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中寻找张中行与沙滩的故事

■张中行先生在母校———北大沙滩红楼旧址

■张中行、杨沫曾居住过的沙滩银闸胡同

■沙滩后街，人民教育出版社院内原北大二院数学系旧址

■电影《青春之歌》的剧照，该片的某些场景也选中了景山沙滩一带。

流年碎影中寻找张中行与沙滩的故事

吴海涛
　　【历史文化背景】

　　沙滩其实是与古河道有关的地名，大致包括今天五四大街、沙滩前后街到北池子北口等交织而成的一片区域。原本皇城根儿下的这片地方无以名世，但是1898年北大的建立，尤其蔡元培先生“开门办学”的方针实施之后，却使这里一度成为中国文化精英荟萃之所。当张中行于1931年进入北大时，北大在沙滩的校区分为三处：红楼的一院、马神庙的二院、北河沿的三院。入校伊始，张中行就和每一处校区都有了瓜葛。瓜葛最深的当然是即将求学的红楼文学院，其次就是在北河沿三院（法学院）住过近一年的男生宿舍。至于马神庙的二院，则只是投考报名和考后发榜的所在，看似瓜葛最浅，却不料，这里恰恰又成为他后半生安身立命之所，此是后话。

　　对于初入北京的青年张中行来说，沙滩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地名。但随着漫长一生的缓缓吐纳，他熟悉了沙滩的每一处角落。更重要的是，这块地面上曾经过往的男女老少，这里曾有过的悲欣冷暖，在这里流逝的青年、中年、老年段段时光，都伴随着“沙滩”这个地名逐渐渗入了他的精神、气质和血液。于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就自有了一片“沙滩”，这是属于张中行的沙滩。

　　沙滩红楼，是奠定张中行一生学术根基、价值追求和人生信念的地方。在他晚年的绝世文章中，饱含着浓浓的北大情怀，最典型的是红楼“家风”、红楼精神和红楼传统。

　　余生也晚，当有幸于2000年进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位于沙滩后街55号)的时候，我只能听一些年长同事为我描绘先生前几年如何端坐办公室一隅，独自看报的场景。也就是说，直到去世的前几年，行公瘦高颀长的身影还在沙滩一带出没。此时距离他1931年踏入沙滩红楼的老北大校门，已是倏忽又七十载了。

　　《负暄琐话》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张氏怀旧散文的“开山”力作。起首的几篇就是《红楼点滴》（一、二、三），标示着老先生对于自己红楼出身的怀念和自豪。对于红楼的精神，他概括为几个方面。首先，自由散漫的一面。用今天的眼光看，老北大教学管理或者是考勤管理不严，“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有时教师上完一学期课竟发现底下听课的没有一个真正选课，都是旁听生。张中行认为，这种随便是老北大不变的“家风”。

　　其次，北大还有严正的一面。在教师之间、在师生之间，提倡坚持己见，维护真理，维护每个人表达各自见解的权利。与此相应，对任何人的任何思想也都可以表示怀疑和追根问底。张中行对此表述为“红楼的传统”。基于以上两点就有了第三种精神，容忍。“红楼的风气是我干我的，你干你的，各不相扰”，“这里是只要学有专长，其他一切都可以凑合”。

　　关于老北大这些精神内涵，也许今天听起来都已经不新鲜。但真正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通过生动鲜活的人物和件件琐事，将这种精神生气淋漓地展示给现实社会，张中行是先行者。他的“人文怀旧”散文曾在社会上获得了巨大反响。北大著名学者陈平原先生说：“80年代后期，张中行出版《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大家都叫好。这好，一半属于张先生的生花妙笔，另一半则应归结为老北大人物的气韵生动。”的确，在红楼求学的四年，张中行获取的不仅仅是一张北大的文凭，更多的是红楼人物、红楼家风、红楼传统所挟带的神韵和气质。在沙滩行走的这段时光，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根基、价值追求和人生信念。

　　■其实，中国现代史上还有很多赫赫有名者都曾在沙滩一带活动过，如毛泽东、瞿秋白、沈从文、柔石、曹靖华等。当然，还应加上一个文学虚拟人物———“林道静”。

　　要说红楼精神中对张中行影响最深的，还应当说是“宽容和容忍”。他说：“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有了这样一种修养和气度，我们就不难理解多年以来，他一直不愿就“余永泽”这个他认为的“文学形象”进行任何辩护。他坚持认为，那是别人小说创作的自由，而非刻意诽谤。同时，在他的众多回忆散文中，对沙滩红楼特有的“宽容”精神情有独钟，着墨尤多。

