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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后街55号 从公主府到教材圣地

2002-12-1 11:00| 发布者: 吴海涛

提起人民教育出版社,许多人是与自己童年和青春记忆相连接的  


■20世纪初京师大学堂教职人员合影,背景是后来作为北大藏书楼的公主府梳妆楼。此楼在20世纪70年代被拆毁

■2005年拍摄的原北京大学理学院数学系小楼回廊

■这是1918年后北京大学第二院的大门

■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正门

■这是宁静幽雅的前北京大学理学院的中心庭院。最右端露出一角的数学系小楼,今天尚存

沙滩后街55号 从公主府到教材圣地


  明朝皇家祭祀马神的寺庙→清乾隆年间的“和嘉公主府”→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北京大学最早的校舍→建国后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所在地———

  我第一次走进东城区沙滩后街55号院,发现它和很多事业机关的庭院一样普通。院门口有铁制的栅栏门,年轻的保安昼夜值守,庭院中竖立着旗杆。办公楼门两侧悬挂着牌匾,分别有毛泽东题写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和邓小平题写的“课程教材研究所”。办公楼不高但很宽展,为灰色的砖混结构,外墙面垂挂着蜂巢般的空调排风扇,满墙翠绿的爬山虎将这种组合点缀得还算和谐。

  大院深处还有高低错落的好些建筑,大都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作品”,线条方正朴实,色彩灰暗平淡。不过,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大院的核心位置,居然还孑遗着两栋年代久远的建筑。老同志介绍说,就是因为这两栋非同寻常的建筑,我们这个大院也忝列入文物保护单位。这就是后来被人们常称呼的“公主大殿”和“数学系小楼”。

  前者是一座清代殿堂,五间三进,琉璃筒瓦歇山顶;后者是一座二层小楼,中西合璧式风格,高台回廊,四方端正。我一直为这座大院感到幸运,在多年的大拆大建后,居然还能够保留这样生动的“历史骨骼”。正是它们,使这里不只是一堆建筑物的聚集,更是一方有着深厚文化浸染的温暖“空间”。

  ■清皇室生活中的“革新派”乾隆的四女“和嘉公主府”

  “公主大殿”非浪得虚名,这里的确曾是乾隆纯惠皇贵妃的四女和嘉公主出嫁后的驸马府。不知为什么,老北京一直还称它“和嘉公主府”。乾隆时代,驸马要想和公主行夫妇礼(过夫妻生活),必须先请公主宣召。这种繁琐的君臣手续,使大多数驸马和公主不和。但四公主与众不同,在皇室生活中算得上是“革新派”,头脑中没有条框,所以和驸马恩爱有加,生了好几个子女。不过,四公主和驸马都很命短,没活过30岁便先后谢世。于是,这个在皇室生活中革新派的大宅院,冷落了一个多世纪。

  ■慈禧废止戊戌变法,却唯独留下了京师大学堂,如今北大的前身

  当清朝由盛世转入危命,中兴祖业成了群僚之梦。1896年初夏,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奏光绪,第一次求设“京师大学堂”。两年后,光绪戊戌变法,并在纲领性文件中指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光绪还任命自己的老师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后来,京师大学堂发展成“北京大学”,孙家鼐便可称是北大“第一任校长”。

  按照光绪的意思,京师大学堂不仅是一所大学,而且是清朝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它的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1898年8月9日,光绪接受李鸿章和孙家鼐举荐,任命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博士为西学总教习,并赏予他二品顶戴。

  这个惊世骇俗之举,使北大从一开始便打上了浓重的西学印记。戊戌变法在百天后失败,不知为何,慈禧太后废止了变法的一切措施,却唯独留下了美国传教士担任西学总教习的京师大学堂。非但如此,而且加紧学堂的筹建进程,并亲自指定了校址。于是,这座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大学,就在屠刀的夹缝中诞生于当时的马神庙,“和嘉公主府”旧第,也就是今天的沙滩后街55号。

