淹没在崇文门内社区的古迹

■京城最大的基督教堂———亚斯立堂
　　最近，国务院作出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这是一个好消息。其实，关注文化遗产，完全可以从我们自己身边做起。

　　■形成于明代初期的“京城东南角”

　　由崇文门路口东行，经过那处很有名气的“三角地”，可以看到横亘于马路北侧的一长段正在修复的残破城墙，那就是著名的明城墙遗址。

　　我们都知道，北京作为都城，经历了辽、金、元、明、清数个朝代。元代修建大都城，其南城墙位于现在的长安街一线，由长安街向南的地域，在那时是属于“城外”的。直到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决定都城自南京北迁，开始营建京城，将原先的北部城墙南缩了五里，南侧城墙移至如今的前三门大街一线。至此，现在的“崇内社区”才被圈进了城里，居于北京城的东南角，明代属于“明时坊”的地界，清代归正蓝旗，民国时是内一区。

　　崇内社区面积不大，位于崇文门内、北京火车站西侧，辖区内共有13条胡同。旧时这一带河道纵横，沟壑甚多，因此街巷名称多与“水”有关，像“船板胡同”、“后沟胡同”、“镇江胡同”、“鲜鱼巷”等等。北京胡同的得名多与周边环境或人物、事件有关，有时还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比如有条“姚铸锅胡同”，想必是住过一位姓姚的铸锅匠人；后来改成了“治国胡同”，气派也未免太大了些！还有一条“巴巴胡同”，拿小孩儿的便便给胡同起名，实在不太严肃，所以后来改成了“八宝胡同”，听上去一本正经，若略加联想，却又让人忍俊不禁。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带地形环境变化非常大。1959年建设北京站的时候，拆除了许多建筑；1965年开始修筑地铁，形成北京站西街；后来，又拆了崇文门……有的胡同消失了，有的胡同被一截两段，形成眼下这显得有些凌乱的格局。

　　■这里曾是大清邮政总局，还曾有北京最小的邮政博物馆，可惜现在关闭了

　　与八宝胡同相连的，有一条小报房胡同，值得特别一提。

　　从崇文门内大街进入这条胡同的西口，迎面就是一排很不起眼儿的平房，很难想像，倒退整整100年，这里是大清邮政总局的所在地。1907年，邮政总局迁往东长安街，这里便成了分局，当时胡同口还立着一个牌坊，上书“大清邮政分局”一排大字，看上去威风得很呢！邮局俗称“报房”，由此也可以推测，胡同的名称———“小报房”，应当产生于邮局成立之后，那历史相对短了点儿。

　　不过，这排平房作为邮局，存在的时间相当之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是邮政营业处、邮政支局和邮电所；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普通民宅；直到20世纪90年代，有关部门对它进行了修复，建为“北京邮政博物馆”。

　　这也许是北京城里最小的博物馆了，平房三间，只有靠南面的一间半作为展室。展室虽小，却系统显现了中国悠久的邮政历史。从秦汉时期的驿使、驿站直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现代邮政事业，既有难得一见的历史照片，也有珍贵的邮政文物。而这三间平房本身，就是京都百年邮政史的缩影。游人来此不仅可以参观展室，还可选购与邮政历史有关的图书资料及邮品。

　　我曾在那里购得一份颇有特色的博物馆“简介”，是纪念封的形式。封面正中有红色底框，像传统的中式信封；左上角是这博物馆的图案，如同一枚邮票；还有标准的邮戳，日期是1997年2月19日，那是博物馆正式开馆的日子；封底是“古代驿使图”，古色古香。封内除图片及文字说明外，还有两枚以中国邮政事业为题材的邮票，极有收藏价值。

　　展室旁边的那间屋子本来是对外营业的邮电所。博物馆虽小，却功能齐全，既营业又展出，别有味道。可惜由于近年业务量下降营业额太少，邮电所被迫关闭，后来连博物馆也停办了，这真是一件让人惋惜的事情。
　　■老胡同中留下众多名人足迹，明朝大臣杨慎，近代鲁迅、冯玉祥都在此住过

　　崇内社区涉及的这片地区，就成为城区的时间而言，应算作“不前不后”———比元大都晚些，又比明代北京南部城区早些，说来也有五六百年了。仔细搜寻，会发现许多名人留下的足迹。

