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丰客栈

     北京解放前夕，我和姐姐从老家回到北京上小学，与父亲生活在一起。我的父亲在同丰客栈做店员，我们就住在这个客栈里。

    同丰客栈在崇文门外东花市大街靠近西口的路南，离羊市口不远，当年老门牌为120号。这个地方现已拆除，位置大约是在东花市大街花市枣苑小区的大门那里。早年的羊市口现已扩建为北花市大街。我们读书的惜阴小学就在西花市大街东口一带，也改建了。

    这个客栈是一座普通的两进四合院，坐南朝北，临街三间瓦房，中间辟为过道和大门，外墙没有窗子，但两面墙上各写着“同丰”和“客栈”四个大字算是招牌。这个四合院与普通居民大院唯一的不同，就是有一个店员负责打扫卫生，收发传呼，收缴费用，替房东处理各种杂事，这也就是我父亲的工作了。同丰客栈居住的大多是长期租户，许多是在京城谋生的手艺人。由于都是客栈的“上帝”，我父亲则对住户一律尊称“先生”。清晨，他要早早地打开那两扇陈旧的大门，晚上把它关好再插上大木闩。重重的门轴在摩擦时发出的沉闷声音，是我早上起床和晚上睡觉的信号，那种饱经沧桑的声音，至今难忘。

    从大门可以一直看到里院，所以将一个木制影壁放在前院靠后的地方，算是对后院的一点遮挡了。这样前院的空间也相对开阔一些，在东西厢房之间拉了几条铁丝，可以晾晒衣被。院中有自来水和电灯，当时这可是同丰客栈的“先进”之处，使住在这里的人颇为自豪。

    大门洞的西侧一间就是“门房”了，这间房子把南向的檐廊扩展进来，室内南北就稍长一些，在中间打了一个隔断，外间靠窗下放一张桌子，我父亲就在这里“办公”，我们也在这里做功课。里间算是我们一家的卧室。

    门洞东侧的一间，结构与西侧相同，租户姓李，是做筛子的，大家叫他“筛子李”。里间居住，外间做活儿，夏天也在院子里或门道里做活儿。西厢房三小间，是一个姓许的绢花业主租用，并不居住，作为库房和临时休息的地方。东厢房三小间，是一位姓陈的人租住。

    前院的南房，原本也是三间，中间也被打开作为通道。通道西侧是一家收旧货的买卖人，东侧是一家做零售绢花生意的。后院东西狭长，面积不及前院的三分之一，一排南房也是三间。东头一间住着一对年轻夫妇，男主人是位小学老师。中间的一室，住着前院姓许的雇用做绢花的四个工人。西边的一间是房东自己留用的，很少开启。

    筛子李，30多岁，瘦高的个子，清癯的脸上有两道浓重的眉毛，胡子拉碴的，少言寡语，常年俯身做筛子，已经驼背了，一副未老先衰的模样。他的夫人与他正好相反，个子不高，眉清目秀，有点胖，胸总是挺得高高的，两口子应了北方一句谚语：“抬头婆姨低头汉”。夫人喜欢说话，从大门道过往的人她都主动打招呼，有她的声音飘在前院，使这个沉闷的院子有了一些生气。筛子李做各种筛子和竹制品，在大门道里和他的窗外堆着各种各样的竹料，在院中靠近他家窗子放一个大缸，一半埋在地下，里面盛着水，用来浸泡竹片成料，以便用锋利的刀把它们片成需要的厚薄和宽窄。剥好的又薄又细的竹皮仍放进水缸浸泡，编制起来就不易折断。筛子李是一个地道的手艺人，活儿做得漂亮，编出的筛子，孔眼匀实，既结实又好看，销路很好。我很佩服筛子李，他干活的时候我就静静地坐在旁边看。他的手很巧，有一次，用竹子做了一管笛子，做好后贴上竹膜，还吹奏了一支曲子，之后就送给了我，我一直保存到上中学，当宝贝似的。

    这个客栈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小孩子，听我父亲说，许多住户的孩子都在乡下，在这里干活挣钱，顾不上照看他们。也许是思念自己的孩子，筛子李两口子在见到我和姐姐后非常高兴，特别是女主人总是和我们俩说东道西的。

    原本我们住在“门房”的里间，靠北墙搭了一个通铺。后来东家要增加收入，就把通铺改搭两张床，一张给我父亲用，一张出租。这样，我和姐姐就被安排在后院中间屋里的阁楼上睡觉。

    新搭的那张床，倒体现了客栈的本义，很快就有一些零星客人临时租住。记得有一个年轻的雕漆匠人来住过，个头不高，随身只带着一个小包袱，里面是几把雕刀和磨刀石及一两个待雕刻的漆胎器。他干活时也很简单，坐在床上就可以雕刻。雕刻时也不必在漆胎体上勾画花纹，而是直接行刀，如果雕的是个花瓶，他就从瓶口雕起，从上往下推移一次完成，熟练得让人惊叹，只见手中的刀前后左右地摆动，漆渣一个劲儿地往下掉，那些层次分明的花纹清晰地出现在花瓶上。我父亲问他从哪里学得技术的，他说是在“青山居”。他常放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混碗饭吃！混碗饭吃！”

