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滩后街55号　从公主府到教材圣地

提起人民教育出版社，许多人是与自己童年和青春记忆相连接的  

■20世纪初京师大学堂教职人员合影，背景是后来作为北大藏书楼的公主府梳妆楼。此楼在20世纪70年代被拆毁

■2005年拍摄的原北京大学理学院数学系小楼回廊

■这是1918年后北京大学第二院的大门

■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正门

■这是宁静幽雅的前北京大学理学院的中心庭院。最右端露出一角的数学系小楼，今天尚存

沙滩后街55号　从公主府到教材圣地

　　明朝皇家祭祀马神的寺庙→清乾隆年间的“和嘉公主府”→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北京大学最早的校舍→建国后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所在地———

　　我第一次走进东城区沙滩后街55号院，发现它和很多事业机关的庭院一样普通。院门口有铁制的栅栏门，年轻的保安昼夜值守，庭院中竖立着旗杆。办公楼门两侧悬挂着牌匾，分别有毛泽东题写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和邓小平题写的“课程教材研究所”。办公楼不高但很宽展，为灰色的砖混结构，外墙面垂挂着蜂巢般的空调排风扇，满墙翠绿的爬山虎将这种组合点缀得还算和谐。

　　大院深处还有高低错落的好些建筑，大都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作品”，线条方正朴实，色彩灰暗平淡。不过，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大院的核心位置，居然还孑遗着两栋年代久远的建筑。老同志介绍说，就是因为这两栋非同寻常的建筑，我们这个大院也忝列入文物保护单位。这就是后来被人们常称呼的“公主大殿”和“数学系小楼”。

　　前者是一座清代殿堂，五间三进，琉璃筒瓦歇山顶；后者是一座二层小楼，中西合璧式风格，高台回廊，四方端正。我一直为这座大院感到幸运，在多年的大拆大建后，居然还能够保留这样生动的“历史骨骼”。正是它们，使这里不只是一堆建筑物的聚集，更是一方有着深厚文化浸染的温暖“空间”。

　　■清皇室生活中的“革新派”乾隆的四女“和嘉公主府”

　　“公主大殿”非浪得虚名，这里的确曾是乾隆纯惠皇贵妃的四女和嘉公主出嫁后的驸马府。不知为什么，老北京一直还称它“和嘉公主府”。乾隆时代，驸马要想和公主行夫妇礼（过夫妻生活），必须先请公主宣召。这种繁琐的君臣手续，使大多数驸马和公主不和。但四公主与众不同，在皇室生活中算得上是“革新派”，头脑中没有条框，所以和驸马恩爱有加，生了好几个子女。不过，四公主和驸马都很命短，没活过30岁便先后谢世。于是，这个在皇室生活中革新派的大宅院，冷落了一个多世纪。

　　■慈禧废止戊戌变法，却唯独留下了京师大学堂，如今北大的前身

　　当清朝由盛世转入危命，中兴祖业成了群僚之梦。1896年初夏，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奏光绪，第一次求设“京师大学堂”。两年后，光绪戊戌变法，并在纲领性文件中指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光绪还任命自己的老师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后来，京师大学堂发展成“北京大学”，孙家鼐便可称是北大“第一任校长”。

　　按照光绪的意思，京师大学堂不仅是一所大学，而且是清朝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它的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1898年8月9日，光绪接受李鸿章和孙家鼐举荐，任命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博士为西学总教习，并赏予他二品顶戴。

　　这个惊世骇俗之举，使北大从一开始便打上了浓重的西学印记。戊戌变法在百天后失败，不知为何，慈禧太后废止了变法的一切措施，却唯独留下了美国传教士担任西学总教习的京师大学堂。非但如此，而且加紧学堂的筹建进程，并亲自指定了校址。于是，这座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大学，就在屠刀的夹缝中诞生于当时的马神庙，“和嘉公主府”旧第，也就是今天的沙滩后街55号。

