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京和平门开通命名始末

    旧北京内城有9个城门，外城有7个城门，和平门却不在此之数。和平门位于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但在80年前，却根本没有和平门这个城门。

　　此处当时由南至北，有新、旧帘子，半壁街，中街，松树胡同。城外是护城河，护城河南就是厂甸。所以无论城内外，经商办事你不绕正阳门，就绕宣武门，极不方便，尤其在内城想去琉璃厂、东方饭店等，无不大绕其弯。特别是春节厂甸庙会期间，商贩和老百姓们极不方便。曾读《鲁迅日记》知鲁迅在癸丑年（1913年）厂甸庙会期间，共去7次，都是绕行。我略统计，1913年除6月至8月近2个月鲁迅离京，共至琉璃厂28次。当年鲁迅上班、居家好在都位于宣武门外，并不太远。最大的不便还是商家摊贩，住在外城还好说，如果住内城，每天送货摆摊，更是麻烦，无形中每天要走不少冤枉路。因此，老百姓和商家们一直都盼着开个城门。

　　在封建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袁世凯统治时期，曾有人提及在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开辟城门，报到袁世凯处，袁先是同意。但前门一带商人惟恐人们不再绕行前门影响生意，遂散布舆论说北京是帝王之都，随意开凿城门会致“王气”泄露。袁世凯本人极迷信，恰又筹划称帝，便将此事否决。

　　直到1924年冯玉祥讨伐张勋复辟回京，有商会代表民意提及开城门之事，冯玉祥欣然同意。当时是段祺瑞执政，名义上须报请他核准。冯玉祥遂将此事交与京畿警备司令兼北京市政督办鹿钟麟办理。大概是因鹿钟麟曾率20名手枪队员逼溥仪“移宫”，办事精明麻利（当时警察总监张璧问他办此事需多少军警？鹿答曰：“军警各20名就够了），加上开城门亦属市政督办分内之事，所以才将此事交与他。鹿钟麟走马上任后，经过测量、拆迁（拆迁费还是冯玉祥同财政部争吵后才获准拨款的），才正式动工，当时无机械，一切须人搬车推。当时冯玉祥的部队号称“不扰民”，恐怕不便征用民夫，只能动用军队。于是经冯玉祥同意，调动自己的部队（鹿的本职是国民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一砖一石热火朝天地动工拆墙。据当时报纸记载：鹿钟麟经常亲临工地指挥，有时还挥镐动锨。有位摄影记者听说，大感兴趣，专门前来寻觅。但是当时冯玉祥部队高级将领与士兵一样，皆穿灰布军装，左臂均佩“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臂章。这位记者好不容易找到他，刚举起照相机，鹿钟麟便一言不发扔镐而去。这段新闻当时引起很多北京人的兴趣。

　　但依鹿钟麟的为人处事，如此低调，却与他平时一贯行事不符。鹿虽行伍出身（清末投身北洋陆军第二镇为下级军佐），但口才甚好，一直受到冯玉祥的赏识与重用。“移宫”事件就是一个佐证。鹿钟麟奉冯玉祥之命驱逐溥仪出紫禁城，并送他到北府（即北京什刹海醇亲王府），他与溥仪握手时问：“溥仪先生，你今后是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平民？”当听到溥仪回答：“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平民”（这未必是真心话），鹿即教育他说：“现在是中华民国，同时还有个皇帝称号是不合理的，今后应该以公民的身份好好为国效力”（见溥仪《我的前半生》169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可见鹿的对答不仅得体而有分寸，也颇见水平。而据《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载当事人所见，当时内务府大臣绍英谴责鹿钟麟说：“你不是故相鹿传霖的一家吗？为什么这样逼迫我们？”还说：“我大清入关以来，宽宏为政，没有对不起百姓的事，况优待条件尚在，怎么能够这样办呢？”鹿说：“你这是替清室说话。可是，满清入关以后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老百姓是永远忘不了的。况且张勋复辟，颠覆民国，优待条件早为清室所毁弃。当时全国军民一致要求严惩复辟祸首，到现在还是一个悬案。最近摄政内阁成立，各方又纷纷提出惩办复辟祸首的要求，群情愤激，就要直接采取不利于清室的行动……”（见该书第115页），晓以大义，软中有硬，绍英当时便哑口无言。由此亦可见鹿的口才，但鹿钟麟何以在挖和平门城门时竟对记者一言不发，并不借此时机宣扬冯军“不扰民”、“真爱民”的宗旨，继而展示演讲口才，确实令人费解。

