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子巷三条21号

     从1934年出生、长大，整整十八年，我一直生活在鞭子巷三条（今崇文区锦绣三条）21号这座四合院里。十八年里的许多故事，如今回忆起来，恍如昨日……

　　住房格局

　　鞭子巷三条是东西走向的胡同，我家在南侧，所以街门坐南朝北。老北京人说：“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来夏不凉。”按说北房最好，但北房临街，走街串巷要饭的、打鼓儿的、敲梆子卖油的、瞎子敲鼓算命的、吹喇叭卖药糖的、拿“唤头”嗡：作响剃头的、吆喝“半空儿多给！”的、卖冰核儿的、打铜碗卖冰激凌、雪花酪的、用“惊闺”叫响儿的磨剪子磨刀的、卖硬面饽饽的、背着满箱铃铛粘扇子的、挑挑子锯盆锯碗锯大缸的、修理雨伞旱伞的、卖臭豆腐酱豆腐的、黑灯瞎火的夜里，还有吆喝“萝卜赛梨哎！”的。这么说吧，只要街上有响儿，院里都听得真真儿的，可一年到头街上就没有没响儿的时候。您想啊，都不来了，人家吃谁去呀？您的日子也就别过了。

　　我爷爷最怕吵，所以和奶奶、娘儿住南房（老北京管比自己父亲小的姑姑叫娘儿），我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住北房。南北房各三间，南房西头另有半间隔扇由娘儿住。北房西头那半间，正好由过道儿隔开做煤屋，这样南北非常对称。前后有俩厕所。东房一半是带大灶的厨房，另一半是佣人（我的贾干妈）住，西房是叔婶住，东西厢房各三间。全家九口人各得其所。西厢房北头山墙挂有“鸿禧”红底黑字斗方竖式木匾，是我舅爷用“馆阁体”所书。“鸿禧”意为洪福，进门见此有“您吉祥”的意思。匾下是木架支着一大瓷盆碧绿的水葱，上下景观十分典雅。这个长方形的独门独院，方圆不足百米，但布局严谨、和谐，住着很舒服。我和娘儿有时在院子南北两头隔空玩“锤子剪子包子”分输赢的划拳迈步，跑得满头大汗。天热了，坐在街门左右两个门枕石上凉快凉快。抬头可见叔爹吴文焕先生用张裕钊魏碑体手书“延陵吴　”红底黑字木牌，可知我家祖上是从浙江延陵迁至北京的。站在门口，从六层台阶下看胡同东西两头尽收眼底。这条胡同像我家这样大小的标准四合院，少说也有十多个。

　　私塾启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我家一拐弯，有一条只有一家四合院的横胡同叫“漏子胡同”。它的南头就是鞭子巷四条。院里的马老师教私塾。招收的男女生坐满了三大间北房。我五岁那年，我娘儿带我去念私塾。还没进门老远就听到朗朗的读书声。进门只见一位白胡子老先生，头已谢顶，经娘儿引见，说：“给马老师鞠躬！”老师笑眯眯地问我：“叫什么名字？”，就对我娘儿说：“他太小，你把他带到里屋跟你在一块儿吧！”里屋全是女生。后来大点儿了就出来和男生在一起了。孔夫子诞辰，老师设牌位烧香，学生放假一天，但要给孔圣人磕头。这天，老师穿长衫，这位美髯公颇具儒学大师风度。马老师到底有多少学问，至今是个谜。

　　马老师也有脾气，但不轻易发怒。一次，我在里屋时吃荸荠，把一个荸荠扔到外屋，恰巧掉到老师脖子里，记得老师穿的是对襟儿白上衣，忽觉冰凉，肯定知道是学生淘气，但不知道是谁扔的，于是大声斥责，用那块硬木醒木敲桌子，书也不讲了，脸都气白了。那次我真吓坏了，从此再不敢“耍骨头”了。

　　在马老师教导下，我从“三、百、千”直读到《论语》、《中庸》、《孟子》，中间还念了《弟子规》、《六言杂字》。私塾只上了两年，因为上了小学，“四书”没能读完。但小学放学以后，有时我还要拿着算盘向马老师学“小九九”及“飞归”。这么多年了，我手里还珍藏着由锦章图书局印行的五彩绘图《铜版四书集注》及上海昌文书局印行的《增批古文观止》两部带套的线装书。书页虽早已发黄易碎，但老师上书时用红笔断文的句逗，依然朱红如初。它是我和我的长辈在私塾四合院里成长的见证。在那里，从描红模子开始，我便和笔墨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真得感念私塾恩师的启蒙教育。它一直让我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指导、陪伴、熏陶下做人做事，所以我这个“老八板儿”老也“跟不上形势”。

