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谚中的“四大恒”

    清朝末年北京民间流传着一句谚语：“头戴马聚源，身披瑞蚨祥，脚踏内联升，腰缠‘四大恒’。”意思是戴马聚源的帽子最尊贵，用瑞蚨祥的绸缎做衣服穿在身上最光彩，脚蹬一双内联升鞋店的靴鞋最荣耀，腰中缠着“四大恒”钱庄的银票最富有，有腰缠万贯之意。这句谚语至今尚有流传，常见于报端和电视剧中。另一句谚语是：“四大恒、八大源、二十九家官炉房”也提到了“四大恒”，由于“四大恒”早已衰败，知情人渐少，对“四大恒”常误解是卖腰带的，其实并不奇怪，因为谚语中头上戴的，脚上蹬的，身上穿的都有了，那么腰中缠的肯定是腰带了。

　　“四大恒”是恒利、恒和、恒兴、恒源四大钱庄，是祖籍浙江慈溪董姓人氏于清朝乾隆年间在东四牌楼摆设钱摊，兑换银两铜钱，逐步发展起来，由于资本积累渐丰，遂在东四牌楼附近开设了上述四家钱庄。恒利是主店，位于东四牌楼东大街，恒和号位于东四牌楼北路西，恒兴居于其北的隆福寺胡同东口，恒源号位于东四牌楼东路北。恒和号专司各大官宦富户的存放款业务，恒利、恒源两号专放当商款，恒利号在天津估衣街附设有首饰局，后改称为恒利金店，清末永安堂药店亦为恒利号的产业。恒兴的主要业务是服务于各大商号。由于资金殷厚，为了适应市场需要而发行了“银票”在市场上流通，解决了银两携带不便和安全问题，极大方便了消费。因此“四大恒”声誉大振，风靡全城。董氏家族在东四牌楼三条建宅置院形成了以32号院为核心与31号、33号院相通构成东西向，坐北朝南横向复合型的四合院院落群而定居于东四。到了光绪初年“四大恒”发展到了顶峰。

　　“四大恒”的发展除有其天时之机、地利之势、人和之道的优势外，不乏其独到的经营理念。所谓天时之机是乾隆年间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会，地利之势是选择了东四这块商业宝地（朝阳门、东直门、崇文门是粮食、木材和许多外地商品进京的主要通道，朝阳门附近有许多货栈、仓库带动了金融和商业的发展），人和之道是对内治家有方，对外交往和谐顺畅。“四大恒”的经营理念就体现在四个字号中的“和”、“利”、“源”、“兴”、“恒”五个字中，其中孕育着“和为贵、利为基、兴旺发达、源远流长、永恒于市”的深刻内涵。“四大恒”的经营目的就是要图利、谋利、取利以蓄实力，因此以利为基方能谋求兴旺发达，但必须以义取利，以信取利，以诚取利，以和取利，绝不能有任何欺诈之心与行为才可称是“生财有道”。由诚信积利，事业的规模才能扩大，事业的范围更加广阔，实力的积累又进一步增强了钱庄的信誉，钱庄才能兴旺发达。利源于和，和源于诚信，兴盛源于和与利，和不是一时之和，利不是一地之利，而是眼界宽阔放眼未来，使利源源而至即“源远流长”。“恒”即持之以恒，不能有半点懈怠，真正做到艰苦创业，诚信兴业，进取继业使“四大恒”永恒于市。

　　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攻入直隶，北京城内人心惶惶，持有银票的人都想兑换成银钱造成200多家钱铺倒闭，也有人因钱铺倒闭持票人无法兑换银钱，手中银票成了废纸一张，而“四大恒”却未受到影响。1939年天津大水市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损失惨重，天津恒利金店租船放粮发放食品，赈灾活动受到各界极大关注，并给天津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当时京师钱庄首称四恒号，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者，资本雄厚，市面繁荣萧索与有关系。”又记“凡官宦往来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多倚为泰山之靠”。反映了四大恒在广大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在北京金融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大肆抢掠，“四大恒”遭受灭顶之灾，据史料记载：“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仅四恒的银子就抢了三天，足见银子之多”。事后董姓兑换银票偿还债务后资产所剩无几，虽又惨淡经营十余年终因实力不济四大恒于1910年前后关闭，北京的钱业也一蹶不振。《中国金融简史》是这样描述的：“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沿途烧杀掳掠，京津一带钱庄亦不能幸免，遭到侵略者的大肆抢劫，继以焚烧，库银、房屋、契据荡然无存，北京的300余家钱庄几乎无一幸存，其中最大的四家钱庄，亦称所谓的‘四大恒’现银全被侵略者洗劫一空。从此北京的钱业一蹶不振，中国的金融中心也从北京移到上海。”

　　1909年（宣统二年）大伤元气的董氏家族又遭厄运，清政府借宫中库银不足为由向董氏家族借白银300万两，由内务府出借据答应日后偿还，清政府灭亡此款已无法索回。董氏家族损失贻尽，陷入困境，为了生存只得变卖不动产作为资本，在恒源号的原址上开设了恒利金店，制作并经营金银首饰，并收购了位于东四牌楼东南角下因资金周转不畅，经营陷入困难的永安堂药店。庚子事变后天津口岸开放内外贸易勃兴，市场日趋繁荣，遂于1928年（民国十八年）关闭了北京恒利金店，将资金转移到天津恒利金店同朱姓、周姓的浙江同乡共同合资经营。扩资后的恒利金店又聘请了对天津金店业颇有影响的技艺高超的物华楼金店的高级职员周寅初为经理，专做赤金、纹银首饰、手镯等饰品，大大提高了饰品的质量和档次，日渐使天津金店业提升到一个新水平。不久将店由估衣街迁至日本租界旭街，为了扩大经营又在法租界梨栈中国大戏院旁开设了分店称恒利金店下号（旭街店称上号），制作的金银首饰成色好、重量足、工艺精、物真价实。尤其是包金技术更是高人一筹，包金首饰更受城市中下阶层市民、农民和少数民族的欢迎，成为婚姻嫁娶的必备之物，因此，在经营上颇有起色，每年的分红成为董氏家族的主要经济来源。恒利金店经理周永峰被选为天津总商会会董，说明天津金店业在天津商业中所占的重要地位。1940年前后104家金银首饰业列入天津市最著名商店的只有资本额10万元的200年老店恒利金店和资本额4万元的正阳金店两家。据《天津商会档案全宗》的记载，天津开设最早，而且久盛不衰的金店是恒利金店。

　　解放后金融资产归国家所有，至此恒利金店、老恒利银号依法结束了营业，所余资金全部用来偿还债务和遣散职工。“四大恒”的历史彻底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