淹没在繁华都市的历史遗株

宣武门外的老故事

■制图/嘟嘟

■松筠庵大门

■沈家本故居大门

■枕碧楼

■从胡同中看谏草亭外景

鹿璐
　　岁月更迭，这些曾经轰动一时的历史，被岁月湮没在了繁华的都市中，那些不寻常的街巷，已成为北京城阅尽岁月沧桑的纹路。

　　【历史背景】

　　到了清代，宣武门外逐渐发展了起来。清军进入北京城后，即在内城圈地安置八旗军队，顺治元年（1644年）即正式提出“京都兵民分城居住”。顺治五年（1648年）又颁布谕令“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北京城形成了“兵民分置、满汉分治”的局面。因此所有汉人无论官职高低、贫富贵贱均居住在外城。有些汉族官员为了上朝方便，大多愿意选择居住在离内城较近的地方，这就使得宣武门外地区逐渐发展了起来。

　　促成宣武门外发展起来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科举考试。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又是顺天府衙署所在地。每逢子、午、卯、酉年，顺天府乡试在北京举行。每逢丑、辰、未、戌年，全国会试也在北京举行。

　　宣武门外的SOGO商厦是北京著名的引领时尚潮流的地方。但是不知您是否注意到在SOGO商场的西面与它仅一街之隔的地方，坐落着几条平常而略显土气的街巷，它们与SOGO的热闹时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仿若是来自于两个不同的世界……

　　宣武门为北京内城南面西侧之门，元时称顺承门。明定都北京后，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将城墙向南拓扩，正统四年（1439年），重新修了城楼、瓮城、城濠及桥闸，并把城门改名宣武门。历经明、清至今仍用此名。宣武门城门及城墙于20世纪60年代拆除。宣武门城门外护城河亦同时改为暗河。

　　宣武门门楼以西原设有一水关，城内雨水与污水可沿明濠顺此排入南护城河。据史料记载，在明朝时期宣武门外就有凉水河，明正统五年（1440年）六月，天雨连绵，宣武门街西的河流决堤，与街东的河流汇合，两条河水泛滥，淹没了岸边的民居。实际在明朝以前宣武门西一带河流交汇，杂草丛生，人口较少，一直是军队驻扎之所。

　　那时全国从西面和南面来应试的举子，从永定河、卢沟桥经广安门到宣武门，进入内城，因此宣武门成为他们进入内城最近的处所。再加上汉人居住在外城的政策，这些举子们大都会在宣武门附近找处所居住，因此宣武门外这片地区会馆林立。

　　在宣武门外，从校场口胡同到上斜街的几条胡同内，就云集了几十家会馆。由于各地士子云集，使得这一带成为晚清时期京城内思想较为活跃的地方。著名的“公车上书”就发生在这里。这里还曾经是清末民初一些重要政治事件的策源地。在达智桥胡同、金井胡同、上斜街这三条毗邻的胡同中还出现了数位影响了历史的重要人物。

　　■达智桥胡同12号在中国近代史课本上留有一席之地的名字———松筠庵

　　清朝以前达智桥胡同所在地本不是胡同，仅是一条河沟。这条河沟由西向东流淌，与从宣武门向南流的河沟汇合在一起，在两沟汇合处建有一座小桥。清初时这里曾经驻扎着满蒙的骑兵，因当时的汉人将蒙古人称为“鞑子”，附近居民就将此桥称为“鞑子桥”。这一地区也就叫了鞑子桥。后来河沟被填平形成了胡同，胡同也因桥得名为“鞑子桥胡同”。1912年后胡同名雅化为“达智桥”。

　　达智桥胡同的12号就是有名的松筠庵。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名人都与此地有关，一位是明朝敢说敢为的铮铮忠臣，做过北京城隍爷的杨椒山，另一位就是清末领导了戊戌变法的康有为。