　　城门开好（说是城门，并无城台、门楼，只是于城垣挖出门洞），部队又在护城河上筑起石桥一座，以方便商旅、百姓往来。但不久奉系入关，张作霖进京当执政大元帅。此时新开城门尚未取名，经请禀“大帅”认可，取名“兴华门”，寓奉系得胜、张为大帅、中华兴盛之意。当时特请名气很大的天津正楷大书法家华世奎（字壁臣）写就，华氏写的一笔好颜体，在天津写就送至北京刻石，填涂朱漆，嵌于城门之上。当时很多人来看匾都称赞不已。为什么找华世奎写？华氏是津门望族，清朝遗老，官至内阁阁丞，当年隆裕太后的退位诏书便是华世奎所写。而且，因为他名气大，上世纪20年代天津商店的牌匾，均出其手。尤为轰动一时的是1928年他为天津劝业场所写匾额，不仅每字大三尺余，更因笔法苍劲气势雄伟，而为劝业场增色不少。更令人传诵的是，该劝业场经理高星桥为礼请华氏，润笔之资高达500银洋，每字百元。按当年天津市场时价，可购高级面粉250袋！据说京津商业题匾者，润笔无出其右。华氏名满津门，但为北京商号题匾却绝少，所以当时华氏之匾悬挂之后，很多北京人都认为势雄谨严，很切合首善之区城门的气势。

　　另有一种说法，本来欲请清末甲辰科翰林、浙江籍的书法家邵章（字伯炯）书写，因为辛亥革命后，北京城门均重新书写，都是请邵章所书。和平门建成，本拟仍请邵氏书写，但因他不在北京，故征人题额，但均以难追邵氏气势而作罢。袁世凯想到华世奎，专聘其入京题额（见《津门忆旧》第二集）。这条记载不确，因当时是张作霖执政，袁世凯早已死了。况且华世奎以遗老自居，坚决反对袁氏称帝，当年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徐世昌应邀赴京，华世奎曾对徐云：“你不当负清拥袁。”冯玉祥驱逐溥仪，华世奎也极为不满。溥仪离京赴津住张园，他常去“恭请圣安”，如此一位辫子留到死的遗老，因而他绝不可能拍袁世凯的马屁去应景。至于润笔多少，并无记载，但我想大概不如天津劝业场多，否则早就轰动一时了。

　　但华世奎的匾悬挂时间不长，忽有好事者向张作霖进言：李大钊之女名星（音同兴）华，城门取名“兴华”，岂非为李大钊作了纪念？出身草莽的张作霖闻言大吃一惊，因他进京后刚刚杀害了李大钊等国、共两党人士多人，便立即下令改名。本来取名“兴华门”便是拍马屁之举，秘书、幕僚们反复商议，最后由张圈定“和平门”，取“中正和平”寓意。定名之后，因不好再找华世奎写匾，方又费周折找到恰好回京的邵章，原匾凿下，新匾嵌上，从此再无改过。以后拆除城墙，城门自然没有了。但是人们仍然称这里为和平门。因为开了这个门，也产生了几个新地名，开城门后同时开了一段马路。因此离中南海新华门不远，故命名为新华街，原来门里的旧帘子胡同被北新华街隔断，故此分别称为东、西旧帘子胡同。别的胡同也是因此缘故都改成了东、西。当然，南、北新华街却因此而接通。后来城市改建，桥、河都没有了，门更是荡然无存，但至今还是保留了这个地名。

　　不可否认，和平门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厂甸商业区的繁华做出了贡献。因为开了和平门，拓宽了新华街一带，厂甸成了琉璃厂四通八达的中心。摊贩可以一直延伸到南新华街两侧。据估计，北京当时人口不足200万，厂甸庙会半月之内，游客可达数十万人次。因为开城门为当时的北京商旅和老百姓出行大行其便，所以当时北京的商会业和老百姓都对冯玉祥有好感（当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冯玉祥与别的军阀不一样，能约束部下不扰民）。和平门由此成为当时重要交通之地，另外，城门内侧原有一道已干涸的明渠，城门开辟之后，明渠亦改为暗沟，随之修筑了道路。1927年北京增加电车线路（原只有四条），由崇文门至和平门为6路单轨电车。

　　附带提及，除了和平门，过去北京内外城还有三个新开的城门，而且地名一直沿用至今。一是新华门，1913年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就任第一任大总统，定中南海为大总统府所在地，特于西长安街建坐北朝南总统府正门，后因地制宜将原皇城城墙宝月楼开成大门。因皇城原大清门改为“中华门”，故总统府正门定名为“新华门”。原北京外城正东、西无城门，日寇侵占北平期间，于1939年开辟两处城门，东面称为“启明门”，西面名为“长安门”。日寇投降后，当时的北平市政府为纪念抗战胜利，将此二门重新命名为“建国门”与“复兴门”。现在城门早已不存，但两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北京新开的四座城门唯一仅存的是新华门，也已历经90余年沧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