　　滨河公园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因紧靠原北京旧城的西护城河而得名。侯仁之说：“这一带地方是自古以来北京城早期城址上最重要的一条中心地带。”有人认为，周初燕国迁都至蓟城以后，建筑的宫殿遗址就应当在公园北端附近；金中都的宫殿废墟则基本位于公园中南部。但是，由于前些年在进行城市建设的时候缺乏远见，这些珍贵的历史遗迹完全消失在新建的小区下面了。因此，侯仁之曾数次撰文，再三强调“在邻近公园的地方，还有古代的遗址遗物，大可值得珍视”。后来，在建设施工当中，果然发现了金中都大安殿与大安门的故址；同时，鉴于鱼藻池遗址与研究金中都宫苑位置方位有极为重要的关系，有关方面将其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金中都在北京城的变迁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公元1153年，金中都建城，这被确认为北京建都之始。2003年，为纪念北京建都850周年，北京市又在“蓟城纪念柱”南面、滨河公园内的金中都大安殿遗址上筑起一座造型独特的“北京建都纪念阙”。

　　“阙”是古代皇宫或神庙、陵墓前的专用建筑物，具有装饰和象征的作用。纪念阙建成后，仍由侯仁之撰写了《北京建都记》，刻于基座东侧。

　　东移西客站保下莲花池

　　1993年1月19日，国家“八五”重点建设项目──北京西铁路客运站破土动工。北京西站站舍建筑面积达27.6万平方米，比1959年建成的北京站大出8倍还多。这样一座超大型建筑物的建设，必然会使其周边的地理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侯仁之最为关注的，是与西站相邻的莲花池。

　　1994年12月，侯仁之写出《莲花池畔再造京门》提出：“这北京西客站选址在莲花池畔，只要进一步开发水源，莲花池上平展如画的水面，必将为这号称‘京门’的交通枢纽带来无限风光，同时也将会产生良好的小气候效应。……然而更有意义的是还应当看到这莲花池在北京城的早期发展过程中所产生过的重要影响。”

　　光写文章是不够的，侯仁之和夫人张玮瑛还专门去了一趟工地。当时，西站的主体建筑已经基本建成，但内部施工还在进行，里面连电梯都没有，这两位年逾八旬的老人相互搀扶着，小心翼翼地顺着楼梯一直攀到顶层。他们不无担忧地看到，著名的莲花池已经干涸，成了堆放建筑材料的大仓库，看上去没有丝毫将要被整修改造的迹象。 　　当初在为北京西站选址的时候，曾经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人建议直接将车站建在莲花池上，这样既不存在居民搬迁问题，还可以利用下凹的地势修建车站的地下部分，如此将会大大缩短工期、缩减经费。但侯仁之的意见还是引起有关方面的必要重视并予以采纳，西站的主楼被东移了一百多米，将莲花池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说起莲花池再救后门桥

　　1998年4月28日下午，北京市委中心组进行第六次学习，87岁的侯仁之被聘请作报告，介绍北京城市的历史，题目是《从莲花池到后门桥》。

　　在会上，侯仁之不仅再次提出了希望能够把莲花池尽可能地加以恢复，还把话题转向后门桥。后门桥因位于明清时期皇宫北门──俗称“后门”的地安门之北，所以得名，其实它的正式名称应当是“万宁桥”。它位于元大都中轴线起点与皇宫中心点之间。侯仁之说：“大都城规划的起点，严格地讲，就是海子桥，也就是现在的后门桥，因为海子桥的选址决定了全城的中轴线，是紧贴着湖泊的东岸定下来的。”

　　侯仁之在叙述北京城的变迁过程时，再三强调了“中轴线”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并呼吁“保护中轴线”、“恢复后门桥下这段河道的水上景观”。

　　侯仁之的报告受到市领导充分重视，他的建议被正式采纳。两个月后，莲花池恢复改造工程正式启动；紧接着，后门桥的整治修复也作为北京市重点工程项目开始动工。2000年12月，工程得以竣工。

　　2001年初，侯仁之接到北京市领导的一封来函，请他为后门桥西侧新造的一座供游人通行的石桥命名并题字。侯仁之在复函中写道：“……联想到前后海之间有银锭桥，创自明朝中叶，立足桥上，西山在望，遂有‘银锭观山’之称。……因而建议前海东岸新建石桥即命名

　　为金锭桥，这样什刹海上前后两桥，金银并称，不仅便于记忆，而且与金锭桥隔海相望的西北岸上原有胡同两处，即以大小金丝套为名。联想至此，更加有助于此新桥之命名。”

　　“金锭桥”由此得名。但对于题写桥名的事，侯仁之婉言谢绝了：“因为我缺乏书法训练，近来又深感目力衰退……反复考虑，还是另请长于书法的专家执笔为是……”

　　链接

　　侯仁之祖籍山东，生于河北省枣强县。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6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40年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在北京生活了70多年的他，与北京有着难解的情缘。他的许多重要成果已反映在《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他的很多主要著作都与北京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