　　■昔日公主梳妆起居的闺阁成为北大最早的图书馆

　　大院里逐渐就有了大学的规模和气象。大殿之后公主梳妆起居的闺阁（按：二层木结构小楼，一直到“文革”后方被拆除），被辟为藏书楼，昔日艳丽的粉黛为脉脉的书香所充填。这是北大最早的图书馆，无论伟大领袖青年时代曾经工作过的图书室，还是今天燕园中巍峨的“百年书城”，都只是这个藏书楼的后生晚辈。府邸内的“公主大殿”，成为大学集会演讲的礼堂。不少学者名流曾经来到这里粉墨登场。大院里后来次第新建了几栋中西合璧式的教学小楼、实验室、阶梯教室，以及十几排学生宿舍。今天，在这个园子里还能见到遗留下来的“数学系小楼”，以及已经成为民居的“西斋学生宿舍”群。 
　　■北大校本部迁到沙滩红楼，但李四光、华罗庚等中国现代史上的科学精英依然在这里

　　1918年，北大的校本部迁往新落成的沙滩红楼（距老校址仅百米之遥），同时迁去的还有人文风气最为活跃的文科三系：中文、历史、哲学。留下来的是长于理性思考、学风朴实的理科院系。这也注定这个园子将在社会强烈的关注目光中退居次席。

　　北大历史上最杰出的校长蔡元培在红楼办公，舆论中最有影响的北大教授陈独秀、鲁迅、胡适、傅斯年等人皆在文学院上课，北大历史上最辉煌的一笔———五四运动也是在红楼的某一个房间酝酿的，连未来领袖拾掇报纸的身影也只留在红楼的阅览室……

　　不过，更名为“理学院”的老院子并不就此平庸和落寂。许多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科学家，都是在这里开始自己艰难的“科学救国”之梦的。李四光，是从这里带领学生出发寻找中国大油田；华罗庚归国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就在先前的公主大殿；著名化学家曾昭抡带领学

　　生在这个园子里做着化学实验……

　　当然，最有人情味道的还是一场著名的悼念仪式。1934年杰出的文学家刘半农辞世，北平学术界为他召开的盛大悼念活动在公主大殿举行，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送上一副挽联：

　　“十载唱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

　　这最末一句分明源自刘半农先生那首著名的爱情诗。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叫我如何不想她？

　　这首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很有地位，号称是中国第一首现代爱情诗（有别于古体诗）。这首诗经赵元任先生谱曲后，更是广为传唱，名噪中外。而今余音尚绕梁，斯人已归去。对于老友情深的赵元任，真真是“叫我如何不想他”。

　　就这样，老园子就静静地平淡了近四十年，一任自己身旁的“小后生”如火如荼地领导着中国学术和思想的新潮流。而自己则稳重诚恳地送走一批批中国近代最早的科学精英，留下来的却是一段段听着平淡、想着感人的寻常故事。

　　■建国后，毛泽东亲自指示一批进步学者进驻这座老园子，为新中国的中小学生编教材

　　1951年，北京大学举校西迁进驻燕园，中国近代以来最有精神象征意义的学府告别了沙滩。新中国诞生了，思想界最有活力的一批书生也似乎完成了历史使命，归隐西苑，做他们的学问去了。唯留下一座空寂的红楼，像退潮后兀立沙滩的残断桅杆，标示着这里曾有过抗争和搏杀（这里指思想）。