　　比如明朝大臣杨慎，是正德六年的状元，于1488年出生于这里的孝顺牌胡同———后来改名为“晓顺胡同”，由于西段拆迁，如今只剩下两个门牌号，可算是“最短的胡同”之一了。许多人也许不知道杨慎的名字，但提起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插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应是妇孺皆知，那“歌词”写于五百年前，作者便是这位杨慎。词牌名为《临江仙》，被罗贯中用作小说《三国演义》的开篇词。

　　在近代名人中，首先应当提到鲁迅。鲁迅牙齿不好，经常到八宝胡同内一所日本医生开设的伊东牙医院就诊。伊东的医术不错，后来鲁迅还带母亲到这里治疗过牙病。

　　此外，1917年夏天，鲁迅曾在这里的船板胡同住过一个星期。7天的时间看似很短，却有十分复杂的历史背景。准确地说，当时还没有“鲁迅”，只有周树人。当时他在教育部供职，住城南绍兴会馆。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为抗议复辟活动，周树人愤而辞职。后来段祺瑞出兵“讨逆”，战火顿起。周树人在7月7日的日记中记述道：“……同二弟移居东城船板胡同新华旅馆……”以避战乱。由于“觅食甚难”，甚至断炊，所幸老朋友齐寿山在不远处的镇江胡同开有一家粮食店，方可“得一餐”。周树人1912年随教育部来京，只因教育部薪水丰厚而自己家庭负担颇重才不得不从事那很不喜欢的工作。那些年，国事纷乱，前途渺茫，他始终陷于苦闷的情绪中，张勋复辟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由此而断然辞职，说明他已不甘于沉寂。一年后，在朋友的劝导下，他奋笔写出《狂人日记》，并署名“鲁迅”，就此成为一代文豪。

　　在这船板胡同里，还曾住过一位重要人物———“基督将军”冯玉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曾在原船板胡同21、22号（老门牌）居住，后来将这所宅院分给他的兄长冯基道，当时的户口簿上登记的是冯基道及其家人的名字。老宅早已拆除，原

　　址现在是一座简陋的楼房。

　　早在民国初年，冯玉祥就经常到这一带来。与船板胡同相交的后沟胡同有一座基督教堂，它对冯玉祥的人生产生过极大影响。

　　■京城最大的基督教堂———亚斯立堂

　　冯玉祥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到了民国元年，我在北京平则门旧火药库驻防，有一次朋友约我到崇文门内一座耶稣堂听讲……留给我很好的印象。从此，我有空即去听讲，渐渐发生了兴味。”这座教堂，就是有名的“亚斯立堂”。不久，冯玉祥在这里由牧师刘芳施以洗礼，成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部下的官兵一律入教，有一次共有5000余名官兵同时受洗，由于人数太多，竟需要十几位牧师施洗。冯玉祥从而被称为“基督将军”。

　　1923年，冯玉祥的妻子病故，经人介绍，认识了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总干事李德全，二人一见钟情。据说，李德全曾问冯玉祥：“你怎么会喜欢我的呢？”冯玉祥说：“我看你天真率直。”接着他又反问她为何愿意嫁给自己，李德全笑答：“上帝怕你不为民做事，派我来监督你的。”1924年3月，他们按照基督教礼仪举行了婚礼，证婚人仍然是亚斯立堂的刘芳牧师。

　　亚斯立堂也称“北京基督教会崇文门堂”，始建于1870年，是美国卫理公会（美以美会）在北京地区所建的首座礼拜堂。为了纪念美以美会第一位奉赴南美洲传教的主教，而以其名字为教堂命名。
　　1870年美以美会在北京最早的会址，就在前面提到的晓顺胡同内。最早建成的亚斯立堂原在崇文门外，后来迁到后沟胡同，1882年进行了扩建。1900年庚子事变，亚斯立堂被焚毁。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美以美会逼迫清政府拨款重建亚斯立堂，并趁机强占土地民房，据说被迫搬迁的居民就达900多户。新教堂于1904年春建成，也就是现在的这座礼拜堂。同时，还盖了许多其他建筑，包括学校、医院、办公楼和传教士住宅等等，使这一带几乎成为美以美会的专属区。这些建筑基本保留至今。比如后沟胡同南口有个十分醒目的“红房子招待所”，原先便是教会的房产；马路对面有个院子，院门不大，里面却十分宽敞，散布着一些形态各异的小洋楼，多是当年传教士的住宅。