　　松筠庵的第一位主人就是明朝忠臣杨椒山。杨椒山名继盛，字仲芳，号椒山，河北容城人。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杨椒山举家迁入了位于现在达智桥胡同12号的宅院。杨椒山生性耿直，嫉恶如仇。先因反对仇鸾同俺答妥协而被贬职，复被起用后，又因弹劾奸臣严嵩十大罪状，而遭诬陷下狱，狱中三载受尽酷刑。
　　据《明史》记载，他受刑前有人送他蚺蛇胆，用以镇痛、壮胆。杨椒山拒而不受，说，“椒山自有胆，何蚺蛇为！”受刑后他身受重伤，深夜醒来他摔碎瓷碗，用碎瓷片亲手割掉身上的腐肉和连着的筋络。为其掌灯的狱卒，平日里施酷刑无数，看到此景亦禁不住浑身发抖，以致手不能把灯，而杨椒山依然镇定自若。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杨椒山最终被杀害于西市。临刑前，他慷慨赋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诗中表达的凛然气概，听者无不动容。杨椒山的夫人张氏曾上书皇帝要求替夫受死，但皇帝未予理会。于是在杨椒山遇害的当天，杨夫人亦自缢殉夫。

　　杨椒山死后，严嵩倒台，明穆宗追赐他太常少卿，谥号忠愍。据明冯应京《月令广义》记载，杨椒山死后还被奉为北京的城隍爷。城隍，是传说中城的保护神。明初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即下旨命令京城和各府、州、县都建庙供奉本地的城隍神。

　　与其他神灵不同的是，城隍神的人物原型因城市而异。城隍神大多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多为曾在该城市为官或生活过的廉吏、忠臣、品行正直或积极行善的人，也有曾为保护城市而做出特殊贡献的英雄人物，百姓为纪念他们，而将其加以神话，供奉为“本城城隍”。

　　城隍神是人们心目中的阴间长官，百姓希望他们的英灵，能像生前一样保佑百姓、除暴安良、守护城池、惩恶扬善。朱元璋因文天祥忠于宋朝，而封他为北京的城隍爷。到了明末，因杨椒山刚正不阿而为奸臣严嵩所害是个忠臣，朝廷为了纪念他，就将他封为北京的城隍爷。因此杨椒山的宅第就改做了城隍庙，称为松筠庵。

　　清乾隆年间杨寿楠、李融巡城访知松筠庵为杨椒山故宅，曹学闵、阮葵生等人便倡议重修。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胡季堂、阮葵生等刑部官员集资修缮松筠庵，立为杨椒山专祠，名“景贤堂”。

　　在景贤堂正堂内塑有杨继盛的塑像，塑像两旁有“不与炎黄同一辈，独留清白永千年”的对联。清人戴璐的《藤阴杂记》中对此亦有记载，“松筠庵在炸子桥，庵不祀佛，塑幞头神像，相沿为城隍庙。”但遗憾的是现在塑像已无存了。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松筠庵僧心泉在庵后（西南方）建“谏草堂”，并请镌石名手张受之将杨椒山弹劾严嵩的谏章刻石，嵌于堂内墙壁上。大书法家何绍基题匾“谏草堂”，然而经过无数的磨难，谏草堂的匾额现在也已无存了。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心泉又集资在庵之西南隅修建八角“谏草亭”。现在从校场三条，还可以看到这座历尽沧桑的古亭。据沈炳垣在《谏草亭落成纪事诗并序》中记载，镌石名手张受之将杨椒山疏稿刻制完成后心血耗尽，不久即在庵亭内病逝了。据说当年心泉还在松筠庵内修筑回廊，布置假山庭院。经过他的修缮，松筠庵内回廊蜿蜒，假山叠立，花木扶疏，风雅秀丽，成为当时仕士名流集会议论时政的地方。

　　到了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松筠庵里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件。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及澎湖列岛等地给日本，并赔款二万万两白银。消息传来，全国愤慨。当时恰逢科举会试，各省应考举人会集京城准备参加会试。广东举子康有为认为这是宣传变法的好机会，他召集各省举人在松筠庵集会，会上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阐述变法强国的道理，与会举人亦是群情激愤。

　　会后大家在他起草的万言书即《上清帝第二书》上纷纷签名，要求拒签合约、变法维新，并准备将此书投递到督察院。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从松筠庵拉开了序幕……松筠庵的名字也因此被写进了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里。1926年秋天，康有为重回北京，又重访了当年松筠庵公车上书的旧址。往事如烟袭上心头，他不禁潸然泪下。次年康有为即在青岛病逝。

 　　■达智桥胡同55号中国近代史上几件重要政治事件的策源地———嵩云草堂

　　在达智桥胡同的北侧，松筠庵的斜对面是嵩云草堂。嵩云草堂也是近代史上一所著名的遗迹。其最早是明朝万历年间大学士高拱在此处购得的荒地二亩，用以建中州乡祠以备在京豫人集会之用。到清康熙十年（1671年），工部尚书汤斌正式建立了中州乡祠。咸丰时户部侍郎毛树棠，又在祠东购得地基二亩，建成河南在京最大的省级会馆———嵩云草堂。