    我和姐姐两人住到后院，便和那四个绢花手艺工人生活在一起了。房间里一大半是土炕，白天把铺盖卷起来，摆上小桌就是工作间。右侧有一个小木梯，我们就从它爬上阁楼去睡觉。这四个年轻人在一起每天都充满了笑声，年纪大一些的姓苏，大约30岁，另三个是他的徒弟。老苏很随和幽默，三个学徒都管他叫“老苏”，不叫“师傅”，可见关系很融洽。他们把白色的绢裁成一尺见方，上浆晾干，再将几十张摞起来压平压实，然后用各种不同形状的刀具，冲刻出各种各样的花瓣儿、叶片，再把这些花瓣儿叶片用不同的模具压成凹形、波纹形或其他需要的形状，之后再染色。花托是在一根铁丝的顶端上用绢包住纸团根据不同花种做成各种形状，铁丝上再缠绕上绿色的纸。糨糊是用江米面调制的，非常黏。最后的工序是将花瓣儿从花托的中心依次粘起，加上叶子，一朵花就做成了。在他们的“社会”里，技术等级是很明确的，老苏做粘花瓣儿的活儿，大一点的徒弟学着做，小一点的加工叶子，但最后老苏都要加以整理。最苦的是那个小徒弟，也就是十五六岁，只能打糨糊，为大家做饭洗衣服。小徒弟也很开朗，嘻嘻哈哈的。大冬天在院子里洗衣服，手冻得僵疼，就一边跳一边甩着手大叫：“冻死我啦！”

    我和姐姐晚上睡在他们的阁楼上，有时睡不着就在上面趴在枕头上看他们干活，说笑。我姐姐手巧，有时也动手粘上一枝花，经老苏“修改”一下，居然还可以鱼目混珠。

    院中那位收旧货的人，老北京管他们叫做“打鼓的”，因为他们手中拿着一面直径只有四五厘米的小鼓，再用一根一尺见长富有弹性的小竹棍敲打，别看这么小的一面鼓，敲打出的声音却达很远，行走在胡同里敲打，住在院子里的人们很远就可以听到，想卖东西的人家就会提早到门口等候交易。他早上出门时，穿一件长衫，夹一个包袱皮儿，下晚儿回来，常常会背一个鼓鼓的大包进门。妻子每天要把他收来的旧衣物清洗熨烫收拾平整。两口子做买卖的高潮要算是晚上了。

    每当华灯初上的时候，东、西花市大街就成了最热闹的夜市，西边到崇外大街，东边到小市口，马路两边卖什么的都有，东花市以卖旧衣物的摊位居多，能够拉上电线的就架起了电灯，没有电源的地方就挂起了汽灯或电石灯，虽然算不得灯火通明，可是热闹气氛相当感人。同丰客栈门前也被摊位挡得水泄不通，我们院里的这位“打鼓的”，天一黑就在门前搭起摊位，从门房里拉出了电线，挂起了电灯，比那些远来的客商要神气多了。

    晚上，各个摊位叫卖声此起彼伏，丰富多彩，持续很长时间。卖衣物的商人把各种衣服整齐地摆成一摞，叫卖时，就一件一件地往旁边翻着放，每拿起一件就要介绍它的样式、质量、价格，把这一摞介绍完，再翻回来重新介绍一遍，如此反复进行。于是每个商人都有自己编的顺口溜和音调套路，五花八门各不相同。他们不管摊位前有没有人看，都是一个劲儿地一边翻一边吆喝，吸引顾客。逢到这个时候，我会在摊位后面串来串去看热闹，听到很有意思的叫卖“歌声”，便站在其身后听上一阵儿。这种叫卖在传统相声里有过表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相声里说“让两毛，让一毛，干脆甭给钱……”那么有趣的事我没见到过，是“艺术加工”的东西。讨价还价是必然的，都是小本买卖，发不了大财，也赔不起。

     毕竟不是以普通居民为主的大杂院，同丰客栈里所有的人，每天都在忙碌，日未出而作，日落不得息，彼此间很少走动、聊天，连女人们都不串门。除了过年歇一两天，互相拜个年，平日里难得清闲。

    看上去最“清闲”的要算是东厢房那位带眼镜的陈先生了，50多岁，独身一人。他的房间是从不让院里人进入的，我有时从门缝看到室内陈设比院子里其他人家好多了。人们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我父亲只说他是个“知识分子”。全院只有他订了一份报纸，他与我父亲的“交道”，就是推开自家的门，向着门房处喊道：“杨先生，报纸来了吗？”他所以这样称呼我的父亲，是因为过春节时客栈里所有的对联都是我父亲写的，觉得不能太小看了这个店员。一旦报纸到了，我父亲总是赶紧送去：“陈先生，您的报纸到啦。”只见门开一道缝报纸接进去，连个谢字也不说就关上了。有时也有人来探望他，或是一些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来访，屋里有了一些谈笑声，平时死气沉沉的东厢房突然活了起来，让在院中干活的“筛子李”很是吃惊地用手指一指东屋，一副惊奇的样子。

     北京和平解放后，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丰客栈的房客们陆续散去。筛子李两口子最后也回乡下了。1949年共和国成立前夕，公家收购了这所四合院。父亲便带着我们搬到了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