　　因为红楼求学环境的“包容和宽松”，导致大量旁听生蜂拥而至。张中行对此表示非常赞许，“有一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没有上学而同样求学，还有些人，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了，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于是都踊跃地来校旁听”。

　　在张中行的北大时代，沙滩一带就是这样一个富有朝气和活力的开放空间。众多求知若渴的北大“边缘人”在红楼的“宽容”下，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的学术理想。他们和张中行等北大“槛内人”一同构建了三十年代沙滩的文化生态。这也是张中行所真心欣赏的一种宽容的“北大”氛围。他说，在这些“边缘人”当中，不乏藏龙卧虎之辈，“如胡也频、丁玲等就都在这里生活过”。其实，中国现代史上还有很多赫赫有名者都曾在沙滩一带活动过，如毛泽东、瞿秋白、沈从文、柔石、曹靖华等。当然，还应加上一个文学虚拟人物———“林道静”。在杨沫创作的小说《青春之歌》中，有过这样的对话，“小俞的脸白了，她以为道静又遭遇了什么不幸的事故。‘没有什么。’晓燕冷淡地说，‘她在北大旁听呢。’”（青春之歌－第二部三十七章）

　　林道静这段情节，自然是根源于作者杨沫亲身的生活体验。当张中行在沙滩这个地方遭遇到杨沫，他的一生注定要烙上一道极深的印痕。

　　■沙滩银闸胡同，是负载张中行和杨沫爱恨恩怨的地方。作为青年时代的初恋情人，张中行和杨沫只在沙滩共同生活了五年不到的时间。可这五年中的恩怨是非，却在大半个世纪中，成为世人不断追寻真相的“历史公案”。

　　如果张中行没有在晚年完成数百万言的学术和散文创作，大多数国人将会遗忘掉他的名字，而只牢牢记住《青春之歌》中杨沫塑造的那个消极形象———“余永泽”。作为青年时代的初恋情人，张中行和杨沫只在沙滩共同生活了五年不到的时间。可这五年中的恩怨是非，却在大半个世纪中，成为世人不断追寻真相的“历史公案”。

　　张中行关于这段往事的简短追忆中，对于沙滩生活的这段时光仅寥寥数语。“此后，我们的生活由交织的两种因素支配着。一种是穷困，因为我还在上学，就只好仍是她在外面工作。另一种是希望长相聚，因而只要可能，就在沙滩一带租一两间民房，用小煤火炉做饭，过穷苦日子。这样的日子，有接近理想的一面，是都努力读书……也有远离理想的一面，是我们的性格都偏于躁，因而有时为一点点琐事而争吵，闹得都不愉快。”（《流年碎影———婚事》）张中行笔下的这些儿女情事，平常无奇，使人无法参透其中埋藏着什么解不开的恩怨。我似乎还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燕园就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和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一起在校园围墙外租住着小平房。自己生火、取暖、做饭，也甜蜜，也争执，也怄气……

　　于是，在早春的一个午后，我又回到了沙滩。想紧贴着这片我曾经熟悉的土地感悟出一些东西。从喧闹的五四大街我拐进了一条叫“银闸”的曲折胡同，这里老式寂静的院落、悠闲的人物，似乎让岁月也无端慢下了脚步。张中行在《负暄琐话———银闸人物》一文中，曾介绍，“银闸是北京临近紫禁城东北角的一条小巷，北口外是大家熟悉的‘沙滩’……那是三十年代初，我住在巷内路南的一个小院落里。……我住在西屋，大概有两年吧，柴米油盐，喜怒恩怨，大部分化为云烟……”也就是在这篇文字中，我们隐约窥到了一个“妻”的形象。文章大略是说邻里人物有一些稀见的言行，小夫妻回斗室内描摹回味，窃窃私笑，别有情趣。梳理张中行个人的婚姻经历，我们不难判断，三十年代初他笔下称之为“妻”的这位女性正是杨沫。他们栖身的小院落正是当时银闸胡同里的“大丰公寓”，如今这里钉着门牌“银闸胡同26号”，早已变成了寻常百姓家。

