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门外的老故事
■制图/嘟嘟 ■松筠庵大门 ■沈家本故居大门 ■枕碧楼 ■从胡同中看谏草亭外景 鹿璐 【历史背景】 到了清代,宣武门外逐渐发展了起来。清军进入北京城后,即在内城圈地安置八旗军队,顺治元年(1644年)即正式提出“京都兵民分城居住”。顺治五年(1648年)又颁布谕令“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北京城形成了“兵民分置、满汉分治”的局面。因此所有汉人无论官职高低、贫富贵贱均居住在外城。有些汉族官员为了上朝方便,大多愿意选择居住在离内城较近的地方,这就使得宣武门外地区逐渐发展了起来。 促成宣武门外发展起来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科举考试。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又是顺天府衙署所在地。每逢子、午、卯、酉年,顺天府乡试在北京举行。每逢丑、辰、未、戌年,全国会试也在北京举行。 宣武门外的SOGO商厦是北京著名的引领时尚潮流的地方。但是不知您是否注意到在SOGO商场的西面与它仅一街之隔的地方,坐落着几条平常而略显土气的街巷,它们与SOGO的热闹时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仿若是来自于两个不同的世界…… 宣武门为北京内城南面西侧之门,元时称顺承门。明定都北京后,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将城墙向南拓扩,正统四年(1439年),重新修了城楼、瓮城、城濠及桥闸,并把城门改名宣武门。历经明、清至今仍用此名。宣武门城门及城墙于20世纪60年代拆除。宣武门城门外护城河亦同时改为暗河。 宣武门门楼以西原设有一水关,城内雨水与污水可沿明濠顺此排入南护城河。据史料记载,在明朝时期宣武门外就有凉水河,明正统五年(1440年)六月,天雨连绵,宣武门街西的河流决堤,与街东的河流汇合,两条河水泛滥,淹没了岸边的民居。实际在明朝以前宣武门西一带河流交汇,杂草丛生,人口较少,一直是军队驻扎之所。 那时全国从西面和南面来应试的举子,从永定河、卢沟桥经广安门到宣武门,进入内城,因此宣武门成为他们进入内城最近的处所。再加上汉人居住在外城的政策,这些举子们大都会在宣武门附近找处所居住,因此宣武门外这片地区会馆林立。 在宣武门外,从校场口胡同到上斜街的几条胡同内,就云集了几十家会馆。由于各地士子云集,使得这一带成为晚清时期京城内思想较为活跃的地方。著名的“公车上书”就发生在这里。这里还曾经是清末民初一些重要政治事件的策源地。在达智桥胡同、金井胡同、上斜街这三条毗邻的胡同中还出现了数位影响了历史的重要人物。 ■达智桥胡同12号在中国近代史课本上留有一席之地的名字———松筠庵 清朝以前达智桥胡同所在地本不是胡同,仅是一条河沟。这条河沟由西向东流淌,与从宣武门向南流的河沟汇合在一起,在两沟汇合处建有一座小桥。清初时这里曾经驻扎着满蒙的骑兵,因当时的汉人将蒙古人称为“鞑子”,附近居民就将此桥称为“鞑子桥”。这一地区也就叫了鞑子桥。后来河沟被填平形成了胡同,胡同也因桥得名为“鞑子桥胡同”。1912年后胡同名雅化为“达智桥”。 达智桥胡同的12号就是有名的松筠庵。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名人都与此地有关,一位是明朝敢说敢为的铮铮忠臣,做过北京城隍爷的杨椒山,另一位就是清末领导了戊戌变法的康有为。 松筠庵的第一位主人就是明朝忠臣杨椒山。杨椒山名继盛,字仲芳,号椒山,河北容城人。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杨椒山举家迁入了位于现在达智桥胡同12号的宅院。杨椒山生性耿直,嫉恶如仇。先因反对仇鸾同俺答妥协而被贬职,复被起用后,又因弹劾奸臣严嵩十大罪状,而遭诬陷下狱,狱中三载受尽酷刑。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杨椒山最终被杀害于西市。临刑前,他慷慨赋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诗中表达的凛然气概,听者无不动容。杨椒山的夫人张氏曾上书皇帝要求替夫受死,但皇帝未予理会。于是在杨椒山遇害的当天,杨夫人亦自缢殉夫。 杨椒山死后,严嵩倒台,明穆宗追赐他太常少卿,谥号忠愍。据明冯应京《月令广义》记载,杨椒山死后还被奉为北京的城隍爷。城隍,是传说中城的保护神。明初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即下旨命令京城和各府、州、县都建庙供奉本地的城隍神。 