  ■昔日公主梳妆起居的闺阁成为北大最早的图书馆

  大院里逐渐就有了大学的规模和气象。大殿之后公主梳妆起居的闺阁(按:二层木结构小楼,一直到“文革”后方被拆除),被辟为藏书楼,昔日艳丽的粉黛为脉脉的书香所充填。这是北大最早的图书馆,无论伟大领袖青年时代曾经工作过的图书室,还是今天燕园中巍峨的“百年书城”,都只是这个藏书楼的后生晚辈。府邸内的“公主大殿”,成为大学集会演讲的礼堂。不少学者名流曾经来到这里粉墨登场。大院里后来次第新建了几栋中西合璧式的教学小楼、实验室、阶梯教室,以及十几排学生宿舍。今天,在这个园子里还能见到遗留下来的“数学系小楼”,以及已经成为民居的“西斋学生宿舍”群。 
  ■北大校本部迁到沙滩红楼,但李四光、华罗庚等中国现代史上的科学精英依然在这里

  1918年,北大的校本部迁往新落成的沙滩红楼(距老校址仅百米之遥),同时迁去的还有人文风气最为活跃的文科三系:中文、历史、哲学。留下来的是长于理性思考、学风朴实的理科院系。这也注定这个园子将在社会强烈的关注目光中退居次席。

  北大历史上最杰出的校长蔡元培在红楼办公,舆论中最有影响的北大教授陈独秀、鲁迅、胡适、傅斯年等人皆在文学院上课,北大历史上最辉煌的一笔———五四运动也是在红楼的某一个房间酝酿的,连未来领袖拾掇报纸的身影也只留在红楼的阅览室……

  不过,更名为“理学院”的老院子并不就此平庸和落寂。许多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科学家,都是在这里开始自己艰难的“科学救国”之梦的。李四光,是从这里带领学生出发寻找中国大油田;华罗庚归国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就在先前的公主大殿;著名化学家曾昭抡带领学

  生在这个园子里做着化学实验……

  当然,最有人情味道的还是一场著名的悼念仪式。1934年杰出的文学家刘半农辞世,北平学术界为他召开的盛大悼念活动在公主大殿举行,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送上一副挽联:

  “十载唱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

  这最末一句分明源自刘半农先生那首著名的爱情诗。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叫我如何不想她?

  这首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很有地位,号称是中国第一首现代爱情诗(有别于古体诗)。这首诗经赵元任先生谱曲后,更是广为传唱,名噪中外。而今余音尚绕梁,斯人已归去。对于老友情深的赵元任,真真是“叫我如何不想他”。

  就这样,老园子就静静地平淡了近四十年,一任自己身旁的“小后生”如火如荼地领导着中国学术和思想的新潮流。而自己则稳重诚恳地送走一批批中国近代最早的科学精英,留下来的却是一段段听着平淡、想着感人的寻常故事。

  ■建国后,毛泽东亲自指示一批进步学者进驻这座老园子,为新中国的中小学生编教材

  1951年,北京大学举校西迁进驻燕园,中国近代以来最有精神象征意义的学府告别了沙滩。新中国诞生了,思想界最有活力的一批书生也似乎完成了历史使命,归隐西苑,做他们的学问去了。唯留下一座空寂的红楼,像退潮后兀立沙滩的残断桅杆,标示着这里曾有过抗争和搏杀(这里指思想)。

