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宅院里的回忆

    在北京古老的中轴路东侧，鼓楼前的东南方向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豆角胡同，北口通方砖厂胡同，南口通帽儿胡同，大概因为这胡同不直，故得名豆角胡同吧！靠近胡同北口，路东第一个门2号，就是画家马晋先生的宅第。《北京晚报》11月6日27版《大方家胡同老话儿》一文中提到“工笔大画家马晋先生的宅第，北京沦陷后这座文化名人的宅第被小日本给占了”，说得没错，就是由那儿搬到豆角胡同2号的。

　　这个宅院大门朝西，院子占地600多平方米，分里外院。里院占三分之二，外院占三分之一。里外院的分界是一道东西走向的大墙，中间有屏门，两进院共有房15间。外院东房三间，西房一间，在大门的南侧；里院北房五间，东房三间，西房三间。北房五间由三间正房和东西各一间耳房组成。北房与东房、北房与西房两个弯角处都各连着四扇木制屏门，隔出东、西两个小院。西边的小院大些，与北房后面3米宽的小后院相连。小后院东西两头有厕所和煤屋，一个规矩的长方形院落。

　　大门前左右各有一个门墩儿，一进大门迎面有道影壁墙，墙的前面有一假山石，墙的后面有片竹子，外院的三间东房前面有一葡萄架，靠南墙种有一棵红叶树，地面种有一片西番莲、大丽花、菊花。向北上两层台阶经过屏门进入里院，木制的屏门是由东南西北四面相连成一块四方形的空间，每面由四扇草绿色的窄门组成，南面向外院的每个窄门上各有一个字———“元、利、恒、通”。字在菱形的方块内，红底黑字。屏门的西面、北面是封上的，南面、东面是敞开的。下台阶进入里院，抬眼一看马上就会被眼前的景致所吸引，感叹那些花草树木的位置和房屋建筑的和谐与得体。满院子绿色，空气中散发着植物的清香和花香。首先迎接客人的是盆栽石榴、夹竹桃，院子中间八个大鱼缸分三行摆放，每个鱼缸都分别坐落在汉白玉雕刻的底座上。其中两个直径大约1.2米左右的大缸，种着各色水浮莲，养着各色金鱼，摆放中间，六个直径70厘米左右的鱼缸，种着荷花，三个一组分列东西两旁，鱼缸周围地面是砖的甬道。里院内东西北房窗前分别种有海棠树、紫丁香、芭蕉、木槿、苹果树，西南角搭有藤萝架，架下用普通方砖儿支着一块故宫殿堂里铺地的“金砖”作为小石桌。据说，这块砖与方砖厂胡同有关系，砖的侧面印有光绪年间制造的凹凸印章。在树木的周围圈有花池子，池子中错落有致地种有月季花、芍药花、二月兰，还有盆栽的腊梅，南墙根儿种一行玉簪花。这样雅致、宁静、整洁，既不奢华又很讲究的庭院一看便知是文化人的住所。

　　我是1962年秋嫁给马晋先生的独子马龙的，转眼间40多年过去了，我们已成了六十几岁的老人，如今也当了爷爷奶奶了。可是往日在旧宅院的所见所闻及对故人的怀念挥之不去，对往日的生活是幸福，是愉快，还是无奈都历历在目。

　　一年四季

　　嫁到马家，我们住里院西屋。不久深秋季节到来，一天窗外忽然听到啪啪的声音，猛然间挺吓人的，原来是藤萝结的大豆角裂开了，崩出种子发出的声音。豆角裂得多的时候，响声连成一片还挺壮观呢。

　　大芭蕉是南方的植物，冬天怕冷，深秋时把叶子剪掉，连根从土里挖出来，根上带点土用牛皮纸包上。此时的芭蕉好像一个大烟筒似的，搬到北屋的后阁里，后阁就是北屋正房通向耳房的部位，用隔扇门隔出正房后面的一小间房叫后阁。有时家里来了长相奇特的外国朋友，事先经过马先生同意我和婆母就会偷偷地站在后阁偷看一眼，然后悄悄地从耳房离去。荷花、水浮莲为了过冬连根带盆也搬进后阁，用水泡着过冬。直径1.2米的大缸搬不动，但里面的水要淘干净，不然冬天会把缸冻裂。说到这大缸，是早年嘉兴寺的方丈连汉白玉底座一同送给马先生的，两个大缸里面底部都有约3厘米宽、15厘米长的一枚凹凸印章，上面的文字我从来没细看过，就觉得那是在烧制过程中留下的年号或厂家的字号之类的印记，与那金砖的印记形式相仿。现在看来，还真说不定是文物呢！