与其他神灵不同的是,城隍神的人物原型因城市而异。城隍神大多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多为曾在该城市为官或生活过的廉吏、忠臣、品行正直或积极行善的人,也有曾为保护城市而做出特殊贡献的英雄人物,百姓为纪念他们,而将其加以神话,供奉为“本城城隍”。 城隍神是人们心目中的阴间长官,百姓希望他们的英灵,能像生前一样保佑百姓、除暴安良、守护城池、惩恶扬善。朱元璋因文天祥忠于宋朝,而封他为北京的城隍爷。到了明末,因杨椒山刚正不阿而为奸臣严嵩所害是个忠臣,朝廷为了纪念他,就将他封为北京的城隍爷。因此杨椒山的宅第就改做了城隍庙,称为松筠庵。 清乾隆年间杨寿楠、李融巡城访知松筠庵为杨椒山故宅,曹学闵、阮葵生等人便倡议重修。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胡季堂、阮葵生等刑部官员集资修缮松筠庵,立为杨椒山专祠,名“景贤堂”。 在景贤堂正堂内塑有杨继盛的塑像,塑像两旁有“不与炎黄同一辈,独留清白永千年”的对联。清人戴璐的《藤阴杂记》中对此亦有记载,“松筠庵在炸子桥,庵不祀佛,塑幞头神像,相沿为城隍庙。”但遗憾的是现在塑像已无存了。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松筠庵僧心泉在庵后(西南方)建“谏草堂”,并请镌石名手张受之将杨椒山弹劾严嵩的谏章刻石,嵌于堂内墙壁上。大书法家何绍基题匾“谏草堂”,然而经过无数的磨难,谏草堂的匾额现在也已无存了。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心泉又集资在庵之西南隅修建八角“谏草亭”。现在从校场三条,还可以看到这座历尽沧桑的古亭。据沈炳垣在《谏草亭落成纪事诗并序》中记载,镌石名手张受之将杨椒山疏稿刻制完成后心血耗尽,不久即在庵亭内病逝了。据说当年心泉还在松筠庵内修筑回廊,布置假山庭院。经过他的修缮,松筠庵内回廊蜿蜒,假山叠立,花木扶疏,风雅秀丽,成为当时仕士名流集会议论时政的地方。 到了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松筠庵里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件。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及澎湖列岛等地给日本,并赔款二万万两白银。消息传来,全国愤慨。当时恰逢科举会试,各省应考举人会集京城准备参加会试。广东举子康有为认为这是宣传变法的好机会,他召集各省举人在松筠庵集会,会上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阐述变法强国的道理,与会举人亦是群情激愤。 会后大家在他起草的万言书即《上清帝第二书》上纷纷签名,要求拒签合约、变法维新,并准备将此书投递到督察院。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从松筠庵拉开了序幕……松筠庵的名字也因此被写进了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里。1926年秋天,康有为重回北京,又重访了当年松筠庵公车上书的旧址。往事如烟袭上心头,他不禁潸然泪下。次年康有为即在青岛病逝。 ■达智桥胡同55号中国近代史上几件重要政治事件的策源地———嵩云草堂 在达智桥胡同的北侧,松筠庵的斜对面是嵩云草堂。嵩云草堂也是近代史上一所著名的遗迹。其最早是明朝万历年间大学士高拱在此处购得的荒地二亩,用以建中州乡祠以备在京豫人集会之用。到清康熙十年(1671年),工部尚书汤斌正式建立了中州乡祠。咸丰时户部侍郎毛树棠,又在祠东购得地基二亩,建成河南在京最大的省级会馆———嵩云草堂。 同治末年,兵部尚书毛昶煦、袁保恒(袁世凯的从叔)等人又筹资在会馆内修建了精忠祠,供奉岳飞像,进行祭祀。1895年公车上书时,嵩云草堂与松筠庵一起做过各省举子集会、签名的场所。 据曾任袁世凯的秘书,嵩云中学董事长,建国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的宋庚荫先生回忆,当年他亲眼看见举子们,从广东会馆及嵩云草堂两处出发,在宣武门外集合,再列队到督察院去。但也许由于在历史上嵩云草堂不如松筠庵有名,因此知者甚少。 1898年,康有为和御史李盛铎发起成立保国会。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在北京、上海设两总会,各省府会设立分会,嵩云草堂成为保国会在北京的一处重要会所。