　　同治末年，兵部尚书毛昶煦、袁保恒（袁世凯的从叔）等人又筹资在会馆内修建了精忠祠，供奉岳飞像，进行祭祀。1895年公车上书时，嵩云草堂与松筠庵一起做过各省举子集会、签名的场所。

　　据曾任袁世凯的秘书,嵩云中学董事长,建国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的宋庚荫先生回忆,当年他亲眼看见举子们,从广东会馆及嵩云草堂两处出发,在宣武门外集合,再列队到督察院去。但也许由于在历史上嵩云草堂不如松筠庵有名，因此知者甚少。

　　1898年，康有为和御史李盛铎发起成立保国会。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在北京、上海设两总会，各省府会设立分会，嵩云草堂成为保国会在北京的一处重要会所。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曾在此处开会议事，他们还将《保国会叙》“榜于会所”。后来袁世凯进京时曾经居住在嵩云草堂内。张勋等人也曾经在嵩云草堂里秘密筹划过清帝复辟等事宜。

　　民国初年，南北议和之际，因暗杀清朝摄政王载沣而被捕入狱的汪精卫，从清朝刑部的监狱中释放出来时，作为南方代表之一，他与袁世凯之长子袁克定义结金兰后，就下榻于嵩云草堂的“池北精舍”。后来为支持袁世凯，汪精卫与杨度、袁克定等人还曾在嵩云草堂筹划组织“国事共济会”等事宜。

　　清末民初时河南旅京豫人为解决子女就读问题，还曾将嵩云草堂辟为河南公立旅京豫学堂，以后学校更名为京兆私立河南中学，1928年河南中学改名为北平市私立嵩云中学。解放后，嵩云中学与燕冀中学合并为北京市第十四中学(原址改为上斜街二小)。然而几经变迁，现在达智桥胡同里，已经找寻不到嵩云草堂当年的踪迹了。

　　■金井胡同1号记录一代法学宗师生命最辉煌的地方———沈家本故居

　　金井胡同是一条南北向的胡同，连接了达智桥胡

　　同和上斜街。整条胡同很短，算来也就百步之长吧。在胡同的把口处就是一号院。一号院是一所普通的院子，从外观上看与胡同里其他院子没什么区别。

　　那日我匆匆地要从达智桥胡同去上斜街，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它。然而蓦然地不知为什么，在潜意识里我回了一下头，院墙上一块小白牌子吸引了我的注意。“沈家本故居”几个字跳入了我的眼中。

　　沈家本的名字对于每一个学过法律的人都不陌生，上学时三尺讲台上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提起沈家本的名字时，眼中流露出的那种无比敬重的光芒，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但是这也仅局限于法律界，在法律界以外，知道沈家本的人恐怕寥寥无几。

　　沈家本，字子淳。他生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浙江归安（今吴兴县）人，是近代著名法学家。他对于清末立法的改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中国法学的研究，开创了中国法制现代化之先河，成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奠基者。沈家本书稿《沈寄簃先生遗书》，为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必读文献。

　　虽然沈家本取得了如此的成就，但他的一生却颇为坎坷。沈家本所处的时代是多事之秋，那时国家内忧外患，受外强欺掠。咸丰十一年（1861年）时，沈家本得“援例以郎中分刑部”，从此开始了他在刑部任职的生涯。但是此后沈家本屡次参加科举考试不中，年近四十而职务又久久不得升迁，使得他郁郁不得志。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刑部任职近30年之久的沈家本终于得到举荐，出任天津知府。二十三年（1897年）又调任保定知府，二十六年（1900年）再调直隶通永道，本是一帆风顺的仕途，不料未及赴任，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仓皇西逃。

　　闰八月，八国联军攻占保定，沈家本被俘。被囚受辱九个月后沈家本被释放。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回到北京，任刑部右侍郎、左侍郎，成为刑部大员。也就是在这一年，沈家本买下了金井胡同破落的吴兴会馆的宅院住了下来。沈家本住进金井胡同的宅院后，在院中修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藏书楼，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枕碧楼。

　　枕碧楼内藏有沈家本毕生收集的图书5万余卷。沈家本的多部著作也都是在这里写成的，如《枕碧楼偶存稿》、《枕碧楼丛书》等。1911年后沈家本辞去修订法律大臣和资政院副总裁两项职务后，躲入小楼，专心著述和整理旧作，直到1913年病逝。