　　春夏秋冬

　　夏天的晚上屋里闷热。爷爷一人在南屋廊子下摇扇，享受着月光穿过树影洒下的阴凉。奶奶爱听评书，电台每播王杰魁的《小五义》、赵英坡的《聊斋》是必听的。王杰魁的那几句“八个马蹄儿翻蹄亮掌，马尾（读yi）巴一道线儿儿似（读shi）的，就听啊……呀呀呀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明天接着听。我有时跟奶奶听会儿评书，有时循声在石阶上逮蛐蛐儿、三尾大扎枪。逮一两个放在赵子玉的蛐蛐罐儿里，喂点儿毛豆。赵子玉蛐蛐罐儿是用澄浆泥烧制的，细腻光滑，底有印章，很讲究的。拿个“探子”坐在旁边，听虫儿们那种有节奏的美妙乐曲，天再热也不觉得了。那时候，老的少的在四合院各有自己的生活情趣。

　　我母亲、叔爹、婶妈、娘儿他们喜欢在北半院围坐在炕桌旁说闲话儿，山南海北没准稿子。我知道，这是我们孩子们最盼望的时刻到了———切西瓜！每年西瓜上市，奶奶就带我到东珠市口果子市拉一洋车瓜，那瓜叫“黑鬼子蹦筋儿”，皮深绿色，黄瓤红仔，脆、沙、甜！瓜买回来，先码在南屋地上。切之前，先打一桶井水，把瓜放在“井倍儿凉”水里镇着。南屋廊子下有一口“墨厚成”井，井水冰凉扎手，但不能喝，苦的，只能浇花。（“墨厚成”打井门市部解放前后一直在崇文门外大街营业。）三伏天，院子里空气都烫人。我和叔爹便压两桶井水，撒开了往石榴树上泼，地上水汪汪一片阴凉，顿时暑气全消。北京一年中秋天最舒服。可惜秋天太短，“西风乍起，黄叶飘零……”一首悲秋的歌儿没唱完就过了。

　　冬天的小院特别冷。1945年、1946年连续两年下大雪。房上顺着瓦檐结着长长的冰锥，玻璃也结了厚厚的冰花。早起一出门，雪没脚脖子。再一飕白毛旋风，小院就是一个独立的冰雪世界。我们把雪扫在一起堆雪人儿。拿两个煤球做眼睛，用纸糊一个鼻子，再用红纸剪一个嘴。太阳不出来，这个雪人能展出三四天。

　　祭灶过年

　　在我印象里，日本投降、父亲回归，加上过年，国事家事，喜事连连。老北京从年根儿以后一般要过三个节：祭灶、旧历年、正月十五灯节（又称“元宵节”）。我家也一样，您想，这仨节都挤在这十几天里，它怎不热闹啊！

　　祭灶，就是祭祀灶神。这个习俗源远流长，汉朝就有了。开始叫“夏祭”，汉以后改为“腊祭”。民间多以腊月廿三这天为祭灶日。宋·刘克庄有诗言：“谁能却学痴儿女，深夜潜烧祭灶香。”实际上祭的是灶王爷。因为“灶者，火之主，人之所以自养也。”灶王爷是火神，当然应该在有火灶的厨房供奉。我家特意在厨房支起一个灶龛，请一张彩色灶王爷像贴上。像前摆上扛子糖、关东糖和糖瓜儿等，请灶王爷吃，这就是“廿三，糖瓜儿沾。”这些糖俗称“小糖子”，是糖稀熬的，成形以后特硬，但热的时候能拉很长的丝，又黏又甜，目的就是往灶王爷嘴上抹蜜，让他高兴，请他“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下界保平安。”可见，祭灶的本意就是图个吉利。

　　腊月廿三离大年三十只有七天，祭灶是过小年，过了小年迎大年，出来进去买年货，家家就跟“走马灯”似的。

　　1945年这一年是日本投降以后的第一个旧历年，一提过年，简直乐得撒欢儿。小年一过，奶奶、娘儿、母亲、婶妈便开始发面蒸馒头，那年蒸了一缸。（那口缸现在我还用着，但不放馒头了。）娘儿把六根火柴捆在一起，或用一根筷子头儿蘸上红色（“色”读shai），在每个馒头中间点个红点儿，这个小红点立刻增加了过年的喜庆气氛。这些馒头要凉透了才放在缸里。为什么要蒸这么多呢？民间传统里是从正月初一开始，人人不准动刀剪，说“那是凶器”。菜刀不能动，菜就不能做了。所以年前奶奶做了很多肉皮冻豆腐，还有肉丁炒酱瓜儿，再激一坛子酸菜，泡两瓶子腊八醋，就算齐了。年前后那些天除馒头上屉馏一馏，菜一般就吃凉的。此外，还糗豆馅、蒸豆包，做年糕，母亲还会做非常好吃的“驴打滚儿”。总之变七八法儿在吃上打主意。也难说，一年不就这么一回嘛！

