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钟寺移置永乐大钟应为雍正十一年

    大钟寺，位于今北三环西路，本名为觉生寺，建自清代雍正十一年（1733年）。由于寺内悬有一口明代永乐年间铸造的著名大钟（重达46吨且镌刻汉梵文23万字佛经），因而俗称大钟寺，并沿用至今，1985年辟为古钟博物馆。

    大钟寺的这口永乐大钟，原悬于南长河北岸的万寿寺，那么它究竟是何时移置到觉生寺（大钟寺）的？目前并行三种说法。一是说乾隆十六年移万寿寺永乐大钟于城北觉生寺。此论最先见之于乾隆朝后期成书的《宸垣识略》，民国时期的《旧都文物略》等书籍多用此说。二是说乾隆八年奉旨将万寿寺明永乐大钟移置觉生寺。此说始自乾隆《日下旧闻考》，近年著述包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史料介绍多沿此论。三是说雍正十一年奉旨移永乐大钟于觉生寺。持此说的主要有20世纪后叶成书的《中国名胜词典》和《中国古钟史话》，《辞海》一书初版原说是乾隆十六年移来的，1999年再版时则改称雍正十一年移钟于此，但均未列所本史据。

    据笔者目前所见史料看，原万寿寺的明代永乐大钟，既不是乾隆十六年也不是乾隆八年而是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时就已移悬于觉生寺（大钟寺）内。首先，乾隆皇帝弘历于乾隆八年二月、十一年三月曾先后题咏“觉生寺大钟”和“觉生寺大钟歌用沈德潜韵”二诗（见《乾隆御制诗》初集卷十三、卷三十一），诗句云：“乔松偃盖假山古，杰阁巍巍独据中。洪钟在悬洵伟观，……中宏外耸何隆隆。”这清楚地表明乾隆八年时永乐大钟已在觉生寺，《宸垣识略》所云乾隆十六年移钟于此寺显属讹误。其次，笔者认定万寿寺永乐大钟为雍正十一年移安觉生寺的史料依据有下列三条：

     一，雍正皇帝御制《觉生寺碑文》谓：觉生寺“经始于雍正十一年正月，告成于十二年冬”。另据清内务府雍正十一年四月十六日《移钟奏折》记载，庄亲王允禄为移安万寿寺钟事奏称：“觉生寺在京城之乾方，在圆明园之巳方，钟之体属金，若移安觉生寺后甚为合宜。……觉生寺殿宇五层，后阁属土，若在阁后另建一层安设此钟，取金土相生之意，甚属妥协。如蒙皇上谕允，臣等会同苏和纳，将阁后悬钟一层另绘图呈览。谨奏。奉旨：依议。钦此。”这就是说，在觉生寺破土动工之初，雍正皇帝即已批准将万寿寺的永乐大钟移安于此。永乐大钟重达46吨，按当时的搬运吊装条件看，移安此钟必在修建庙殿之前，不可能在雍正皇帝决定移钟并已建成觉生寺9年之后才于乾隆八年（1743年）完成移置。

    二，乾隆《御制诗文全集》中弘历为皇子时成文的《乐善堂全集定本》载有一首古体诗，名为“觉生寺大钟”。诗句云：“洪钟二丈高，其围乃数倍。隆栋系旋虫，含光耀精彩。摩挲古质想，前朝精镌表。里龙蛇高标，题岁月去如。海空馀钜响，振云霄即今。……层楼重建梵王家，仿佛诸天散雨花。一声击撞狮子吼，沙界同音演法华。”诗之末句并注曰：“钟上有全部法华经文。”此诗收在《乐善堂全集》十九卷，当为弘历在雍正十一年或十二年时所咏。这可是个权威性史料，说明万寿寺的永乐大钟确已在雍正年间移悬于觉生寺内。

    三，乾隆朝后期成书的《日下旧闻考》称觉生寺内的永乐大钟为“乾隆八年皇上命移置兹寺”。这是钦命大臣于敏中等人记述当朝之事，该书又冠以“钦定”字样，按理说应为信史。但实际上《日下旧闻考》的错讹之处并不鲜见。就在《日下旧闻考》第九十九卷“觉生寺”一条的“臣等谨按”中，先说是“觉生寺御制诗始见于乾隆十二年”，紧接着却又“增”录了乾隆八年御制“觉生寺大钟”和乾隆十一年御制“觉生寺大钟歌用沈德潜韵”两首诗。这说明，即使对《日下旧闻考》这样的官定志书，也要以史实为据敢于去伪存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