　　沈家本一生命运的转折，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这一年，沈家本和伍廷芳被任命为修订法律的大臣。到宣统二年(1910年)，沈家本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大清新刑律》的修订，结束了中国法律几千年来“刑民不分”的历史。取消了“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沈家本在修订《刑律》的同时，本着“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的宗旨，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法律和著述。

　　沈家本还一直十分重视法律人才的培养，他曾建议设立法律学堂———中国第一所近代新式法律学堂，培养了大批法律人才。沈家本还主持和参与编订了《刑事诉讼法草案》、《民事诉讼法草案》、《大清民律草案》、《大清商律草案》等，在这近十年的工作中，沈家本谱写出了他生命中最辉煌的一页。

　　怀着对先人的崇敬，我走进了这所宅院。院子里曲曲折折已无了当年的样子。在院子的入口处，我发现了那座枕碧楼。木楼年久失修，一副风烛残年的样子。踏上吱吱作响的楼梯，一颗心不禁悬了起来，恐怕破旧的楼梯，难以承受我的重量。每走一步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想沈家本主持修订清朝旧律，冲击了传统的纲常名教，受到朝野上下的攻击，他以年迈之躯应对，大概也有如登危楼之感吧。登上顶层，四周低矮的平房尽收眼底，一句唐诗蓦然袭上心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也许就是沈家本修建枕碧楼的深意吧。远处传来养鸽人家信鸽飞来的哨声，哨声忽远忽近仿若为这位法学宗师唱起的赞歌。

　　■上斜街50号奏响晚清思想界的最强音———龚自珍故居

　　沿金井胡同往北，就是上斜街。北京的街巷大都是横平竖直的，斜街较少。这条上斜街算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了。在这条斜街里居住了一位晚清著名的思想家———龚自珍。

　　大多数人认识龚自珍恐怕都是缘于上学时学到的《己亥杂诗》，诗中作者气概磅礴的呐喊，“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震动了整个晚清时代的思想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龚自珍一生做诗有数百首之多，且这些诗词雄奇瑰丽、不同凡响，开创了晚清一代诗文的新生面。因此许多人认为他只是晚清时代的诗人，实际上龚自珍在思想界的影响远远大于他的诗文。 　　龚自珍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他家是累代官宦的书香门第。龚自珍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自孩提时，其母即在灯前帐下教授他古诗文词，这也许就奠定了他以后出众的文采。

　　在道光六年（1826年）时，34岁的龚自珍搬进了位于现在上斜街50号的这所宅院里。他在这里居住了5年。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时，龚自珍将这所宅院卖给了广东巨商潘仕成后，不久他就怅然地离开了京城回到故乡。潘仕成买下这所宅院后又将它赠与了广东番禺的同乡会，同乡会将宅院改作了番禺会馆，成了一批又一批番禺应试举子们在京城的落脚点。据居住在宅院里的老居民讲，宅院的大门、后花园、戏台、假山和亭子原来还有，但是在“文革”后期却被拆毁了，现在的院子已是普通的民居，难以找寻到当年的影子了。

　　龚自珍生活的年代，正处在清朝从康乾盛世走向衰败的时期，思想活跃的龚自珍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与好友魏源、林则徐、黄爵滋等人经常聚会在一起畅谈国事，议论形势。他们在相互往来，交流思想，撰文写诗中共同形成了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思想。龚自珍则是这一经世思想杰出的代表人物。

　　面对社会上的种种黑暗和腐朽，龚自珍进而提出了削弱君权、改革八股、严禁鸦片、武力防卫等变法革新的主张。他的这些主张开启了近代中国爱国反帝思想之先河。他的许多思想对于后世影响很大，特别是对于戊戌维新思想的发展都有启蒙的作用。正如梁启超所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这一时期。”

　　从龚自珍的变法革新思想到后来的“公车上书”再到沈家本的立法改革，无不与宣武门外的这片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其中似乎是暗含着某种历史的巧合吧。

　　本期“悠客”出场：鹿璐

　　从小生长在北京皇城内，听着京腔京韵长在北京。热爱这座美丽而古老的城市。学的是法律却更爱历史，在繁忙的

　　工作之余，时常拿起相机，游走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去探寻城市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古迹和古迹后面那些有韵味的老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