　　转眼春节快到了，水仙花、腊梅花把北屋正厅，也叫堂屋点缀得幽雅芳香。在以前，过年是件大事，年前要拆洗被褥、扫房、糊窗户。平房的窗子分上下两层，下面的是玻璃窗，上面是木制的小格子。从屋里面糊上特制的窗户纸叫高力纸。高力纸有纹，纹的走向应该是横糊窗户竖糊门。年前，屋内所有的镜框、瓷瓶等不经常擦洗的摆设都要擦洗干净，还要抽时间去王府井四联理发店烫头发，去大阮府明星服装社做衣服。年轻人都爱美，还要给孩子买新衣服等，忙得直不了腰还挺高兴。年三十还得包饺子，年年如此。依我看，还是现在过年好，也别说，现在天天都好像过年一样。

　　春天到了，树木长出了嫩叶，花草也长出了嫩芽，放在北屋后阁的芭蕉、荷花、水浮莲都要重新种上，每年一到清明时节就有一名姓陈的花匠来家中帮马先生种荷花、水浮莲等。我那时很年轻，年年看他种荷花，又爱问长问短，什么水与土的比例，放的肥料是马掌多、还是煮过的黑豆多，荷花的根也就是藕种多深，藕头的方位应在哪儿等。后来我就掌握了种荷花、水浮莲的技术。“文革”后期，我和爱人就自己动手种荷花和水浮莲了。

　　到了夏季，满院子绿色，树有树的姿态，花有花的色彩。荷叶随风摆动，芭蕉繁茂的大叶子也长开了。再碰上雨天，那一曲广东音乐“雨打芭蕉”便浮现脑海。芭蕉这种南方的植物在马晋先生的绘画作品中有很多。荷叶上的雨水成珠一串串散落，顺着房檐直直流下的雨水掉在地上滴答作响，此情此景别有一番趣味。直到现在，一到下雨天，我就和爱人到颐和园谐趣园里欣赏那房檐儿直流下的雨水，可能这也是一种怀旧吧！月季花从五月份就开花，一直到十一月份，月月有花，花的品种多、颜色多，又好看，又好养。我还记得当年月季花的一些名字挺好听的，什么伊丽莎白、黄和平、信用、勇士、兰露露等。菊花也有许多好听的名字，像醉酒杨妃、妃子浴等。

　　罕见的花

　　在豆角胡同2号我见过并参与种植了几种比较罕见的花，现在回忆起来还真有一种幸福感。第一种是蓝色的水浮莲，这花是当年一位植物研究所的朋友送给马先生的，说是刘少奇主席和夫人、陈毅外长和夫人访问印尼时带回的植物。蓝色水浮莲直到今日也很少见。当时我们全家看到这上深下浅的蓝色奇异花朵生长在自家的院中不知高兴、新奇了多久。有朋友来访，尤其是画家朋友一定指给他们看。许多年以后，记得有位植物学家姓薛还来我家寻找这蓝色的水浮莲品种呢！

　　还有一种罕见的荷花名字叫“碧降雪”，40多年前这种花是很名贵的，颜色也很特别。它基本是白色，有一点点粉色，在每个花瓣的边缘有一条由深到浅的雪青色，就像工笔画勾勒的线条一样，又自然，又装饰，美极了。一般深粉色的名叫西湖大红的荷花开在百姓的院子里就已经美不胜收了，更何况这清淡雅致的像仙女般的花呢！每天一早花开，傍晚闭合，能开四五天。花瓣散落后，真不忍心它被污染。当年没有人效仿林黛玉葬花之举，也就由它去了。

　　再有一种罕见的花就是浅豆沙色的牵牛花，是一个朋友拿来的种子，告知是驼色的花，我还不信呢。种上后，我每天就像孩子一样盼着能看到那想象不出颜色的花。果然有一天看到了爬上西屋房檐的枝蔓上开了几朵浅豆沙色的大喇叭花，颜色很奇特，现在有种重磅丝绸与那花的颜色和质感极为相像。后来每年都种，还送给对门的邻居家许多。这种驼色的牵牛花到现在也是不多见的。还有马先生种的娃娃莲，就是小盆景似的荷花，千层并蒂莲也非常少见。

　　我们院是种花出了名的，有一年交道口办事处和东城区爱卫会为了表彰我们院卫生、绿化搞得好，还奖励了我们一些盆栽花卉和花铲等物呢！

　　来往的名人

　　在这如诗如画的环境里，曾经往来的文化名人不计其数！这个院子几十年来形成了一个京派画家、文人墨客交往聚会、写字作画的场所。用现在人的话说，就是一个“文化沙龙”。听我爱人和以前听马晋先生讲，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常来的客人有启功先生，他以诙谐、幽默著称。当年启先生家住黑芝麻胡同，离豆角胡同很近，所以更是常客。