　　老园子呢，是否注定又要空寂一个半个世纪？事实上，北大学子们遗留的墨香尚未散尽，另一批书生几乎同时在这里开始了新的薪火传承。

　　1950年，就在华北刚刚解放不久，一批进步学者就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从全国各地进入解放区，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编写一套中小学教材，让得到解放的学龄儿童都能够读到新中国的课本。后来就以这批学者为核心成立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到1955年为止，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注下，从全国各地调集了近两百名专家、学者进驻马神庙这座老园子。园子里瞬间又人马欢腾，充盈着思想和理想的火花。这批先后来到的学者不仅思想进步，也大都学有渊源，术有专攻。仅举数例： 　　叶圣陶，文学家，人教社创始人之一；魏建功，语言文字学家，人教社早期创建者之一；朱文叔，语言学家，人教社早期副总编辑；陈乐素，是国学大师陈垣的长子，杰出的历史学家；胡绳，历史学家、哲学家，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周建人，鲁迅先生的胞弟，生物学家，科普作家；吕叔湘，语言学家，人教社早期副总编辑；王永兴，皆为国学大师陈寅恪的高足，后都任教北京大学，成为中国史学界隋唐史权威；朱智贤，教育学家，曾任人教社早期副总编辑，后任教北京师范大学，开创中国儿童心理学研究领域；齐世荣，我国世界史权威，现任教首都师范大学；吴伯箫，文学家，曾任人教社副总编辑；张中行，老北大人，著名学者、作家。

　　我想这个名单还可以列举得更长，之所以优先选择以上诸位，是考虑到社会知名度的因素，绝对不等同于学术水平的高低。在这里翻翻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老家底，目的只为说明一点———这个群体，从一开始就是和中国学术的最前沿保持零距离的，是由一群有民族责任心的学术和思想精英汇集而成，他们要完成的使命是神圣的———传递人类和民族的文明火种。

　　由这样一群高级学者，来给中小学生专职编写课本，今天想想都很奢侈。但不可否认，这对于保证新政权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实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且，这样一个高起点的学术队伍，为人教社的长远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之后逐渐成长起来的专家和普通编辑，不一定有前辈们的成就和名气，但却继承了他们严谨朴实的为学态度，坚持以治学的精神磨砺文明启蒙之作。建国初期的孩子———我的父辈们真的很幸运。

　　■老园子里飘满“课本”的墨香，浸透一群书生的智慧和情感

　　老园子又有了第三个身份，它成了新闻出版行业的新兵。当然，在更多的时间里，它还是默默无声地蛰居在沙滩后街这个静谧的小胡同里。相比新闻媒体界的其他大小院子，这里少了几分呼风唤雨、蜚声国际的光彩，少了一言九鼎、引导政坛潮流的气魄。园子里，一批堪称为中国学术精英的学人，将自己曾经深爱的学术和创作束之高阁，翻检出最简单的文字符号，用直白真挚的声音，俯下身对孩子们喃喃细语。

　　的确，几十年来，园子里所出来的书，没有多少堪称学术前沿、扛鼎之作，有的只是数以亿计的教科书。但我敢肯定，它门口悬挂的那块牌匾能够唤起最大多数中国人的回忆。客观地说，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定是世界上读者最众、影响最为深远的出版社。

　　今天五十岁上下的国人,虽说大多数没有走进大学殿堂，但初等、中等教育无疑已经启开了他们智慧的门扉，闪进科学的光束，在精神的荒原铺上了一层文明的土壤。对于他们来说，第一声对美的惊叹，第一次为文字撩动心弦，对远方的第一回向往，对人类既往的第一丝好奇……大都源自于那册叫做“课本”的满是墨香的印刷品。而那一小薄册中精心裁剪的一字、一句，每一个小如蝼蚁的符号，都浸透着老园子里那一群书生的智慧和情感。宋人形容柳永的词风靡天下，曾说“凡有水井处，必能听到柳词”。其实，人教社编辑们的影响范围，大有过之而无不及。试想，在神州的哪一处角落不曾响起过琅琅书声？

　　■孩子们在荒原上撒野狂奔之后，一定要回来寻找自己丢失的文明钥匙

　　和这个城市大多数文化氛围厚重的园子一样，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带给它的并不都是宁静和安详。暴风雨一夜骤至，课桌掀翻，小将们造反了，课本还有编的必要吗？于是编制撤销，人员疏散，园子里很快就恢复了久违的荒凉。在一篇网上搜到的回忆文章里，我看到了这样的文字：　　……因为“文化大革命”，学校都已停课，既是如此，当然教育出版社顺理成章地也关了门，所有职工统统赶到农村劳动，只有几个留守人员看管着偌大个差不多已经荒废的公主府大院，由于乏人看护，院子里早已是荒草萋萋，破败不堪。

