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小中府

    七岁以前，我家住在北京中心的中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就在天安门偏西南一点儿。上世纪五十年代那儿曾经是一大片居民区。我家住的那条胡同叫小中府。按照老北京胡同文化的规律，想必在不远处还会有条叫大中府的胡同相对应。多少年之后，我向母亲问起，还真是。那段生活，我因为年纪小，许多事已记不太清，像是年代已久、发了黄的黑白照片，就那么有数儿的几张了。

　　记得我家当时住的是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的宿舍。那院不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进院一溜北房，只住了我家和建筑师梁思静一家。靠东头有个过道儿，是厕所和水房。房子都是日本式的，一间一间打着隔断，很小，都安着木制推拉门。我天天拽着它们玩开火车。后来，我父亲说，见着小日本的东西就憋屈得慌，让人把推拉门全拆了。

　　有两件事我还记得很清楚：一是这院的院门，又高又大又沉。小时，我有一年夏天穿着裤衩，腆着肚子关这门，一不小心把裆里的重要物件让门给挤了，那份儿疼，弄得我爸妈哭笑不得。二是我家屋里后墙那扇临街的小窗户。时冬腊月，赶个晚上九十点钟，“酱———牛肉”、“水———萝卜赛梨———”，一声声熟悉而苍凉的吆喝声，顺着这小窗户缝儿，挡也挡不住地挤进我家。连晚饭都没好好吃、就等这声吆喝的我，穿上棉猴儿就往外跑。卖这两样吃食的其实就一老头儿，戴个三块瓦毡帽，嘴上短髭结着冰碴儿。他右手挎大提篮，里面放的是红红的酱牛肉、嘎嘎的吊炉烧饼；左手提一盏昏黄的马灯；而那青皮水萝卜则放在肩上一个褡裢里。要吃酱牛肉，他给你称好，用油纸再给你托上。末了总问一句，昨儿的好吃吗？你说好吃。他又会笑眯眯地再饶上你一小块。水萝卜是论个儿卖。谁要，他拣个儿大的现切成橘子瓣儿给你。回到家，围着火炉一吃，那叫一个香！那会儿也不懂得晚上还要刷牙。我就整宿带着这香味坠入沉沉的梦乡。

　　小中府的人比别地方的北京人，有个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那就是，天安门城楼和广场就摆在你眼面前儿———雄伟、豁亮。在广场上遛弯儿、放风筝、跳猴皮筋儿、学骑车，任你疯玩儿。

　　那会儿，东西观礼台还没拆。在我们这帮小孩子的眼里，宫墙色的观礼台，台阶梯子似的一层比一层高。我们常在那儿玩。我家玩具多，枪呀刀呀的每人发一件，我就当上了司令，站在观礼台上玩阅兵。不小心掉下来，经常摔得头上是包，那也不怕。春秋时节，孩子们就又都聚在广场上放风筝、放“屁帘儿”。开始我不会放，呼哧带喘地跑个遛够，风筝还是老扛在后脊梁上。胡同里的大爷见了，笑道：“傻小子，顺着风跑，你一辈子也放不起来呀。”我这才如梦方醒。

　　要是逢“五一”、“十一”，小中府的人就更高兴了。那会儿，遇上这俩节，国家都要在天安门广场这地方举行游行阅兵。清晨，小中府的人们早早就挤到了胡同口。虽然那儿也布了警戒，可这并不妨碍大家看。离天安门城楼太近了：踮着脚往城楼上瞧，国家领导人，谁是谁，都瞧得真真的！兴高采烈的游行队伍，也感染着小中府的人们。整天大伙儿的脸上都荡漾着笑容。

　　人们又都特别盼着到晚上。到了晚上好看放礼花。大人站在街门口看，大点儿的孩子们全爬到了树上、房顶上。

　　“嗵———哗———”，“嗵———哗———”

　　就像在你头顶上放。放花就有降落伞。小中府的人们又都盼着刮东风。一刮，小白蘑菇似的降落伞忽忽悠悠，忽忽悠悠，越来越大，就飘到了我们小中府。落房上、挂树上，谁抢到了都是一片欢腾。要知道，用这伞能改一两件不错的绸子衫嘞！

　　到夜深时，胡同口的警戒也松了。胡同里的年轻人就会悄悄钻进广场里参加狂欢。大喇叭里来回播放《歌唱祖国》和“5111765|5222321|”，随着音乐，你能玩到东方泛起鱼肚白。

　　小中府真是块宝地啊！后来天安门广场要扩建，就在小中府那片地方，要建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全国人民代表都要在那儿商议国家大事，您说那儿能不是块宝地吗？从1957年开始，小中府的人们都要搬迁了。那会儿搬迁绝不像现在这么麻烦。小中府的人到底是小中府的人。大伙儿带着这块宝地的福气，乐呵呵地奔向了北京城的四面八方。

　　如今，北京的地图上再也找不到小中府这条胡同了，但是它却永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