　　人物画家徐燕荪先生性情高远，多知多懂，经常高谈阔论。颜伯龙先生常年身穿长袍，也不讲究，但他的画干净利落。中医名家谢子衡先生，现年90高龄，是当年画会成员，用现在人的话说，当年他是个“时尚人物”，穿西装、皮鞋，玩儿照相机，开汽车，是个见多识广、性情开朗的帅哥，至今还给人把脉看病，做着人类高尚的事业。常来常往的画家文人之中有会拉胡琴的，有时唱几段京戏也是常事。唱的最好的是人物画家吴光宇先生和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虽然他的嗓子音量不宽，但韵味、节拍非常准确，大家戏称他“蚊子”他也不生气。这些画家文人聚会在一起，经常合作作品，相互赠送作品，聊聊画界的事，有时也聚餐。当年外院的东屋和里院北屋是马先生的画室及休息、接待客人、活动的房间，里院东屋就是餐厅。马先生因交友广泛，画界之外也有他常来往的朋友，如制笔有名的李福寿先生，写京味杂文著名的金受申先生，饭庄的白永吉先生等。因爱好广泛，糊制风筝、养花、养鱼、养狗，形成他的性格开朗、温和、平易近人，所以常来的文人雅士很多，比如汪慎生、陈缘督、胡佩衡、吴镜汀、郭传璋等诸位先生。这些北京画界的名人，在1953年给毛主席祝寿的大画就是在豆角胡同2号合作完成的。

　　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立了“北京中国画院”，马晋先生被文化部聘任为画院专职画师。画院当时在沙井胡同，离我家很近，王雪涛先生、老舍夫人胡　清先生、秦仲文、关松房、周怀民、屈贞等先生，他们是画院的同事，也是这里的常客。画院花鸟组集体创作的巨幅国画“东风吹遍百花开”就是在这里合作完成的。当年我是晚辈，有客人来时，我只是面带笑容帮着沏茶、倒水什么的，自认为没有我说话的资格，也就默默地撤离现场。美院教授田世光先生、漫画家李滨声先生、张伯驹夫人潘素女士、著名京剧鼓师白登云先生等都曾是马晋先生的座上嘉宾。至今我与白登云先生的女儿白迎秋、白迎菊姐妹都是好朋友。总的来说，这些客人，他们都很谦虚、礼貌、风趣、爱面子，把诚信看得很重要，用土话说，都很“局气”，也不知这两个字写得对不对。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作家肖三的夫人、德国记者叶华女士为了把中国的风筝介绍到国外去，不止一次地来访拍了许多珍贵的照片。日本友好人士、《赤旗报》驻中国记者也多次来访，把中国的绘画、风筝介绍到日本。中国美协也曾把马先生的十几件风筝作品送往国外展览，让世人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优美的文化。总之，豆角胡同2号曾经是个交流中国文化，有着浓厚传统文化气息的四合院。

　　我的怀念

　　每当我想起那时的生活，使我永远不能忘记那种家庭和睦、相互关爱带给我的幸福。家里藤萝花盛开的时候，我的婆母、马晋先生的夫人靳惠贞女士会用鲜藤萝花放糖腌制成馅，做成像豆沙包一样的食品———藤萝饼，一家人美美地品尝这绿色食品，还说这是一季儿的吃食，过了这季儿就明年再说了。我的长子马爰，三四岁时就是坐在爷爷的腿上学会用毛笔写毛主席万岁的，现在他已是书法家协会成员。在优美、肃静的环境里，马晋先生一生勤奋地耕耘在画案上，生活是那么简朴、充实、丰富、愉快，内心得到的是平静与踏实，也培养了我们与人为善、助人为乐、以平常心对待任何事物的心态。后来，“五好家庭”的光荣称号几乎每年榜上有名。但是人生不尽人意，也有无奈之时，就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打破了一切正常的行为轨道，马晋先生与所有文化人一样，无缘无故地承受着雨雪风霜的侵袭，1970年12月5日带着难以割舍的家庭温暖，默默地走了，给我们留下无限的思念和由衷的感激，留下代表一个派别的传世之作，留下他攀登艺术高峰孜孜不倦的精神。我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其乐融融、长学识、长见识的家庭，倍感知足与欣慰。

　　“文革”期间，这个院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也搬到楼群里居住了。故宫的金砖捐给了设在先农坛的北京建筑艺术博物馆。惟一割舍不下、但又不得不弃之的就是那么多已经老了、旧了的大鱼缸、汉白玉底座，还有那太湖石。而那北屋房内的木雕装饰“落地花罩”由我们搬进了楼房，它是马晋先生从大方家胡同搬来的。这个长4米、高3米透空的双面木雕，它成器的木材、精致的雕刻包含着木雕大师们多少智慧与艰辛。在当年也只有文化人看重它、保护它。同时，它也见证了那一代文化人的活动以及他们的才华与修养。精致的雕刻与文化人的才华都是永恒的。而我却感到民居中所剩无几的“落地花罩”精致、庄重、大气中折射着朴实、淳厚，它与一代名人马晋先生古朴的人生、精湛的工笔绘画风格多么相似。它寄托着我们全家对马先生的怀念，它也浸透了对往日美好生活的回忆，有幸福，有愉快，也有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