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芽胡同的故事

    老友春芳在圣诞节的问候中,对我说,现在北京的老胡同,老四合院越来越少了,年轻人大都不知道四合院是怎样的感受,真应该写一写。我说:“那你为何不写?”“我又没住过四合院。”一句话,电话线这头的我没词儿了。

　　因缘际会，我这个广州出生的娃娃，从迁京到离国，一口气在四合院住了小三十年，从未挪窝。当我带着两个美国出生的儿子回来的时候，十岁上下的孩子，极不情愿地跟着我在故宫走来走去，他们不明白我苦苦地在看什么，紧紧地在空气里抓什么，只是皱着眉：“皇帝要这么多破房子干什么?”如今他们的脚步忙碌地穿梭在华尔街职场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我多么希望有一天，他们可以用理性的、探索的眼光追寻母国的文化，脚步奔走在有丰厚文化底蕴的胡同里。志于此，我努力勾出久远的记忆，向逝去的老北京邻居们，向渐渐消失的四合院致意。

　　北京晚报编辑部“四合院”周刊部：

　　我得悉征文消息，这是一件好事。过往的生活，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我住美国二十五年，早入籍，现在医生诊所工作，周末在教会学校教中文，我眷恋着北京，遂堆砌文字，请指正。四张老照片和文稿我将邮寄贵报地址。顺致

　　敬意

　　杨敏君于美国纽约2006.2.8

　　四合安居

　　1951年春末夏初，我们一家从广州乘火车来到北京，父亲被派到刚组建不久的交通部工作，我们就拖儿带女，大包小包迁来了。刚到北京，我们就住进东城月芽胡同的一所院落。月芽胡同南北走向，连结五条和六条。胡同很短，地图都不标。

　　这是一所中型四合院，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地基特意填高，分外、中、里三层院落。外院中院质地马虎，但是里院正房高大，挺唬人。大门开在院子西南角，暗红厚重的大门，油漆斑驳，一进门的门洞有一间房大小，房顶彩绘图案。出门洞就是外院，一溜西房五间，是仆人住的，顶头西北角盖有车房。穿过道，为中院，一溜南房五间，花砖墁地，据说是原主人的花房或书房。在中院和里院之间隔一道花墙，正中为垂花门，两侧各嵌一镂花窗，隔着镂花窗，隐约看得到里院的气派，而这道花墙和里院的东西厢房南端连结封口。

　　进了垂花门，就是里院，也是这所宅院的灵魂。正房五间，三明两暗，两暗是指东西两个套间，在山墙开门，和正房相连。东西厢房各三间，在东西厢房和北房套间相连处，各有一间耳房，单独开门，整个院子都有超手游廊连结。

　　奇的是，这不是一幢标准的老式四合院，在北房五间的后面，还都对应的盖有五间倒厦，一式的开着朝北的南窗，面对着院子最北边的围墙，从外表根本看不出，这北房进深如许，暗藏玄机。原来，北房后的倒厦，是房主人别出心裁的设计，他们安置了一个大卫生间，内有搪瓷澡盆，抽水马桶，洗脸池，在主人卧房，也设计了一小卫生间，仅少一浴缸而已。按现代人眼光，也够标准。其余几间倒厦，分别为卧室、储藏室。我家刚搬进来的头两年，住东厢房，后来调整，搬进北房，连倒厦共占七间，厨浴俱全，大门一关，比一个大单元楼房还舒服。

　　站在高台阶上端详，四四方方的院子也很宽敞，西南、东南角植两株杏树，西北、东北角，植两棵海棠。中央为下水道，整个院子砌满大方砖，又干净又安静。

　　老邻居

　　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搬到这所院落。原来的房主人姓刘，因为历史问题，偌大房产，全部没收，仅留下北房靠西两间，一明一暗，一家居住。刘家夫妇，均受过高等教育，尤其女主人，学音乐出身，弹得一手好钢琴，气质高贵。他们的几个儿子，个个通晓音律，不是大提琴，就是小提琴，一有闲暇，便凑在一起排练，还常有人以琴会友，活像开室内音乐会，煞是热闹。在我少小的记忆中，这里人少房子多。比我们更早住进来的，是人称王大姨的烟台人，居中院南房。她也是最早印证我们一家南蛮子形象的人。像祥林嫂一样，都隔了几十年,还唠叨：“你们搬进来时，这么点儿，光着脚丫，问你们吃了吗?也听不懂，光会笑。”王大姨手脚勤快，洗涮不停，极爱干净，棉活儿做得特好。可有一条，嘴不停唠叨，如果哪一天听不到她唠叨，喝斥孩子，那就是生病了，这时，母亲就会敲敲门，进去问：“又哪里不舒服？”

