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兵马司胡同

    因为工作的原因，几乎每天都要走进北京西城区兵马司胡同，每天清晨伴着晨光走进这条已经有些面目全非的古老的胡同，那些遛早的老人、那些为生计奔波的商贩、那些匆匆而过的行人……光影交错的兵马司胡同，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

　　 西城区的兵马司胡同是与砖塔胡同首尾一致，并且平行的胡同。南面是丰盛胡同和辟才胡同，北侧是大院胡同、羊肉胡同。再北是阜成门内大街。胡同中目前还有若干四合院存在，更多的是诸如国家档案局的宿舍楼、联合大学的分校、中国法学会等单位的存在，将胡同装饰得有些现代化的色彩。漫步在这条古老的胡同，清幽与娟秀相伴，古老的槐树与灰色的墙壁，让我们恍然于古老与现实之中。在胡同的西面，由于道路改造，基本都拆迁了，以前那些曾经感到亲切的居民，如今已经难以寻找踪迹。明朝末年，笑笑生写了《金瓶梅词话》，此书对后来的世俗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部书中，作者引用了许多当年流行的俗语、谚语、歇后语，其中有“兵马司倒了墙———贼走了”一语，形象地反映了明代北京的一些史实，细究起来，倒十分有意思。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条胡同的内涵越来越熟悉起来。

　　号称兵马司 并无一兵一马

　　对北京城市行使像在外府、县那样的管理机构，主要是五城兵马司。北京兵马指挥司始设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后虑京师地大人众，一兵马司巡察不周，于永乐七年（1409年）设为东城、西城、南城、北城、中城五兵马指挥司。每个兵马司均为独立机构，各设指挥1人，副指挥4人。五城正副兵马既各司一城，一城之中，又各司一坊，作为基层组织首领的总甲也是向属兵马，不受县官约束。明清年间，北京的东西南北中五城皆设有兵马司，外城也设有兵马司。《明史·职官志》称：兵马司“指挥巡捕盗贼，疏理街道、沟渠及囚犯，火禁之事，凡京城内外，各划境而分领之。”五城兵马司“职专防察奸宄，禁捕贼盗，疏通沟渠，巡视风火，其责颇重”，管理街道、沟渠是其主要职责之一。明万历八年规定，“凡五城兵马，掌京城内外街道、沟渠，各奉札付，分坊管理，每二年，申呈更调。”清朝顺治元年（1644年）沿袭明制，设官与明代同。明代的兵马司隶属于兵部。清代的兵马司隶属于都察院。据说，兵马司初设时，街区凡有水火盗贼及人家细故争执，皆可一呼即应。救火、巡夜，清廉为政，不取分文，但是到后来，日久弊生，始而捕盗，继而讳盗，终且取资于盗，同盗合污，不得人心。光绪十六年（1890年）就有大臣向皇帝禀奏，“京城地面，捕务不力，请饬整顿。”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撤销五城兵马司，成立工巡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又撤销工巡局，成立巡警部。北京设置警察总厅和内外城警察厅。此为北京警察设置之始。至宣统末年，北京设置派出所，当时内城有204个派出所，外城有136个派出所。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六）中记：“京师有兵马司，专理捕盗及斗殴等事。”“兵马司”制，起源于元世祖至元九年，金代称“警巡院”。《元史·世祖本纪》中记，元世祖忽必烈曾改“千户所”为“大都路兵马司都指挥使”，下设南、北二兵马司，“掌捕盗贼羁押案犯事宜。”“兵马司”相当于唐朝的“长安捕贼官”，也相当于今日的“公安局”。所谓“其权任尚在巡城科道之下，号称兵马司，并无一兵一马。即以治安职责而论，上有步军统领，绝非区区五城兵马司所得过问。”毛泽东女儿李敏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过兵马司胡同：1964年，我们搬到了兵马司胡同的一所普通民居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生活。我们过去都到大食堂吃饭，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像工农子弟从小磨炼。一如俗话所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而我们所欠缺的，恰恰就是实践。最初的日子确实不容易。除做饭以外，还有持家、孩子的教育和抚养等，得学会一个钱掰两半花……把孩子安顿好，我就动手自己学习生炉子做饭了。开头，木柴和煤搁不好，熏得满眼泪水，一屋是烟；做饭吧，也真不知道多少米该放多少水，不是做成了夹生饭，就是做成了糊糊的粥饭；蒸馒头就更不好把握，不是面发酵时间短了，就是过了，蒸出来的馒头发不起来，个小小的，一点儿也不松软。父亲不光看着眼前，他从长计议，让孩子接触生活，接触群众，将来才能自立于社会，靠着他这棵“大树”生活的日子是不能长久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渐渐成为记忆的兵马司小学