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曾在此处开会议事,他们还将《保国会叙》“榜于会所”。后来袁世凯进京时曾经居住在嵩云草堂内。张勋等人也曾经在嵩云草堂里秘密筹划过清帝复辟等事宜。 民国初年,南北议和之际,因暗杀清朝摄政王载沣而被捕入狱的汪精卫,从清朝刑部的监狱中释放出来时,作为南方代表之一,他与袁世凯之长子袁克定义结金兰后,就下榻于嵩云草堂的“池北精舍”。后来为支持袁世凯,汪精卫与杨度、袁克定等人还曾在嵩云草堂筹划组织“国事共济会”等事宜。 清末民初时河南旅京豫人为解决子女就读问题,还曾将嵩云草堂辟为河南公立旅京豫学堂,以后学校更名为京兆私立河南中学,1928年河南中学改名为北平市私立嵩云中学。解放后,嵩云中学与燕冀中学合并为北京市第十四中学(原址改为上斜街二小)。然而几经变迁,现在达智桥胡同里,已经找寻不到嵩云草堂当年的踪迹了。 ■金井胡同1号记录一代法学宗师生命最辉煌的地方———沈家本故居 金井胡同是一条南北向的胡同,连接了达智桥胡 同和上斜街。整条胡同很短,算来也就百步之长吧。在胡同的把口处就是一号院。一号院是一所普通的院子,从外观上看与胡同里其他院子没什么区别。 那日我匆匆地要从达智桥胡同去上斜街,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它。然而蓦然地不知为什么,在潜意识里我回了一下头,院墙上一块小白牌子吸引了我的注意。“沈家本故居”几个字跳入了我的眼中。 沈家本的名字对于每一个学过法律的人都不陌生,上学时三尺讲台上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提起沈家本的名字时,眼中流露出的那种无比敬重的光芒,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但是这也仅局限于法律界,在法律界以外,知道沈家本的人恐怕寥寥无几。 沈家本,字子淳。他生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浙江归安(今吴兴县)人,是近代著名法学家。他对于清末立法的改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中国法学的研究,开创了中国法制现代化之先河,成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奠基者。沈家本书稿《沈寄簃先生遗书》,为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必读文献。 虽然沈家本取得了如此的成就,但他的一生却颇为坎坷。沈家本所处的时代是多事之秋,那时国家内忧外患,受外强欺掠。咸丰十一年(1861年)时,沈家本得“援例以郎中分刑部”,从此开始了他在刑部任职的生涯。但是此后沈家本屡次参加科举考试不中,年近四十而职务又久久不得升迁,使得他郁郁不得志。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刑部任职近30年之久的沈家本终于得到举荐,出任天津知府。二十三年(1897年)又调任保定知府,二十六年(1900年)再调直隶通永道,本是一帆风顺的仕途,不料未及赴任,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仓皇西逃。 闰八月,八国联军攻占保定,沈家本被俘。被囚受辱九个月后沈家本被释放。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回到北京,任刑部右侍郎、左侍郎,成为刑部大员。也就是在这一年,沈家本买下了金井胡同破落的吴兴会馆的宅院住了下来。沈家本住进金井胡同的宅院后,在院中修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藏书楼,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枕碧楼。 枕碧楼内藏有沈家本毕生收集的图书5万余卷。沈家本的多部著作也都是在这里写成的,如《枕碧楼偶存稿》、《枕碧楼丛书》等。1911年后沈家本辞去修订法律大臣和资政院副总裁两项职务后,躲入小楼,专心著述和整理旧作,直到1913年病逝。 沈家本一生命运的转折,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这一年,沈家本和伍廷芳被任命为修订法律的大臣。到宣统二年(1910年),沈家本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大清新刑律》的修订,结束了中国法律几千年来“刑民不分”的历史。