  老园子呢,是否注定又要空寂一个半个世纪?事实上,北大学子们遗留的墨香尚未散尽,另一批书生几乎同时在这里开始了新的薪火传承。

  1950年,就在华北刚刚解放不久,一批进步学者就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从全国各地进入解放区,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编写一套中小学教材,让得到解放的学龄儿童都能够读到新中国的课本。后来就以这批学者为核心成立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到1955年为止,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注下,从全国各地调集了近两百名专家、学者进驻马神庙这座老园子。园子里瞬间又人马欢腾,充盈着思想和理想的火花。这批先后来到的学者不仅思想进步,也大都学有渊源,术有专攻。仅举数例:   叶圣陶,文学家,人教社创始人之一;魏建功,语言文字学家,人教社早期创建者之一;朱文叔,语言学家,人教社早期副总编辑;陈乐素,是国学大师陈垣的长子,杰出的历史学家;胡绳,历史学家、哲学家,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周建人,鲁迅先生的胞弟,生物学家,科普作家;吕叔湘,语言学家,人教社早期副总编辑;王永兴,皆为国学大师陈寅恪的高足,后都任教北京大学,成为中国史学界隋唐史权威;朱智贤,教育学家,曾任人教社早期副总编辑,后任教北京师范大学,开创中国儿童心理学研究领域;齐世荣,我国世界史权威,现任教首都师范大学;吴伯箫,文学家,曾任人教社副总编辑;张中行,老北大人,著名学者、作家。

  我想这个名单还可以列举得更长,之所以优先选择以上诸位,是考虑到社会知名度的因素,绝对不等同于学术水平的高低。在这里翻翻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老家底,目的只为说明一点———这个群体,从一开始就是和中国学术的最前沿保持零距离的,是由一群有民族责任心的学术和思想精英汇集而成,他们要完成的使命是神圣的———传递人类和民族的文明火种。

  由这样一群高级学者,来给中小学生专职编写课本,今天想想都很奢侈。但不可否认,这对于保证新政权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实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且,这样一个高起点的学术队伍,为人教社的长远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之后逐渐成长起来的专家和普通编辑,不一定有前辈们的成就和名气,但却继承了他们严谨朴实的为学态度,坚持以治学的精神磨砺文明启蒙之作。建国初期的孩子———我的父辈们真的很幸运。

  ■老园子里飘满“课本”的墨香,浸透一群书生的智慧和情感

  老园子又有了第三个身份,它成了新闻出版行业的新兵。当然,在更多的时间里,它还是默默无声地蛰居在沙滩后街这个静谧的小胡同里。相比新闻媒体界的其他大小院子,这里少了几分呼风唤雨、蜚声国际的光彩,少了一言九鼎、引导政坛潮流的气魄。园子里,一批堪称为中国学术精英的学人,将自己曾经深爱的学术和创作束之高阁,翻检出最简单的文字符号,用直白真挚的声音,俯下身对孩子们喃喃细语。

  的确,几十年来,园子里所出来的书,没有多少堪称学术前沿、扛鼎之作,有的只是数以亿计的教科书。但我敢肯定,它门口悬挂的那块牌匾能够唤起最大多数中国人的回忆。客观地说,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定是世界上读者最众、影响最为深远的出版社。

  今天五十岁上下的国人,虽说大多数没有走进大学殿堂,但初等、中等教育无疑已经启开了他们智慧的门扉,闪进科学的光束,在精神的荒原铺上了一层文明的土壤。对于他们来说,第一声对美的惊叹,第一次为文字撩动心弦,对远方的第一回向往,对人类既往的第一丝好奇……大都源自于那册叫做“课本”的满是墨香的印刷品。而那一小薄册中精心裁剪的一字、一句,每一个小如蝼蚁的符号,都浸透着老园子里那一群书生的智慧和情感。宋人形容柳永的词风靡天下,曾说“凡有水井处,必能听到柳词”。其实,人教社编辑们的影响范围,大有过之而无不及。试想,在神州的哪一处角落不曾响起过琅琅书声?

  ■孩子们在荒原上撒野狂奔之后,一定要回来寻找自己丢失的文明钥匙

  和这个城市大多数文化氛围厚重的园子一样,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带给它的并不都是宁静和安详。暴风雨一夜骤至,课桌掀翻,小将们造反了,课本还有编的必要吗?于是编制撤销,人员疏散,园子里很快就恢复了久违的荒凉。在一篇网上搜到的回忆文章里,我看到了这样的文字:  ……因为“文化大革命”,学校都已停课,既是如此,当然教育出版社顺理成章地也关了门,所有职工统统赶到农村劳动,只有几个留守人员看管着偌大个差不多已经荒废的公主府大院,由于乏人看护,院子里早已是荒草萋萋,破败不堪。