　　西方文化的进入，往往会在不知不觉间与当地文化产生相互的影响。像那亚斯立堂主楼檐部，居然使用了中式的“万”字图案；而镇江胡同29号原是北京神学院院长和教授的住宅，有一个标准的中式“广亮大门”，而里面豁然开阔，居然有四个独立的小院，正房都是两层小楼，上面却是中式屋顶，看去倒也协调。

　　■汇文中学最初是教堂附设的蒙学馆

　　西洋文化在这一带的表现，除了亚斯立堂，还有一些著名的医院和学校。

　　比如同仁医院，由美以美会创办于1869年，最初的院址就在晓顺胡同。还有创办于1873年的妇婴医院，原在后沟胡同，后并入同仁医院。

　　在亚斯立堂旁边的125中学，其前身是1872年由美以美会创建的“京都慕贞女书院”，后来几易其名。它是中国最早的女子中学之一，第一届毕业生只有3人。

　　原先在船板胡同的汇文中学，始建于1871年，原是教堂附设的蒙学馆，后来发展为汇文大学堂，1918年与华北协和大学合并成立燕京大学，原校址留给了汇文中学和汇文小学。1959年因修建北京站，汇文中学迁至崇文区培新街，而汇文小学则改名为丁香小学，仍在丁香胡同原址。

　　按照传统观点，外国教会在中国开办学校的初衷，是企图通过传播西方文化以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但是，大批教会学校在中国努力了几十年，培育出了许多人才，真正继承殖民文化衣钵的寥寥无几，大多数反倒成为激进的爱国主义者或彻底的革命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嘲弄。

　　比如，汇文中学的学生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五四运动那天，是最早赶到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之一；1926年段祺瑞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制造了“三一八”惨案，汇文中学有两名学生不幸牺牲；1935年“一二九”运动，汇文中学是积极的参加者；在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汇文中学是最早罢课的学校……

　　多年以来，这些学校培养了大量杰出的人才。如中国工程院院士胡亚美、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颖，均毕业自慕贞女校；而革命烈士彭雪枫、“佩剑将军”张克侠、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考古学家贾兰坡、国学大师启功、“两弹”元勋王大衍等等，都是汇文中学或汇文小学的学生。还要特别提出的是，著名的“故事爷爷”孙敬修，早年在美以美会的“成美馆”读书，后来到汇文小学教书，自1932年开始通过电台广播给小朋友讲故事，一讲就是半个多世纪，有些人家的祖孙三代都是听着孙敬修的故事长大的，这真是个奇迹！

　　要说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这一带还有许多带“洋味儿”的地方，像银行、洋行、饭店等等。那挺有名的“法国面包房”的经理，其实是希腊人；而“巴黎饭店”的老板原是天津人，妻子则是德国人，实属“中西结合”。还有那镇江胡同，早年可算是“新闻媒体街”，1904年创办的《北京报》社址就在这里，1907年改名为《北京日报》；民国初年，《北京白话报》、《北京午报》、《北京夕报》、《燕京报》、《文艺杂志》等报刊的印刷业务，都由《北京日报》的印刷所承担，可见其实力之雄厚；另外，后来的《北平日报》、《国民新报》、《游艺报》等报社，也在附近……
　　其实，上面所涉及的那些史实，许多内容取自眼下正在西镇江胡同里举办的一个小型展览———“崇内社区今昔图片展”。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前去一看。

　　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腐朽的清王朝的国门，两种文明的碰撞在北京留下了无数无法磨灭的痕迹。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地区，很有一些代表性。正如北京市档案馆的王兰顺先生所说：中西文化交融，是这一带最突出的特色，这也是一种“文化遗产”。

　　简单而言，“文化遗产”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指那些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另一种是“物质文化遗产”，即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我们所说的“文物”不仅是可以观赏和触摸的实体，还包括它所依附的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乃至周边环境所形成的“原生态”氛围。离开了这些，所谓的“文物”便只剩下一个毫无生气的躯壳，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背景链接

　　刚刚过去的2005年，是中国申报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组织的第二十个年头，中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数量已经居世界第三位，达到了31个,其中有22处文化遗产、4处自然遗产、4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1处文化景观。此外，还有4项“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在那22项世界文化遗产中，北京便有6项，即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颐和园、天坛和明皇家陵寝。

　　要想取得“世界遗产”的资格是不太容易的，需要有严格的申报和审批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