　　不知过了多久，政府陆续安排人住进我们的四合院。搬进西厢三间的是常爷爷一家。家里的摆设凸显老北京特点，迎面堂屋置一长条几案，上面摆老座钟，大瓷瓶，接下来是八仙桌，太师椅。常爷爷做了一辈子钳工，退休了还爱敲敲打打，修个盆，种种花。常奶奶则每天早上，必先沏壶酽茶，抽袋烟，然后坐到院子里择菜。常奶奶还很喜欢给我和妹妹扎小辫。常家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三是工人，老二是京剧演员，常家二叔若不演出，早晨醒来，就会站在西南角的杏树下，咿咿啊啊吊嗓子，还哼戏文，每逢这时，我们就隔着玻璃窗偷看。

　　搬到南房花厅，和我们北屋遥遥相对的，是山东人崔大妈。崔大爷是工人，老实木讷，崔大妈是小脚女人，据说在家乡还参加过妇救会呢，虽无文化，但为人公正，看问题分明，理所当然的荣任大院的组长和治保主任。

　　我们这几家是四合院的基本户，除我家最后搬走，他们都没有动，一直到逝世。他们是睦邻，是长辈，是我从孩提到成年生活中的一部分。

　　四合悠悠

　　我们慢慢开始习惯北京的生活了，那恼人的黄沙天气，好像也渐渐淡化了。好比刚开始骑车，经常掉链，待自己会装链子，车轮就转得很自在。

　　父亲的机关在东四炒面胡同，骑车上班，母亲的医院在北新桥，乘车往返，姐姐哥哥白天上学，四合院成了我和妹妹的乐土。这时候，特有的，带着奇怪调门儿的各种吆喝声便此一声彼一声飘荡起来。最常听见的是磨刀吆喝声。只见一位老汉，肩扛一张四脚长凳，长凳一头固定着很大一块磨刀石，左手甩着一串铁片，一进胡同就喊：“磨剪子哩———抢菜刀———”倘若我们这时正睡午觉，顿觉大赦一般，忙不迭推推外婆：“磨刀来了。”于是各家不约而同涌出，手拿菜刀、剪刀，还有劈柴的斧头，那老汉一边接活儿，一边快活地拉家常。

　　还记得有一种挑担子的货郎，常到胡同里转，他的挑子里盛着乡下新鲜鸡蛋，小米绿豆等等。混熟了，下次便径直走到我家门口，把担子撂在走廊，把我们要的食品直接送上，临走，外婆还会送些旧衣旧鞋，货郎千恩万谢，不忘再约。

　　日子平静地流逝，院子人口渐多。东南角的杏树死了，可是西南的那棵，在常爷爷的精心伺候下，繁花累累，不久青绿小杏就缀满枝头。而此时归属西厢房的院落，姹紫嫣红，常爷爷搭起楼梯形花架，大小花盆排列有序，四大盆石榴火红火红地垂着。老人警告小毛孩：“不许偷。”他说的是石榴，也指的是就要成熟的杏子。可是，金澄澄的杏子，把孩子们的魂儿都引走了。好不容易等到一天，两三个大人爬上树干，拼命地摇，我们欢乐地端来脸盆，叫着，跳着，在地上捡。哇，满满三大盆，数数全院，大小十户，一家一碗，都由小孩儿送去，这时是全院最齐心和谐的时候，有感谢，有温柔，有欢笑。

　　隔壁钟先生家，大枣儿甜极了，可他家日日柴门紧闭，就算敲开也不好意思去打枣呀。怎么办？我家的后院围墙，紧接钟家厨房，他们院落地势低，我们只要爬半层房就行了。拣了钟太午睡时间，哥哥大胆爬到人家厨房屋顶上，刚站定，还没摘几个枣子，就听钟太在北屋喊：“我那屋顶都踩漏啦。”

　　经风雨

　　时光忽悠，政局多变，平静的四合院也要天天跟着报纸走了。打麻雀，兴奋；炼钢铁，刺激；大字报，新鲜。有一天，当中学音乐老师的舅婆送来四只小绒鸡，她说这是名种“澳洲黑”，个儿大，会下蛋，果不其然，在困难年代，“澳洲黑”为我们立下汗马功劳。