  独享荒凉的老园子还会在寒夜里呼唤主人吗?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整个民族都在受难,人教社自然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幸免。似乎这一段回忆的人太多,我没有更多可以说的。只是在众多回忆中,检出些让我感动的片段。

  “十年浩劫,出版社干部被分配到各地工作。临行前,戴伯韬陈词:‘你们不要有什么包袱,如果有人要提起以前的教材,你们可以说,那是在戴伯韬的领导下编写的,一切责任由我来负,你们做具体工作的不负责任。’大家含泪听着,默默无言,不久就这样分手了。但是戴并没有忘记多年朝夕相处的同志们,他有个小本本,一直携带在身边,本子上写满每个同志的名字、新的工作单位。闲下来就翻开看看,数一数人数,然后就神情惨淡地喟然长叹‘五年也培养不出一个好编辑’。但他无能为力,只好把小本本再揣进口袋里。”

  这个时常在星空下数人名的老人———戴伯韬,是陶行知先生的高足,一位经历丰富的文化斗士。继叶圣陶之后,他是开创人教社基业的领军人物,此时却无奈而痛心地看着自己的人马星散各地。他也深知,一个民族并不能总处于一个高烧的病态,孩子们在荒原上撒野狂奔之后,一定要回来寻找自己丢失的文明钥匙(我想起梁小斌的那首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他们会回到课堂,他们需要课本。于是,他不顾重病在身,一再上书中央,几经周折,终于迎来人民教育出版社在1979年的重建。

  然后的时间,就和古城里很多园子共同经历过的一样,老园子里,推倒几近颓塌的公主楼(藏书楼),填平了荷花池,拆除了一些破损严重的老式建筑,建起了当时看起来很现代的办公楼、图书馆,添了几栋急缺的职工家属楼,成了它今天的样子。

  就这样,它送走千年一叹……它又成了一个寻常的园子。

  ■历史背景:

  和嘉公主府———京师大学堂———沙滩后街55号:位于景山公园东侧,原景山东街45号,上世纪80年代改此街名至今。明朝曾于此处营建马神庙,为皇家祭祀马神所在。清乾隆年间,于此地建和嘉公主的驸马府,民间习称“和嘉公主府”。1898年戊戌变法后,我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建于公主府旧址。辛亥革命后,更名为北京大学。1918年,北京大学本部从此处迁到沙滩红楼,原址更名为“北大二院”,设理学院。1951年,北京大学举校迁往原燕京大学旧址。原“北大二院”理学院的原址,后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使用。20世纪80年代后,人民教育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在此办公。

  ■名词链接:人民教育出版社

  我国直属于教育部以基础教育教材的研究、编写、出版和发行为主要业务的专职出版社。该社成立于1950年,毛泽东同志亲自题写了社名。建国后,只要是在内地上中小学的孩子,几乎全是看着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课程教材长大的,连教师用书和教辅读物都出自这里,所以提起人民教育出版社,许多人是自己的童年和青春记忆相连接的。

  从1955年至2005年10月,人民教育出版社主要办公地点在东城区沙滩后街55号。

  本期“悠客”出场: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吴海涛   大院是个空间,但有了人的活动,它便被赋予了生命。经历了公主的宅院、学子的圣殿、教科书的摇篮……也经历了祭祀马神的庙堂、荒败的废园、平凡的大杂院……它像个饱经风霜的老人,看淡了尘世的沧桑,气定神闲。但我宁愿相信,在老院子长长的生命吐纳中,一定跳动着一条看不见的脉搏,我不想说这就是所谓的“文脉”,但那跳动的节率,一定会被每一个接近它的有心人所感知、感动。

  自2000年7月我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一直到2005年10月,随单位搬迁到魏公村。那五年,我一直徘徊在沙滩后街55号这个大院里。因为它与老北大的渊源,与我从小熟读的教科书的渊源,我觉得自己与它有着未解的“缘分”。我是学历史的,现在却从事着与地理相关的职业。所以,讲述这样一个有着悠长岁月的空间的故事,我觉得也是自己责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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