　　张中行说，他有时也常会步行从这些故地经过，“望望此处彼处，总是想到昔日，某屋内谁住过，曾有欢笑，某屋内谁住过，曾有泪痕。屋内是看不见了！门外的大槐树仍然繁茂，不知为什么，见到它就不由得暗诵《世说新语》中桓大司马（温）的话‘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东晋桓温所吟诵的这句话，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称引以感伤生命的迅速消逝，同时也包含着浓浓的怀旧情绪。在《流年碎影———婚事》一文中，张中行明确表示自己这种感慨，是有怀念杨沫的成分在其中的，“这人是可怀念的人，虽然今雨不来，旧雨是曾经有的，这就好。”

　　读着以上这些文字，我感受到这个有些忧郁气质的写作者，已经不是名满天下的散文大家张中行，更不是负心薄情的“余永泽”，他只是一个和我一样普通的男人。在世事中沉浮起落的同时，他不时会想起以往岁月中的某些人物和某些角落。何况，这里有他年少时代的初恋，尽管短暂但却有着刻骨的印象。

　　初恋的经历对于杨沫来说也是刻骨的。这段失败的婚姻，促使她诀别了沙滩和以往的生活轨迹，义无返顾地投身到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的洪流中。而张中行此后也暂别了沙滩，揣着一张北大的毕业证，去往天津、保定和北京城里的各个角落，谋求一份可以“利生”的职业，实践着一个普通小民的“顺生”之道。十几年里，他做过夜校、中学、大学及家庭教师，甚至还给寺院和尚们上过课，编过刊物、报纸，也做过图书馆职员……当然，在此期间他一直延续在沙滩红楼陶冶出来的旨趣，沿着老北大赋予的“怀疑和追根问底”的学术精神，执着地探究、思考人生哲学命题。此时，离开沙滩的杨沫也在轰轰烈烈的革命熔炉里，坚持着自己的文学理想。她一直在积累人生阅历和磨砺文字，酝酿着自己的传世之作。

　　■今天沙滩后街55号人民教育出版社所在，是张中行母校老北大的二院旧址。在这里，他像品味苦茶一样思考和践行着“顺生论”。

　　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重新进城后的杨沫正在集中精力创作《青春之歌》。而此时，张中行的人生轨迹却又转回了沙滩。解放后，他被分配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并在这里供职了大半生。这个专以中小学基础教育教材编写、出版为主业的文化单位，后来长期驻留在今天的沙滩后街55号。很巧，这里正是张中行那已经西迁燕园的母校———北京大学第二院（理学院）的旧址。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次迁转不同以往，“已经不再是飘流，而是有回家之感。何以言之？是因为这新迁之地乃母校的一部分”。他还记得自己当年揣着师范文凭前来北大报考登记，就在这院子中的一个角落里。正所谓机缘前定，青年张中行一定不会想到自己的一生要和这个地方如此难舍难弃。

　　从1955年到60年代末，张中行一直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名普通编辑，默默在缘分的轨迹中耕耘自己内心的那片“沙滩”。他凭着过硬的学术素养，勤勉地履行着自己的工作职责。同时，他还利用业余时间承揽了不少编撰语法书稿的活儿，主要是为了获得一些“外快”来维持家中老小的生计。他自己对此是有颇多感慨，“想到为衣食、为养育孩子而写自己本不想写的，终于不能不感到辛酸……为了活，就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的确，“为了活”，这其实就是张中行晚年大作《顺生论》的核心命题。“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作为小民来讲，要能活，并能活得好一些。只有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以后不断的“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大跃进”，一直到“文革”……在多次疾风暴雨的运动中，命运多舛的张中行在沙滩这个地方隐忍地践行着自己的人生哲学。

 　　■这段情缘短暂却刻骨，一个叫“余永泽”的虚拟人物从此与张中行的生命轨迹若即若离、挥之不去。

　　与此同时，另一种形象的“张中行”却在沙滩之外的广阔天地间被迅速张扬和传播着。尽管在张中行后来众多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他提及“余永泽”给他的生活带来过什么直接影响，但这似乎是无法回避的。可以试想，张中行所到之处，不时有人指点耳语，“瞧，《青春之歌》的余永泽来了。”当事人该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压力？多年以后，杨沫的儿子，作家老鬼从自己的角度想象着“成名”后张中行的生活状态：

　　“随着《青春之歌》（1959年）被改编成电影、京剧、评剧、话剧、评弹、歌剧、小人书……书中的人物也都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张中行这个母亲的前夫，日子开始不好过，人们对他冷眼相看。认为他就是小说中的余永泽，自私、落后、庸俗的典型。无形中，他被母亲的这本书弄得灰头土脸，在单位里抬不起头。”（老鬼《母亲杨沫》）