取消了“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沈家本在修订《刑律》的同时,本着“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的宗旨,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法律和著述。 沈家本还一直十分重视法律人才的培养,他曾建议设立法律学堂———中国第一所近代新式法律学堂,培养了大批法律人才。沈家本还主持和参与编订了《刑事诉讼法草案》、《民事诉讼法草案》、《大清民律草案》、《大清商律草案》等,在这近十年的工作中,沈家本谱写出了他生命中最辉煌的一页。 怀着对先人的崇敬,我走进了这所宅院。院子里曲曲折折已无了当年的样子。在院子的入口处,我发现了那座枕碧楼。木楼年久失修,一副风烛残年的样子。踏上吱吱作响的楼梯,一颗心不禁悬了起来,恐怕破旧的楼梯,难以承受我的重量。每走一步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想沈家本主持修订清朝旧律,冲击了传统的纲常名教,受到朝野上下的攻击,他以年迈之躯应对,大概也有如登危楼之感吧。登上顶层,四周低矮的平房尽收眼底,一句唐诗蓦然袭上心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也许就是沈家本修建枕碧楼的深意吧。远处传来养鸽人家信鸽飞来的哨声,哨声忽远忽近仿若为这位法学宗师唱起的赞歌。 ■上斜街50号奏响晚清思想界的最强音———龚自珍故居 沿金井胡同往北,就是上斜街。北京的街巷大都是横平竖直的,斜街较少。这条上斜街算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了。在这条斜街里居住了一位晚清著名的思想家———龚自珍。 大多数人认识龚自珍恐怕都是缘于上学时学到的《己亥杂诗》,诗中作者气概磅礴的呐喊,“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震动了整个晚清时代的思想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龚自珍一生做诗有数百首之多,且这些诗词雄奇瑰丽、不同凡响,开创了晚清一代诗文的新生面。因此许多人认为他只是晚清时代的诗人,实际上龚自珍在思想界的影响远远大于他的诗文。 龚自珍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他家是累代官宦的书香门第。龚自珍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自孩提时,其母即在灯前帐下教授他古诗文词,这也许就奠定了他以后出众的文采。 在道光六年(1826年)时,34岁的龚自珍搬进了位于现在上斜街50号的这所宅院里。他在这里居住了5年。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时,龚自珍将这所宅院卖给了广东巨商潘仕成后,不久他就怅然地离开了京城回到故乡。潘仕成买下这所宅院后又将它赠与了广东番禺的同乡会,同乡会将宅院改作了番禺会馆,成了一批又一批番禺应试举子们在京城的落脚点。据居住在宅院里的老居民讲,宅院的大门、后花园、戏台、假山和亭子原来还有,但是在“文革”后期却被拆毁了,现在的院子已是普通的民居,难以找寻到当年的影子了。
面对社会上的种种黑暗和腐朽,龚自珍进而提出了削弱君权、改革八股、严禁鸦片、武力防卫等变法革新的主张。他的这些主张开启了近代中国爱国反帝思想之先河。他的许多思想对于后世影响很大,特别是对于戊戌维新思想的发展都有启蒙的作用。正如梁启超所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这一时期。” 从龚自珍的变法革新思想到后来的“公车上书”再到沈家本的立法改革,无不与宣武门外的这片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其中似乎是暗含着某种历史的巧合吧。 本期“悠客”出场:鹿璐 从小生长在北京皇城内,听着京腔京韵长在北京。热爱这座美丽而古老的城市。学的是法律却更爱历史,在繁忙的 工作之余,时常拿起相机,游走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去探寻城市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古迹和古迹后面那些有韵味的老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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