　　独享荒凉的老园子还会在寒夜里呼唤主人吗？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整个民族都在受难，人教社自然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幸免。似乎这一段回忆的人太多，我没有更多可以说的。只是在众多回忆中，检出些让我感动的片段。

　　“十年浩劫，出版社干部被分配到各地工作。临行前，戴伯韬陈词：‘你们不要有什么包袱，如果有人要提起以前的教材，你们可以说，那是在戴伯韬的领导下编写的，一切责任由我来负，你们做具体工作的不负责任。’大家含泪听着，默默无言，不久就这样分手了。但是戴并没有忘记多年朝夕相处的同志们，他有个小本本，一直携带在身边，本子上写满每个同志的名字、新的工作单位。闲下来就翻开看看，数一数人数，然后就神情惨淡地喟然长叹‘五年也培养不出一个好编辑’。但他无能为力，只好把小本本再揣进口袋里。”

　　这个时常在星空下数人名的老人———戴伯韬，是陶行知先生的高足，一位经历丰富的文化斗士。继叶圣陶之后，他是开创人教社基业的领军人物，此时却无奈而痛心地看着自己的人马星散各地。他也深知，一个民族并不能总处于一个高烧的病态，孩子们在荒原上撒野狂奔之后，一定要回来寻找自己丢失的文明钥匙（我想起梁小斌的那首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他们会回到课堂，他们需要课本。于是，他不顾重病在身，一再上书中央，几经周折，终于迎来人民教育出版社在1979年的重建。

　　然后的时间，就和古城里很多园子共同经历过的一样，老园子里，推倒几近颓塌的公主楼（藏书楼），填平了荷花池，拆除了一些破损严重的老式建筑，建起了当时看起来很现代的办公楼、图书馆，添了几栋急缺的职工家属楼，成了它今天的样子。

　　就这样，它送走千年一叹……它又成了一个寻常的园子。

　　■历史背景：

　　和嘉公主府———京师大学堂———沙滩后街55号：位于景山公园东侧，原景山东街45号，上世纪80年代改此街名至今。明朝曾于此处营建马神庙，为皇家祭祀马神所在。清乾隆年间，于此地建和嘉公主的驸马府，民间习称“和嘉公主府”。1898年戊戌变法后，我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建于公主府旧址。辛亥革命后，更名为北京大学。1918年，北京大学本部从此处迁到沙滩红楼，原址更名为“北大二院”，设理学院。1951年，北京大学举校迁往原燕京大学旧址。原“北大二院”理学院的原址，后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使用。20世纪80年代后，人民教育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在此办公。

　　■名词链接：人民教育出版社

　　我国直属于教育部以基础教育教材的研究、编写、出版和发行为主要业务的专职出版社。该社成立于1950年，毛泽东同志亲自题写了社名。建国后，只要是在内地上中小学的孩子，几乎全是看着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课程教材长大的，连教师用书和教辅读物都出自这里，所以提起人民教育出版社，许多人是自己的童年和青春记忆相连接的。

　　从1955年至2005年10月，人民教育出版社主要办公地点在东城区沙滩后街55号。

　　本期“悠客”出场：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吴海涛 　　大院是个空间，但有了人的活动，它便被赋予了生命。经历了公主的宅院、学子的圣殿、教科书的摇篮……也经历了祭祀马神的庙堂、荒败的废园、平凡的大杂院……它像个饱经风霜的老人，看淡了尘世的沧桑，气定神闲。但我宁愿相信，在老院子长长的生命吐纳中，一定跳动着一条看不见的脉搏，我不想说这就是所谓的“文脉”，但那跳动的节率，一定会被每一个接近它的有心人所感知、感动。

　　自2000年7月我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一直到2005年10月，随单位搬迁到魏公村。那五年，我一直徘徊在沙滩后街55号这个大院里。因为它与老北大的渊源，与我从小熟读的教科书的渊源，我觉得自己与它有着未解的“缘分”。我是学历史的，现在却从事着与地理相关的职业。所以，讲述这样一个有着悠长岁月的空间的故事，我觉得也是自己责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