　　显然，老鬼认为母亲杨沫所塑造的“余永泽”的形象，一定给张中行一生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他分析张中行“虽然学识渊博，业务能力很强，却长期不受重用，运动一来，率先受审查。‘文革’中他被发配到安徽凤阳劳动改造。其间，被批斗三次。……后被遣返回原籍，一贫如洗，饱尝了世间炎凉。直到80年代，还默默无闻。”这一切，“不能说与母亲的《青春之歌》没有一点关系。”

　　但是，当张中行自己回顾建国后度过的几十年时，还是更愿意将自身的处境起伏归结于社会的大环境，而非什么个人际遇。直到晚年，他谈到沙滩后街这个曾是母校旧址，又是自己得以安身立命的院落，依然充满着温暖。“自1955年起我故地重游，前前后后，出出入入，竟延续了超过四十年。心情呢，主流是有回家之感，是安慰，是感谢，难道就没有不如意的吗？当然有，因为整风，大跃进时挨饿，大革命中清扫厕所、请罪等，都是在这里过的。但我有个严格分内外的理论，是那无理无礼的荒唐事是外来的，或说由上边压下来的，并非这旧二院的土生土长。”

　　■在这里，他用最后二十年的生命厚积而薄发奠定了他一代散文大家的地位。

　　“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这老北大“旧二院”因为要扩展容量，已经进行了较大的拆建改造。年过七旬的张中行随重建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又一次踏上沙滩的土地。“万没想到，十年之后，旧府旧院大变之后，我又走入此门，过眼看字、手拿笔的生活”。就在这块自己历练过青春和理想、爱恨与情仇、荒诞和理性的沙滩故地，张中行开始了自己晚年的生命总爆发。尽管还作为出版社的“特约编审”在坚持工作，但这时候已经不需要“为稻粱谋”而过分辛劳，更重要的是“文网渐疏”，老先生终于可以一吐为快。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张中行在中国文坛上刮起了一股“老旋风”。其大量作品笔调清新、文风冲淡，叙人记事娓娓从容。其行文中饱含厚沉深邃的国学修养和哲理思考，让消沉或是暗淡了多年的旧学传统为之一振。毕竟在沉痛的文化劫难之后，我们的社会还有这样纯正的传统学者在活跃，是件值得欣喜的事。当商品大潮逐渐迷失人们的精神取向时，还有这样一个耄耋老人，牵出一脉清风，让我们在世纪末“够着了”章太炎、胡适、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那些五四人物，旧京故事。
　　真正成名后的中行老人还是恬淡地做自己的“柴门布衣”。闲暇时，他也会去沙滩红楼、银闸胡同之类的故地转转，抚摩一回旧时槐树，发出些“人何以堪”的感伤。蜗居于旧二院的某间老屋，他也会沉吟，这可曾是母校的教室啊，“我没有孟老夫子四十不动心那样的修养，有时难免有些感慨，因为抚今追昔，恰好半个世纪”，住在这间屋里可怀念的不少，“但记得最清楚的还是面壁时的岑寂，见夕照，闻雁声，常有风动而以为故人来的迷惘。幸或不幸，总算都过去了。”

　　是的，故人已经驾鹤西归，人世间的幸或不幸，总算都过去了。我站在已经不再有张中行的沙滩，心里这样说。

　　本期“悠客”出场：吴海涛

　　我生于四川，长于新疆，求学和工作于京城。就像一棵树，我被移植到这个城市，枝干在喧嚣的空气中独立呼吸和生存，但情感却像根系一样在街巷各处暗地蔓延、伸展。在城市不同角落，我的根须和别的若干根须相互触碰、缠绕，他们就成了我的爱人、师友、同事、路人……

　　2000年9月，我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撞进了”沙滩后街人民教育出版社大院。在这老院生活的五年中，有幸不时触到张中行先生的“行迹”。有年长者，常为我指引某为其居处、某为办公处、某为散步经行处。大院的东墙由厚砖砌成、白灰勾缝，看起来很有年头。据说，行公偶一抚摩这乌黑斑驳的墙身，会感叹“就它还没变，这是老北大剩下的东西……”尽管从来不曾与先生逢面，但这些“行迹”“口碑”已足以让我嗅到他的气息，这位老校友、老同事、老师长……