　　最有意思的是三十晚上那顿饺子。有一个习俗是把一个“钢镚儿”包在一个饺子里。说是谁吃到它，谁来年走运有福气。为了讨爷爷高兴，把这枚饺子做个记号，保证让爷爷吃上。我们谁都不争这点“福气”。老爷子的脸一年都“阴天”，吃到这个饺子才“放睛”。

　　三十晚上的重头戏是祭祖。首先是把锡拉家伙老早都拾翻出来，经过擦拭，香炉、蜡扦各就各位。供尖（即塔形蜜供）、茶点摆好，这一切都在“悬影”面前展现。至此一切就绪，已经掌灯了。远近的鞭炮声更是炸了窝，“二踢子”、“麻雷子”或轮番轰炸，或混成一团。敲门“送财神爷的”也来凑热闹儿。吃完这顿饺子，祭祖开始。一家人都到南屋，所有的灯都打开。当院摆一火盆，准备烧纸。娘儿早把糊好的金银锭（箔纸）元宝分串放在火盆里点着，火苗带着纸屑升天，请祖先的在天之灵享受子孙孝顺的“财宝”。烧纸时，爷爷把一杯白水象征美酒向火盆泼去，请祖先喝酒。然后转身回屋点蜡烧香。爷爷不断旋转着香，香便均匀燃烧，最后插入香炉正中，这时堂屋已是烟雾缭绕。爷爷上完香，全家老少按辈分挨个给祖宗磕头，再按辈分晚辈给长辈磕头。这时，奶奶对大家祝福说：“得了，一年都顺顺当当的！”祭祖告一段落。您听，送财神爷的又来了！“财神爷”不过是一纸画像。侯宝林说：“就他妈这么个玩艺儿———八毛！”所以我家从来没“请”过。

　　过元宵节

　　我家过这个节要做两件事：一是自制花灯；一是摇元宵、蒸年糕、做驴打滚儿。我娘儿会做花灯。买来灯花纸以后，裁成小方块，叠成一个个带座的灯捻，滴上菜油码在北屋廊子上。晚饭后，娘儿把灯花挨个点着，顿时几十盏花灯大放光明，把北半院照得喜气洋洋。

　　叔爹则在白天就做好了山楂白糖元宵馅，放在大屉上晾起来。我有时犯馋偷吃一两个，但不能让大人看见。摇元宵的工具很简单：一把笊篱、一个小笸箩、一盆清水。摇的程序与街上专业的做法毫无二致，而且现摇现煮，比卖的好吃，很糯又不“挂里儿”，这是叔爹的绝活儿。　　蒸年糕、做驴打滚儿是母亲的拿手戏。年糕约有两个寓意：一个是“糕”与“高”谐音，年糕就意味年年增高；“年”又与“粘”谐音，取其家人关系极其亲密之用意，都是吉利的意思。做驴打滚儿也不复杂。将黄豆面炒熟，江米面合好蒸熟，红糖（或黑糖）用熟面与糖桂花兑好。蒸熟的粘面擀成片，撒上红糖，卷成长卷，最后撒上豆面，切成小段，口味绝不比外面卖的差。叔爹与母亲做小吃的全过程均亲眼所见，我虽没做过，但我相信能做。

　　北平和平解放不久，我娘儿第一个参加了革命，进入了“华北大学”，随校南下了。毕业前，我和妹妹都入了团。在鞭子巷三条21号这座四合院里，最先走出了三个革命者。为了西屋出租，叔婶搬出去住了。这座住过四代人的四合院终于在1951年卖掉了。爷爷奶奶带我们搬到了如今叔叔一家和我的儿女现住的崇文区草厂三条32号只有一面朝阳的北房的长条小院。那是隔壁一座大四合院的跨院。从此我们和四合院的缘分尽了。

　　最近，我带着长孙去看我的旧居。令我们失望和不解的是街门被一溜红砖封了个严严实实。拐弯到漏子胡同，原刁家临街的西墙中间豁开一个洞，开了个小卖部。对面的私塾还在，但那座四合院内只见私搭乱建的各个小棚，把那原本很有规格、十分文雅的学堂圣地，挤得侧身都难以进入。朗朗的读书声和马老师一起永远地消失了！当年活泼爱笑的二师姐，如今以85岁高龄住在一个养老院里。

　　我知道，世事沧桑，人生无常，无力回天。才50多年，这俩四合院就消失得这么快，我惊叹！回家的路上，刚才看到的四合院变得模糊了，但我心中的四合院却越发地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