　　　 兵马司胡同西口的兵马司小学东边有个能仁胡同（原来叫能仁寺），胡同里的孩子们基本上都在兵马司小学上学。这里过去可能一是官宦府第，但是查不到是谁在这里居住过。其次从院里种的树木多松柏来看，也可能是庙宇，因学校的北墙紧邻着能仁寺，这能仁寺可是正宗的大庙，“文革”前庙里还住着老道。大门朝南，门两侧有高大的槐树，门口高台阶两边各有一块上马石。大门的门槛很高，小孩子进出时要高抬腿，门槛两边还有一对石刻的狮子。进得大门迎面一块影壁墙，原来有龙凤之类的雕刻，后被抹平，白墙上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进院后向左拐下几层台阶是一个很大的空场，西边是一面院墙，墙的靠北一点有个月亮门，北边是一间很高大的正房，大概有100多平方米，屋内铺着地板，这是一间教室。正房两侧各有间耳房，是老师的办公室。南边是几间厢房，靠大门的是传达室，其余的先是当做老师宿舍和办公室，后来学生多了就改成教室了。院里一水儿的青砖铺地平平整整，北房前面有几棵松柏树，好像还有架藤萝。从月亮门往西进又是一座院落，院里种满了松树、柏树，这院里的正房大小跟前院的差不多，只是矮了一些，由于满院里树木的遮盖，北房和西房的室内都有些阴暗，再往西就是大操场了，操场外是赵登禹路和政协礼堂。早年操场是黄土地，操场的北边有个水泥砌的高台，开全校大会的时候那是主席台，上课间操的时候体育老师在那儿领操。大操场的北边是音乐教室和学校的仓库，往东又是两进院落，有教室、图书室、食堂，最北边还有个小操场。整个学校的布局显四方形，占地大约有1万平方米左右，在六七个院落和夹道里大概有20多间教室，教室基本上都是老式房子，高大宽敞，只有东北角的几间房是后来新盖的。学校的各个院里种满了树，主要是松树、柏树、杨树，也有几棵枣树和葡萄散落其中。学校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盖了楼房，大部分老房都拆了，这几年城市改造，把整个学校都拆了，能仁寺也拆了，现在那里只有一片工地废墟，惟有凭着几棵老树来辨别旧日的教室和庙宇。临街的地方开了一家涮羊肉的餐馆———“能仁居”，很受老百姓喜欢，当年的兵马司小学已经成为这家餐馆的停车场了，物是人非，也许那些曾经能够打动我们的记忆，已经渐渐远去了。

　　中国最早的科学机构旧址兵马司9号

　 北京西城兵马司胡同9号，历经飘摇，是留存的中国最早的科学机构旧址。那是1916年初，西北风横扫小胡同的时候，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一部分搬到了这里(另一部分在丰盛胡同3号，现兵马司胡同6号)，所长是丁文江。兵马司9号离繁华的西四牌楼不远，闹中取静。它占地4亩零8厘，有三座靠募捐建的小楼。兵马司9号一个六七十人的单位，就走出了24位院士。院子里还有“地质调查所沁园燃料研究室”、“土壤研究室”等石匾。碑刻、匾额和纪念碑显示它的主人古风淳厚，古韵犹存。这些刻石在一个院子里如此地集中，实属罕见。80多年后的今天看去，不知身在何世。有的匾额早已被水泥粗暴地覆盖，有的碑刻不知去向，仅存老照片留下那一掠墨痕。正是这些无言的刻石，构成了一组科学文物遗存。它们像树木的年轮一样，记录了民国社会前期地质调查所艰难地谋求发展、它的领导者殚精竭虑扩展事业规模的层层烟雨以及杰出的中外学者的历史功绩。它们彰显了我们民族的科学历史，是中国乃至世界科学史的一道奇观。上世纪20年代末，丁文江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如可以安安稳稳住在北京，而且地质调查所依然存在，可以利用，我或许可以专心研究几年。否则没有法子了。你要知道，我的研究，非有相当的设备和相当的技术人员帮忙，是不能做的。要是离开了图书馆和试验室，再没有葛利普同他的学生来帮我鉴定化石，绘图员给我绘图，绝对无法子着手。图书馆一层的会议室里更是群英荟萃，留下了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学者酝酿“仿照伦敦地质学会的样子，办个团体。”1922年初，拥有26名创立会员的中国地质学会在兵马司9号图书馆成立，并长期在这里组织学术报告会。学会早年的活动也有不少轻松的形式，如丁文江的好友胡适和赵元任就在这里的联欢会上说过英文相声。两位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名流在一批同样具有留学背景的学者面前捧逗自如，数落中国式英语的尴尬和窘态，引起阵阵笑声。1927年2月9日，由所长翁文灏任副会长的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在这里成立。学会聚集了跨部门的中国冶金、采矿冶金和地质行业的学者。他们笃信实业救国，并身体力行。学会疏通了一脉活水，对推动科技进步、活跃学术园地起了积极的作用。1951年，在副理事长陈立夫、胡博渊等学者的倡议下，矿冶工程学会在台北复会。2004年6月，台湾矿冶工程学会学员藉来京开会之机，专程到兵马司9号寻根。老秘书长带着他们，沿着楼前的空地慢慢地走，并不断弯腰致敬。李四光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当所长后，到北平时也会来参加地质学会的活动。据参加会议的院士晚年回忆，李四光在学术讨论中有时讲一些过激的言辞，总是翁文灏出来阻止。地质学界的李翁之争或许由此已隐隐出现了。办公楼内酝酿的大事之一，就是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周口店最早的发掘是1921年由外国学者进行的。随着地质调查所的加入，1927年开始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同年，李捷和瑞典古脊椎动物学家布林在周口店发现猿人的下臼齿。经加拿大学者步达生鉴定，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后正式改为“北京猿人”。1929年，在翁文灏、丁文江、步达生和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等学者的积极运作下，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成立，主要从事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震惊世界。周口店的轰动早已烟消云散，“北京人”头盖骨也不知所终。周口店遗址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世界文化遗产，发掘、研究和保护工作延续至今。新生代研究室也变换为今天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兵马司9号早已改为15号了。但我们还是习惯它几十年前的老称呼。兵马司9号是旧中国地质研究的象征。它是一段记忆，一部蒙受历史风尘的鸿篇。如今，它成了居民大杂院，表面观之尚可，里面却杂乱壅塞不堪。偶尔黄叶卷来几个落寞的史学者，指点叹息一番。地质博物馆潘江说，早在1959年，时任馆长的高振西就提出，不应该把兵马司9号用作招待所。不料这处旧址每况愈下，又成了大杂院。兵马司9号的保护工作速度与其破坏性使用、火灾隐患严重的现状极不相称，到下决心解决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