　　这几只小黑鸡很能吃，一大碗玉米面拌菜叶帮子，风卷残云，一天喂三次。我每天下课第一件事，就是切鸡菜。暑假里，我们从乡下人手里买田鸡吃,肠肠肚肚全煮进鸡食，那小鸡一天一个疯长，一年过去，四只小鸡个个重四五斤，人人称奇。更高兴的是，母鸡开始轮流下蛋，大大的个子，淡淡的褐色，每捡一个，妹妹都标上数字。11……21……31，只要听到：“又一个蛋。”的呼声,全家兴奋好一阵。于是父亲郑重决定给功臣母鸡盖房。地点在北房走廊台阶下面，面积如书桌般大小，用竹子搭一个四四方方鸡窝，下垫沙土，开活动门，上盖旧竹帘，既遮阳，又挡风，鸡窝旁种着葡萄藤，夏日的葡叶遮去骄阳，“澳洲黑”在土里懒洋洋打滚，邻家小孩把这里当成动物园，有事没事就蹲着看。有一天，我忘了给鸡放水碗，生把一只“澳洲黑”渴死，为此，我和妹妹伤心地哭了。

　　1963年，1964年来了，国家从灾难中缓过气来，我们也渐渐长大了。姐姐和哥哥考上清华，我和妹妹考上女二中，父母亲身体显见丰满结实，一家人生活得挺有劲儿。

　　这年清明节，父亲率先声明，他请了一位行家来给葡萄剪枝，今年的葡萄架搭新的，大竹竿他已买好了。雀跃中我们七手八脚把葡萄藤挖出来。谁知行家说要多施底肥，到哪儿去找底肥呢？有了。父亲找来一个空铁罐，穿进三根铁丝，用一根木棍挑着,让我到公厕去捞大粪。天哪！我硬着头皮捞回几桶，街坊老邻看着直笑，父亲则夸什么：“手是脏的，思想是干净的。”入夏，我们可劲儿浇水，墨绿色葡叶尽情地伸展在高大的藤架上，碎银似的阳光则在棚架下闪耀，双方在角力比赛。老街坊们喜欢端个小板凳，凑在葡架下聊天，顺手做活儿，或是摘韭菜什么的。晚饭后，母亲会催促我们出来乘凉，于是，便一人搬一张凳，坐在架下。有时我们搭一张行军床，躺在繁星下，听着温馨粤语，朦胧睡意悄悄袭来，这时母亲便说：“回房睡。”

　　转眼，一嘟噜一嘟噜的翡翠变成紫水晶了，晨曦中，粒粒染霜，犹如沾上一层白糖粉。好新鲜的葡萄呀！八月中剪葡萄，像当年分杏一样，父亲把串串果实均分十份，让我们挨家挨户送上，大妈大婶知道这是我们的辛苦，客气不收，但父亲坚送，他告诉我们：“这就是做人。”

　　永远的四合院

　　建国以后，人口膨胀失控，而新增的居住面积杯水车薪，寻一间房难于上青天，老邻居们三代同堂，却只能挤在二十年前的面积里，而自“文革”始，一家搬出，三家迁入，厢房变成了号子房，在生存的本能下，不向荒山要粮，不向院子要房，又能如何呢？

　　于是，小厨房就像蘑菇一样从地皮上冒起，越演越烈，一家比一家盖得大，什么角落里的树，阶前的花，一概浮夸，可怜我们推车进院，犹如走进欧洲内陆，到处是边界。

　　房子还是那个房子，但是超手游廊不见了，包进了各家内室，四合精髓全无，斜梁颓柱失修，1976年唐山狠狠一震，大门倾裂，整个院子险象环生。不是不修，国家拿不出钱来修，呜呼！我儿时的乐土，彻底垮了，沦为了大杂院。

　　在高大明亮的楼房面前，在暖气煤气的优势面前，曾经风韵无限的四合院，就像衣衫褴褛的老妇，无法招架青春少女的挑战。美丽的四合院，离开了经济实力的依托和行政权力的护维，是很难单独存在于北京的大环境中了。终于，在难舍的邻里情分下，我们撤离了四合院。

　　此后，我每次从美国回京，都要绕一绕月芽胡同，看望我的邻里长辈，搜寻儿时痕迹，眼看她满目疮痍，日甚一日，心中五味杂陈。

　　行文至此，我心中响起了刘欢伤感的歌声：“弯弯的月亮———我的心充满惆怅———只为今天的村庄，还唱着过去的歌谣———你那弯弯的忧伤———穿透了我的胸膛。”

　　走遍了千山万水，看尽了欧美风情，阅华宅无数，但在我心里，那空中传来幽幽笛子声的，春风拂着嫩柳丝的，游廊下坐着大妈择韭菜的，让我像小兔子一样窜回来的安详的四合院，却是无可取代的。

　　四合院，你是我心中的一块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